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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對話視角下的 “一帶一路”
發布時間: 2019/9/26日    【字體:
作者:陳東風
關鍵詞:  文明對話 一帶一路  
 
 
當前的世界,每個文明都在試圖尋找出路,并向當今處于變革與危機時代的人類文明提供可借鑒性的經驗;因此,如何有效地進行“文明對話”,已成為整個人類面臨的新問題。截至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文明的回應被普遍接納為可遵循的原則和有價值的借鑒。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生逢其時。
 
連接絲綢之路的中國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西方文明等諸多傳統及主流的文明中,中國文明是源頭。“(古代的)絲綢之路僅僅依靠中國,而完全不依靠西方。這不僅僅是由于中國發現和完成了這條通向西方的道路,而且這條路后來始終都依靠中央帝國對它的興趣,取決于該國的善意或惡意,即取決于它的任性。疆域遼闊的中國是19世紀之前世界上最富饒和最發達的國家,絲毫不需要西方及其產品。因為在中國可以得到一切,它比西方可以做的事要容易得多。”(阿里·瑪扎海里:《絲綢之路:中國-波斯文化交流史》)換句話說,在歷史上,東方文明才是人類文明的創造者,但影響當今世界的卻是東方文明的受益者——西方文明。盡管如此,東方文明依然有著無限的發展空間。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一帶一路”緣起的內在的驅動力。
 
從某個層面上可以說,“一帶一路”是一個以中國文明為起點的,向人類多元文化區域前行的旅途。
 
縱觀人類文明發展史,人類文明的發展一直不甘于地理平面的拓展。現如今“一帶一路”的發展空間不再是以往傳統的陸地和海洋的兩度空間,人類在這個層面的探索似乎已經走到了文明的地極;然而,人類的智慧和愿望,或者說,人類文明內在欲望的沖動不愿止步于此,21世紀的“一帶一路”前行空間指向的是人類夢寐以求的幾乎無限的廣闊空間。
 
正是基于這樣的自信與自覺,所以,在21世紀,“一帶一路”開啟的中國文明與人類文明的對話,不同于人類以往戰爭和殖民等碰撞模式的“文明對話”,旨在謀求地球表面的平面擴展;而是重拾“天下為公”“協和萬邦”“合舟共濟”“四海一家”的中國文明的和合語境;這不再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時代的夢想,而是一個具有生生不息生命力的文明愿景。因此,從文明發展的視角來說,21世紀的“一帶一路”的發展空間涵蓋了人類社會的農耕、游牧、航海、貿易等傳統及主流的文明圈,而這建構了“一帶一路”的超越性。
 
作為人類文明遺產的絲綢之路的意義,不是因為沿途大宗貿易和交通流量的規模,而是它所承載的東西方文明大動脈的歷史意義:“東西交通在海路交通發達以前,中央亞細亞是最普通的通道。……所以在東西交通史上或東西文明傳播史上,此地區的歷史也具有很大的意義。”(羽田亨:《西域文化史》)沿途所播撒的不同文明,在碰撞與融合中改變了自己,也改變了世界。中國文明由此走向了西方,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等由此走進了中國。
 
在曾經的絲綢之路上,中國似乎總是站在歷史的被動角色。對東西方交通,特別是陸路交通,中國史籍早有記載,而這些寶貴的史料卻僅限于服務歷朝歷代的政治和軍事目的,顯然沒有在東西方文明的交流中發揮相應的功能。中國文明與其他文明一樣,很早就已經站在了東西方交通的前沿,但卻缺失“文明對話”的自覺。
 
忽視從文明的視角來看待這一歷史現象,應該說是對中國歷史及中國文明的誤讀;但如果說歷史上的中國文明缺少“走出去”的沖動,似乎又過于輕率。由于空間概念、地理知識、交通工具的有限,也許可以這樣說,“海洋時代”以前,各大文明向外擴張或傳播步伐的半徑相差無幾;只是中國文明由于自身的謙和、內斂及同源文化地域的廣袤,始終沒有走出中國文明的半徑,故不曾與其他文明發生過主動或被動地需要修正文明走向的碰撞。
 
據現有史料顯示,希臘-羅馬文明、阿拉伯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一直在尋找、嘗試與中國文明的交流;與其他文明的主動相比,中國文明顯得相當被動。另外,中國文明不像其他文明,既遭遇文明形成初始的生存危機,又由于地緣關系,不同文明相互之間舉手投足就彼此相遇。此外,其他文明之間基本上都是隔海相臨,惟有中國文明是隔山相臨,而且還是與世界最大、最高的山脈相隔;人類文明在500年前的15世紀就進入了“航海時代”,但直到百年前的20世紀才進入“航天時代”;至此,人類文明才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打破了空間的阻隔。
 
對中國來說,21世紀的“一帶一路”是中國文明向世界文明的第一次巡禮。“一帶一路”在世界文明中的安身立命,會回歸平等的“文明對話”語境中。其實,中國文明與其他文明一樣,始終在與相遇的文明發生碰撞,只是所呈現的形態不同于其他文明碰撞的慘烈與涇渭分明。與其他文明相比,中國文明是一個享受和合的文明。中國文明仿佛有一個內在的自我束縛力,一旦遭遇自然環境的局限、阻攔或其他文明的阻力,往往自覺自愿地選擇止步不前。21世紀的“一帶一路”不同于以往的中外文明交流,在于它試圖超越這些有形無形的阻隔。
 
當21世紀的“一帶一路”主動走出中國,走向世界的時候,追求的就不再是利益的重構、整合,而是與人類文明的對話,中國文明從被動的“文明對話”轉型為主動的“文明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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