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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詮釋學視域中的大乘佛教“善巧方便”思想》
發布時間: 2019/9/26日    【字體:
作者:李廣良
關鍵詞:  《佛典漢譯、理解與詮釋研究——以善巧方便一系概念為中心》 善巧方便 大乘佛教  
 
 
最近讀完程恭讓教授的新著《佛典漢譯、理解與詮釋研究——以善巧方便一系概念為中心》,收獲頗為豐碩。
 
程恭讓教授是當代著名佛教學者,他的歐陽竟無佛學研究和星云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極大地推進了中國近現代佛教思想研究,也極大地推進了“星云模式”的人間佛教運動的現實進展。
 
正是在研究中國近現代佛教思想的過程中,他察覺到近現代中國佛教思想尤其是人間佛教思想,與大乘佛典之間存在著一種深刻的內在連系,這促使他轉向了對漢譯佛典的廣闊而深入細致的研究。這一研究結出了一系列的碩果,而其中最重要的成果便是對“善巧方便”思想的重新發現與深刻闡發。
 
程恭讓教授的漢譯佛典研究,“從根本上說,是要以佛教傳入中國過程中佛典漢譯及理解、詮釋方面的相關問題為中心,從佛教學術史及佛教思想史的角度,總結佛典漢譯、理解、詮釋問題的理論成果及歷史經驗”。(引自程恭讓著《佛典漢譯、理解與詮釋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 年。以下引文均同此書。)
 
他依據二十世紀以來的現代學術方法,深入探討了關于佛典漢譯和理解之中的學術和思想成就及其得失,新見迭出。而他之所以開展這一研究,一方面是為了更好地理解大乘佛教的思想和精神實質, 深刻把握中國佛教思想創造活動的規律,如實展現中國佛教思想的歷史進程。
 
另一方面則是“為近現代以來中國佛教思想的轉型發展問題,為新時代佛教中國化及現代人間佛教的持續健康成長, 為當代佛教文化的觀察與思考,提供理解的新角度與學術的新視野”。
 
本書以《佛母寶德藏般若伽陀》、《八千頌般若經》、《大乘善巧方便波羅蜜經》、《法華經》、《維摩經》、《勝鬘經》、《寶性論》、《瑜伽師地論》等著名大乘佛教經典的漢譯與詮釋問題作為研究個案,展開了“由點及面、由具體而抽象、由特殊而一般的相關研究”。
 
程恭讓教授指出,上述諸大乘經雖不足以概括全部的大乘佛典,但它們確實是大乘佛教經典最有特色的經典集群中的一部分。
 
“尤其是這幾部經典自身都包含著豐富而深刻的佛教思想義理,在傳譯到漢地以后,更是對中國佛教的經典詮釋學、中國佛教思想文化信仰的開展、中國佛教的創宗立派、中國近現當代佛教思想的復興等等,都發揮過并且還在發揮著重大的影響和持續的作用”。
 
所以,“以這幾部佛典深具中華思想特色的詮釋為中心, 展開佛典漢譯、理解和詮釋問題的細部及深部的研究,不僅使得我們關于初期大乘經典及其漢譯、理解課題的研究通過本書的個案式探究,得以成功的具體化”。
 
“也使得我們觀察、分析魏晉南北朝乃至隋唐時期中國佛教的經典詮釋學,及佛教思想義理建構及展開的活動,獲得了一個能夠予以觀察與評估的切實可靠的詮釋學窗口”。
 
佛典漢譯是人類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宗教翻譯工程,為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但由于梵語和古漢語的語言特性之差異及中印思想之異質性,佛典漢譯絕不僅僅是一項純粹的“翻譯”工作,其中還包含著復雜的“理解”和“詮釋”的成分。
 
程恭讓教授對此有清楚而明確的意識,所以他的研究工作既是對佛典之“漢譯”的研究,更是對佛典漢譯過程中的“理解”與"詮釋"的研究。
 
這一研究工作的難度極大, 起碼需要幾個基本的條件:深厚的語言功底,包括梵文功底和古漢語功底;詳盡的文獻收集以及扎實的文獻學基礎;嚴謹精確的哲學分析和思想詮釋。
 
程恭讓教授精通梵文,在梵漢佛典對勘方面用功極深,又諳熟漢語佛教文獻,受過嚴格的哲學訓練,這一切使得他在佛典的“漢譯”、“理解”及“詮釋”的研究方面具有天然的優勢。
 
經過二十載歲月的深入思考和精勤研究,終于形成了這部 93 萬字的學術巨著,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一個學者的心血、學養、思想和智慧,也可以看到中國佛教學術事業顯著的成就和巨大的進步。
 
本書由上、下二卷共二十個篇章構成。在上卷部分,程恭讓教授以初期大乘佛教的幾部富有特色的重要經典,如《佛母寶德藏般若伽陀》、《八千頌般若經》、《大乘善巧方便波羅蜜多經》、《法華經》、《維摩經》,以及中后期大乘佛教的兩部重要經典《寶性論》、《瑜伽師地論》的譯傳、詮釋為中心,集中展開了有關大乘佛教思想中的“善巧方便”概念的研究。
 
程恭讓教授首先以印度初期大乘經典的結集及魏晉南北朝時代佛典的漢譯、詮釋為背景,對《佛母寶德藏般若伽陀》與《八千頌般若經》兩部早期般若系經典中“善巧方便”概念的學理關聯性, 以及后來收于《大寶積經》系列的《善巧方便波羅蜜多經》中的“善巧方便”概念及思想,進行了深入細致的專題討論。
 
作者認為,《佛母寶德藏般若伽陀》的原始版本中,就內含著初期大乘佛教善巧方便概念及思想的諸多重要思想因子,而《善巧方便波羅蜜多經》更是大乘佛教最早一部完全基于善巧方便概念思想自覺構建佛德問題的經典。
 
接下來,本書以《法華經》的譯傳、理解為重點,在宏觀的視野中探討了《法華經》所涉及的經典詮釋學議題。
 
程恭讓教授首先對《法華經》的“法華義門”,即《法華經》基于善巧方便而導向無上菩提的教法思想體系的內容、實質,及其對現代中國佛教思想義理建構的可能性意義,進行了“整體的透視和概括性的研究”。
 
這一研究中不僅體現著冷靜睿智的學術智慧, 還體現了當代佛教學術研究的“現實關懷”:“大乘佛教經典中的善巧方便概念思想,不僅對于古典時代大乘佛教的教理建設意義重大,即便在近現代興起及在當代延續的現代人間佛教理論與實踐―佛陀本懷的新揭顯,大乘精神的真落實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價值。”
 
這也是程恭讓教授構建“佛教義學”的用意之所在:“通過對《法華經》教法思想的反思性研究,就是希望能為當代佛教義學思想建構何以可能的問題,提供一個基于大乘經典智慧學解讀與理解的新的研究視角。”
 
程恭讓教授還從文本學的角度,對《法華經》中所有涉及“善巧方便”的句義段落,都做了周詳的解說與分析。他的解說模式都是在對照梵本和諸種漢譯的基礎上,再進行新譯和解說。在此基礎上,他對大乘佛教的“善巧方便”概念和思想進行了全新的闡釋。他說:
 
大乘佛教經典中這一善巧方便概念的源初、基本內涵,是指在佛陀與眾生之間展開有效互動的智慧和能力,以及通過這種互動和引導最終使得眾生達成佛陀的證法菩提。所以, 善巧方便是將佛陀證法與佛教教法聯系起來的橋梁, 是佛陀走向眾生的依據, 也是眾生走向佛陀的條件。
 
通過對《法華經》文義的細致剖析,揭示了“方便善巧”概念的諸種具體含義:善巧方便是佛陀一種特殊智慧;善巧方便具有偉大、卓越的品性;善巧方便是菩薩波羅蜜多之一,是最高(或最后)的波羅蜜多;善巧方便是佛之智慧、觀見。
 
上卷中還包括了以《維摩詰經》、《寶性論》及《瑜伽師地論》為中心的研究。其中關于《維摩詰經》的研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程恭讓教授在此重點關注的,還是此經所反映和體現的“善巧方便”思想。
 
他認為,作為初期大乘佛教稍后階段的一部重要經典,《維摩詰經》是將初期大乘經典結集時代體現般若一系概念思想的動向,與體現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的動向,給予新的創造性整合而具有特殊思想價值的大乘經典。
 
程恭讓指出,有關般若智慧與善巧方便智不一不二、不即不離、平衡開發、辯證彰顯的重要思想義理, 雖然也出現在般若系統的其他經典中,在《法華經》中也有一定的體現,但《維摩詰經》實現了對于這一思想主題的高度自覺的深入闡述和學理建構。僧肇的《維摩詰經》注疏對此有著相當深入的思考和認識。
 
本書下卷處理了大乘佛典漢譯、理解中涉及的其他諸種詮釋課題,這些課題都具有極其重要的學術和思想意義。如梵本《維摩詰經》與鳩摩羅什譯本的對照研究,及以《寶性論》為中心的種種翻譯和詮釋問題。其中圍繞著《寶性論》的系列研究在學術上有著特殊的貢獻。
 
程恭讓教授指出:過去有學者認為包括法藏在內的中國佛教不重視《寶性論》的看法,可能是不正確的,過去有些學者認為應當遵循以了義釋不了義的原則,依據法相唯識思想體系揭示如來藏系的思想傳統,也有待商榷。
 
事實上,法藏并非不重視《寶性論》所代表的印度大乘佛教如來藏系的思想傳統,而印度如來藏系的思想傳統也確實淵源有自,其理論證成也非常的自足和充分。晚清民國時期以來對佛教如來藏系統過度的甚至激烈的批判傾向,今天確實應該得到合理且必要的糾正。程恭讓教授據此,提出了現代中國佛教發展中如來藏思想的再建構問題。
 
太虛大師曾經指出:“中國佛教自東漢從印度傳進后,一直到東晉道安法師這一階段,是為中國的初期佛教。”
 
道安所奠定的中國佛教的主流基石,其主要的特點有四:1. 本佛,可以說是佛本論, 就是直承于佛,推本于佛,而非后來分了派別的佛教。2. 重經,即重佛所說的經,而不以論為主。3. 博約,由博覽而返約,一面固須博覽群經,但又要從博覽中抉出諸法的要旨。4. 重行,即依所約要旨,而本之去實踐修行。
 
太虛所論大抵不差,但中國佛學所重之“經”乃漢譯佛典的經, 而不是梵文佛典或其他任何語種佛典的經。漢譯佛典決定了中國佛學的精神和學術方向,與佛教的中國化之間存在密切的關聯。
 
程恭讓教授的漢譯佛典研究,指出了佛教中國化問題研究的一個新方向和新的學術思想的可能性,即從佛典的漢譯、理解和詮釋的角度研究中國佛教,這極有助于揭示佛教中國化過程中經典所發揮的作用。
 
以往人們從中國的社會歷史發展、中國特殊的文化背景、中國人的精神需要等角度來談論佛教的中國化,不能說沒有道理, 但是絕不能忽視經典的義理方向、敘述結構、語言現象等也可能具有的深刻影響。
 
當然,程恭讓教授的漢譯佛典研究是以“善巧方便”概念及思想為中心的。他通過對《善巧方便波羅蜜多經》、《法華經》、《維摩經》等著名大乘經的解讀,有力地證明了初期大乘佛教經典的結集中,確實有一股以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作為中心的思潮和運動。
 
初期大乘經典實際上建構了般若與方便 “不即不離、不一不二、平衡開發、辯證彰顯”的菩薩智慧學系統。與此學術發現相對應的,是程恭讓教授對“善巧方便”的本質的揭示。
 
他認為,善巧方便是佛陀、菩薩、圣者轉依所得的一種殊勝品德,它與般若靜觀實相的趨向不同,是由慈悲心所激發佛法的實踐智慧,是圣者的特殊能力, 它由佛陀的證法菩提所規定,時時刻刻關注著眾生的根性,并以將其引歸佛菩提作為目標。
 
這一概念牽涉到對佛陀既具超越性又不離人間性圣德祕密的理解,牽涉到對佛教教法思想內在智慧依據的理解,牽涉到對佛教圣賢救度眾生實踐運作機制的理解,也牽涉到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環境下,佛教思想理解與詮釋的合法性、權威性等諸多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尤其是牽涉到在當今社會條件下的佛教發展問題。
 
我非常同意程恭讓教授的這一觀點:“如果不能對于大乘經典的善巧方便一系思想形成良好的理解,基本上也不可能真正理解大乘佛教思想的內在本質,紛紜復雜的諸多大乘經典、大乘教化的內在統一性問題,以及今日語境下佛教現代化轉型的種種問題。”
 
當然,程恭讓教授也清醒地看到,在佛教思想的發展中,普遍存在一種重視“般若”而輕視“方便”的習慣性理解和看法。在他的演講中,也經常有人以“慈悲多禍害,方便出下流”來應對他對大乘佛教善巧方便思想的弘揚。我想,要解決這一問題,除了對大乘佛典的學術性研究之外,還需要基于善巧方便智的弘法度生實踐的普遍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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