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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米亞:術語、意涵及啟示——基于政治人類學的視角
發布時間: 2019/9/19日    【字體:
作者:嚴慶 劉赫
關鍵詞:  贊米亞 政治人類學 區域治理 民族事務  
 
 
“贊米亞”意指特定群體逃避“國家空間”的產物,是打破民族-國家邊界以研究東南亞高地社會所借用的概念。贊米亞區域及生活在其中的人們所呈現的逃避特性體現在其自然環境、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贊米亞及其所描摹的民族社會對于認知和理解我國的民族事務和區域治理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以部分或局部的視角研究社會整體文明是一種常用的學科范式。詹姆斯·C·斯科特的作品《逃避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的無政府主義歷史》的出版是學術界的一件大事,斯科特在書中借用了“贊米亞”一詞,描述了逃避主流社會統治的東南亞高地人群及其生活。斯科特的這種跨區域研究能夠彌補單一國家和單一民族研究的不足,這種研究以更為平實的視角探究族際間的互動,還能將局部研究歸納出的機理和規律性認知放諸其他空間或更大范圍。
 
在國家視角成為政治學研究主流的當下,斯科特關于贊米亞的研究體現出政治人類學研究的特點,即在前國家時代或遠離國家的場域內如何看待人類的政治現象,如何看待特定群體圍繞權力和社群事務治理問題展開思考與運作。
 
一、“贊米亞”的提出及其意義
 
“贊米亞”(Zomia)是由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歷史學家威廉·馮·申德爾(Willem vanSchendel)于2002年提出的地理術語,指的是歷史上位于低地人口中心的政府無法控制的大面積的東南亞大陸。斯科特在其 2009年出版的新著《逃避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的無政府主義歷史》中,深化了對這一概念的理解,用以描述所有海拔在300米以上的東南亞高地。贊米亞區域遼闊,囊括多個國家和地區,居住著上億少數族群人口,族群錯綜復雜,具有顯著的族源認同多元性和文化多樣性。一般而言,站在現代國家的視角單獨研究某一民族,往往會忽視該民族所處的族際生態環境以及族際之間的嵌合與互動,故而可能會存在諸多問題。斯科特超越主權國家的邊界,從贊米亞區域的宏觀視角研究東南亞人群,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地域研究方式。
 
(一)“贊米亞”的含義
 
“贊米亞”一詞來自 Zo-mi的組合,是印度-孟加拉國-緬甸邊境地區幾種相關的藏緬語族共同使用的高地語中的詞。“贊”(Zo)是一個表示關系的詞,意為遙遠,隱含著住在山上的意思;“米”(mi)的意思是人民。Zo-mi表示邊遠的山地人。斯科特從申德爾那里受到啟發,但又質疑傳統的地區或區域概念,預見到橫跨如此遼闊疆域的巨大高地具有鮮明的特色,應該成為一個有特定稱謂的研究對象,故而“贊米亞”一詞應運而生。
 
在斯科特看來,贊米亞是世界上存在的最大的無國家空間之一,這一地區在地理上也可以被稱為東南亞大陸山地,它包括了從越南中部高地到印度東北部地區的所有海拔 300米以上的地方,它橫跨東南亞的五個國家(越南、柬埔寨、老撾、泰國和緬甸)以及中國的四個省(云南、貴州、廣西和四川部分地區),其面積為250萬平方公里,居住著1億少數族群人口[1],內部具有復雜性和多樣性。在斯科特的研究中,贊米亞是為逃避“國家空間”而精心設計的藝術,那里的人群尚未被納入國家機器的管轄范圍,那里居住著的是崇尚自由、實施自我管理的人群,與他們有關的地理區位、耕作方式、農業作物、社會結構、口述文化、被狂熱崇拜千年的先知等都可以被視為逃避國家控制的產物。所有這些特征都幫助贊米亞地區的人們逃避國家統治,避免被統合進國家體制,以保持國家邊界之外的獨立和自由。斯科特認為,贊米亞地區人們的這種選擇是一種“次級適應”,是人們采取的“自我野蠻化”,是發揮主觀能動性的創造,而不是以往文明中關于“野蠻”等“原始主義”論調所認為的被淘汰或落伍的產物。贊米亞創造了逃避者的歷史與空間,亦造就了無政府主義的歷史與空間。
 
(二)如何看待贊米亞及其意義
 
斯科特關于贊米亞的論述一經問世便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其論著及觀點引發了一些學者的關注與討論。
 
本格特·卡爾松(Bengt G. Karlsson)認為,斯科特關于贊米亞的觀點為研究印度東北部社會開辟了一條新的途徑,讓人們以全新的方式看待事物。斯科特提供了一個有利的視角來挑戰民族國家的霸權話語,這些霸權話語大體上已經描繪出了對該地區及其居民的刻板印象。他贊許斯科特的研究視角和論述,但對于斯科特的種族認同形成的觀點(可以說是他的“激進建構主義”立場)提出了不同見解[2]。卡洛·邦古拉(Carlo Bonura)認為,“贊米亞”是一個創造性詞語,這個術語混淆了區域邊界研究的地理板塊,它超出了掠奪性國家的范圍,在概念上既令人振奮,又令人警醒[3]。
 
我國的一些學者也對斯科特的研究給予了關注。云南大學的馬青云認為,斯科特用“贊米亞”這個詞來描述一個在地理上具有明確內涵和外延的地區,這種區域研究的思路同費孝通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概念有異曲同工之妙。他指出:“他(斯科特)在贊米亞這樣一個跨越國際的疆界內,看到了山地民族的共性。”“贊米亞這個概念的發明,以及斯科特身先士卒的闡釋和論證,為我們描述這些民族的過去提供了不少的理論和經驗。”[4]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贊米亞”是斯科特超越民族國家邊界的束縛而闡發的用以描述所有海拔 300米以上的東南亞高地的區域研究術語。贊米亞是一個“破碎地帶”,由各種各樣的高地避難所組成,它反映的是為逃離“國家空間”而精心設計的藝術,是無政府主義的產物,是令人生畏的地理環境的結果。贊米亞幅員遼闊,跨越了九個民族國家的邊界,錯綜復雜,包羅萬象,這一巨大的“非國家空間”是東南亞高地人的“逃避走廊”。這一“百納被”①般的破碎地帶呈現出巨大的流動性、滲透性、多重性,在不同的內外因素的影響下,贊米亞人的社會也經常重組。
 
 
① “百衲被”,原指用多種不同顏色、不同形狀的布塊拼接縫制而成的一種薄被,此處意指贊米亞地區破碎的地理環境特點。
 
二、贊米亞區域的特點
 
作為極具代表性的跨越民族國家疆域的地區,贊米亞有其獨特之處,具體表現在山地國家為逃離國家空間而選擇的崎嶇惡劣的地理環境、與低地國家黑暗雙生[5]的經濟聯系、自我選擇的耕作方式和農業作物、逃避統治的政治安排、部落性和平權的社會結構、逃避文明的口述資料以及被狂熱崇拜千年的先知等方面。
 
(一)自然環境的隔離特點
 
在歷史上贊米亞區域是逃避低地國家壓迫(包括奴役、征募、賦稅、勞役、瘟疫和戰爭)的產物。而對于國家而言,其興起的必要條件之一是擁有適合耕作水稻的大面積沖擊平原。統治者要創造一個理想的“國家空間”,就需要以較小的代價獲得大量、穩定的人口和剩余糧食。為了逃避壓迫和統治,原水稻國家中的一些居民選擇與國家保持距離,逃離國家空間。他們選擇沼澤、濕地、紅樹林等去處,比較而言,山地是更理想的選擇。馬克·埃爾文(MarkElvin)以處在贊米亞區域的中國貴州為例,揭示逃離人的環境選擇:“制作地圖是困難的,制作貴州省的地圖尤其如此。……貴州南部的土地支離破碎且邊界不清,……一個地區或縣可能被分裂成許多小塊,還經常被其他地區或縣分隔”[5]。J.喬治·斯科特(J.George Scott)的描繪是:“那些崎嶇不平并長滿叢林的地帶是長期被土匪占據的地方,……在這里追蹤是不可能的。這個地帶狹窄、曲折,特別適合打游擊。除了通常使用的道路外,很少有其他方法進入。……通過叢林時有許多懸垂荊棘和多刺的爬藤植物。”[6]而伊麗莎白·R. 胡克(Elizabeth R .Hooker)則進一步揭示道:“地面被彎曲的小溪沖刷成許多小的溝壑,這是很有代表性的。……緩慢且困難的交通方式帶來的地理隔絕又被其他一些因素所加劇。”[7]
 
從斯科特等人關于贊米亞地區自然環境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出,進入困難的丘陵、沼澤和山地將低地國家與高地人“分割”開來,相對的自然空間隔絕加大了國家機器施展其能力的難度,形成了內陸國家所能到達的國家治轄邊界。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指 出,“大山統治了另外一個與文明相分離的世界”[8]。從這個角度來看,逃往高地是贊米亞人所選擇的“逃避與生存的自然空間策略”。
 
(二)經濟上的依存特點
 
在東南亞,生活在贊米亞區域的人們因為經常移動和去向不可預期,被認為是游離于文明之外的“化外之民”,他們選擇的生存方式和生態區位亦被視為野蠻。但是,文明和野蠻是相對的,沒有野蠻的對照,就無所謂低地國家的文明。盡管看不起他們的山地鄰居,低地國家還是因為強烈的經濟依附需要而與山地捆綁在一起。雙方因占據不同的生態區位、生產不同的農業作物等而產生的互補性,強化了牢不可破的相互依存關系,因而,斯科特把山地人群同谷地國家稱為黑暗“雙生子”。山地人盡管在盡其所能地逃避低地國家,但是又無法避免地與低地國家保持著經濟互生關系。
 
低地國家一方盡管占據有利的地理位置,但沒能憑借自身優勢而左右貿易,山地與低地產品互補,兩地因為需要交換自己的產品,而使得彼此的產品具有了高度的流動性。低地國家可以從山地獲得天然的林產品(包括稀有的木材、藥材、各種樹脂以及乳膠等)、犀鳥的羽毛、可食用的燕窩、蜂蜜、蜂蠟、茶、胡椒等,這些產品都具有重量輕、體積小、價值高的特點,因而也容易為高地人帶來高額回報。同樣,低地市場可以提供山地人沒有卻需要的產品,從最基本的鹽、魚干到陶器、瓷器、針線、成衣、繩索、武器、火柴、毛毯、煤油等[9]。在山地人認為有利的條件下,活躍的貿易把低地與山地的經濟聯系在一起。不同的生態環境、不同的生計方式、不同的文化以及由此產生的經濟專業化,成為山地人形成比較優勢的基礎。基于各自的地理區位優勢與需求,低地國家和山地人群保持著長期而穩定的經濟貿易關系,這對無法分割的黑暗雙生子為我們研究跨區域族際關系提供了生產、生活視角。我們置身于大瑤山周邊的平原地帶遙望綿綿瑤山,就不難想象到在近代之前瑤家人如何與山外人進行貿易,為何貿易。
 
(三)政治上的平權特點
 
贊米亞是一個特指區域,從治理的角度而言,它呈現的是逃避國家空間、逃避統治的藝術。在贊米亞地區,尋找不到統一而強大的國家機器的影子,生活于斯的人們游離于國家邊緣,他們不納稅、不參與國家主權的競爭,他們選擇平權的政治建構就是為了避免精英的出現,免于被統治、被治理。他們逃避國家性和持久的等級制度,任何一個國家,如果有想控制贊米亞的野心,它就必須尋找一個有權威的首領,而這在贊米亞大部分區域是很困難的,因為贊米亞區域每個基本單元都聲稱自己的獨立特征,對那些“水母似的”部落進行穩定和間接的控制幾乎是不可能的。斯科特舉例說明,佤族是山地有高度平等“民主”的群體,他們強調平等地參加盛宴和地位競爭,不允許那些已經很突出或者很富有的人提供更多的貢獻,以避免首領的產生。這也正如馬思中(Magnus Fiskesjö)指出的,他們構建出平等主義作為抵制國家的策略[10]。
 
在贊米亞地區,沒有行政管理,沒有軍隊,沒有警察,那里是一批游離于法律之外的人群,所有經典政治學家關于國家和政治的論述在這里都尋不到蹤影,贊米亞人的“政治”安排都處于與其低地鄰居相對立的位置。山地人群在與低地國家的對話中構建出這種無意識形態的框架,并表現出了對國家構成要素和等級分明的領袖地位的厭惡。他們所尊崇的平等主義幫助他們逃離被統治,向更平權和自由的方向邁進。
 
(四)社會的分散特點
 
與區隔的自然環境相對應,高地人所選擇的社會結構是水母式的,這種結構對內是自成體系的,對外是相對閉合的。這種結構同時又具有很高的流動性和適應性。流動性可以免于國家及其治理的有效控制,逃跑成為山地人自由的基礎;適應性是指小的社群單元可以很快適應新的搬遷環境,適應山地,這成為了山地人的獨特技能。贊米亞是眾多社群單元的聯盟,這些單元可能是擁有核心的大家庭、宗族,也可能是分散的氏族、結盟的部落、小村寨、大村莊、小城鎮以及直接控制的領地。從治轄的角度看,統治一個整合度高的集合體容易,但將分散的眾多社群單元納入統治之下確實困難且難以長久。這些社群單元就如一塊塊磚,可以被拆散而四處堆砌,也可以組合到一起建筑房屋。它們不斷地消失、分裂、易地、合并、重組,這種高度的流動性和社會重組的策略構成了贊米亞社會的特征。因贊米亞具有與水母相似的特性,斯科特把這種模式命名為水母式的逃避結構。
 
贊米亞人的逃避始于賦稅開始的地方,壓迫的開始也是逃避的開始。在斯科特看來,贊米亞地區的社會結構是一個變量,那里有不斷變換的部落和不斷遷徙的人口,人們總是處于移動之中,沒有固定的居住地點,沒有固定的組織形式,領袖是臨時的,生存方式是易變和逃匿的。他們的社會組織和生存策略具有很大的模糊性,給那些妄想將其納入“國家空間”的統治者設置了不小的障礙——他們(國家統治者)很難找到可以進入贊米亞社會的切入點。逃避的第一個原則是選擇合適的地點,第二個原則是保持移動,高地人群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避免被整合進國家而進行的“策略性適應”。筆者認為,山地人的部落性、流動性、自主性、適應性成為其逃避統治的有力武器。
 
(五)其他方面
 
對于贊米亞人而言,山地并非只是政治抵制和社會逃避的空間,也是文化拒絕的空間,依托山地,贊米亞人創立了逃避統治的藝術,創造了獨特的水母式“逃避文化”。在很長的時間內,贊米亞人拒絕了文字和文本,選擇了一種具有潛在積極意義的媒介——口述。在斯科特的闡釋中,文字和書寫的文本是與國家的產生和運行相關聯的。石碑和書寫的文本同口述的形式相比最大的特點在其相對持久性。國家的統治者想建立并保持其權威,就可以通過這種固定的文本形式從歷史中尋找權力的合法性,并保持等級制度在代際間的穩定傳遞。書寫是國家施行行政管理的關鍵技術,國家要平穩運行,就要將其人口、土地等登記在冊,尤其是對人口和家庭作調查。相比之下,無文字的口述史就有更多的操縱空間,在口頭文化中不存在任何權威的、正統的譜系和歷史,每一階段有關譜系、歷史的記述都是某種特定利益、特定權力關系和特定背景的反映,具有較大的彈性,可以進行策略性調整。沒有文本和文字使得高地人可以自由地操縱和解釋歷史,將國家誕生的因子扼殺在搖籃里。
 
除此之外,在贊米亞高地流行著對先知的狂熱崇拜。在當地人看來,先知可以創造奇跡,恢復傳統的道德準則,呼喚族群行為的回歸,亦可使人們避免臣服于低地國家,從而迎接新時代的來臨。在自然神學中,“宗教的苦難既是現實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是喪失精神的狀態下的精神,宗教是人民的鴉片。”[11]在這種救贖宗教的世俗功能下,當高地人在經濟、自主秩序和獨立地位等方面感到威脅的時候,他們就會轉向先知,在先知的帶領下進行激烈的反抗。同樣,對先知的千年狂熱崇拜不僅僅能抵抗國家的入侵,同樣也是逃避國家的體現。高地人從對一個美好未來的承諾中發現當下問題,拒絕現狀并開始反擊。
 
“逃避國家”是贊米亞人最大的特點,為此他們遠遠地與國家空間保持距離,逃往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中,站在與國家對立的一面,創建了自己獨特的“逃避經濟”“逃避政治”“逃避的社會結構”“逃避文化”和“逃避的‘先知’世界觀”。這些不是“野蠻化”的結果,而是高地人自我選擇的智慧。這些逃避的藝術具有更大的彈性、流動性和適應性,幫助高地人免于被納入行政體制之中,保持相對的自由和自主的秩序。
三、對于我國贊米亞區域的思考
 
通常而言,一個分析模式越是宏大,就越是難以囊括研究客體的復雜性。在斯科特眼中,贊米亞是個巨大的區域。按照斯科特的觀點,我國云南、貴州、廣西和四川部分地區屬于贊米亞地區,本文權且稱之為中國贊米亞區域。如果回溯王朝時代中央政權或地方性政權經略西南的歷史,就不難發現中國贊米亞區域不時受到外來權力的滲透與整合(例如三國時代蜀國對西南的治理、元明清三代設立的土司制等),盡管這些區域不時反映出因保持地方治理與文化特色而逃離外來主導力的沖動,但其逃離性是有限的,不同于一些其他的東南亞贊米亞區域。從一定程度的逃離性而言,贊米亞地區的形成有其內在機理,對贊米亞的認知有助于我們把握特定區域的發展歷程與社會變遷的特點。
 
(一)贊米亞區域的形成機理游離了旋渦模式
 
基于西方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人會本能地追逐利益和資源。趙汀陽在其《惠此中國:作為一個神性概念的中國》一書中創造性地提出了“旋渦模式”,對形成中國連續性的內在動力結構作了闡釋。他吸收了經濟學博弈論的理性人假設,認為在中原地區存在著豐富的物質資源和精神資源,人的逐利本性使得四方之民被中原蘊含的資源所吸引,從而理性主動地加入到這種博弈的向心運動中來,進而形成以中原為核心的旋渦模式。這種旋渦模式一旦形成便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吸引邊緣的人群和文明源源不斷地加入到這個旋渦中來,已經被卷進旋渦的人群很難也不愿再出去,于是中國天下的內涵與外延便這樣被定義。旋渦模式闡釋了國家為何具有如此強大的感召力和豐厚的文明與精神世界,它的形成機理不在于對外進行殘酷的侵略擴張,拓展疆土,擄掠人口,而是以中原為核心不斷吸納四方之民加入[12]。
 
然而趨利避害亦是人的本性。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追求安全是人的第二大需求,當戰爭、徭役、兵役、賦稅等降臨到民眾面前時,他們便會離開,逃避被奴役、被統治。于 是他們逃往高地并在這個無政府主義的空間建構并保持著他們自己的社會進程。贊米亞現象一定程度上背離了“旋渦模式”及其解釋,呈現出歷史上民族與民族、民族與王權互動的復雜性。
 
(二)自然地理環境成就了贊米亞的自我空間
 
自然環境,包括位置、地形、地勢、地貌等,都對文明的產生與演變具有重要的作用。被山河切割破碎的地理環境以及險峻地勢帶來的封閉性會使當地文化呈現出“滯后性”與相對獨立性。受地形、地貌的影響,人群會選擇靠近河流的平坦處居住,這極大地體現人類對自然環境的適應性。就我國而言,滇西北的怒江流域便是一個鮮活的例子。怒江流域位于“三江并流”核心區,東西南北跨越面積達上萬平方公里,山峰交錯,河流縱橫,破碎的地理環境打造了該地與外界之間的天然屏障。該區域少數民族眾多,民俗文化絢爛多彩,各民族均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房屋及生產、生活用具等也獨具民族特色。當地人大多信仰原始宗教,保存有原始圖騰崇拜的遺跡。獨特的自然環境帶來了豐富的土壤類型以及自然資源,生活于其中的民眾便依托獨特的資源開展農業生產與日常活動。在現代交通、傳播技術進入該地之前,相對閉合的空間使生活于其中的人們保留了濃郁的人文特色。近年來,筆者先后多次到廣西大瑤山和云南各地調研,切實體驗到了一些區域的封閉性自然生態環境和能夠實現自給自足的資源環境,由此不難想象斯科特筆下的贊米亞人文場景。
 
(三)我國的贊米亞區域于近代開始快速轉型
 
在筆者看來,20世紀初至 50年代,一部分中國贊米亞區域的逃離性不如斯科特描繪的東南亞一些區域那樣顯著。而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的國家建構原則和執政黨的價值理念改變了中國各民族所處的政治生態環境,舊社會的民族壓迫政策導致的中國贊米亞區域的逃離性發生了逆轉,而且社會主義國家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不斷實現民族整合。
 
昔日青藏高原被視為無法抵達的天堂,如今青藏鐵路的全線通車為內地與西藏的溝通開辟了“天路”。而獨龍江公路隧道的開通也具有重大意義。云南省怒江州貢山縣獨龍江鄉自然條件十分惡劣,僅有一條獨龍江公路與外界溝通,是獨龍族民眾生產生活和經濟發展的命脈。當地每年有半年大雪封山,與世隔離,經濟社會發展嚴重滯后。習近平總書記對包括獨龍族在內的民族地區的扶貧工作十分關心,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確要求。隨著獨龍江鄉扶貧開發工作的不斷深入,當地基礎設施和群眾的生產生活不斷得到改善。2018年11月底,獨龍江公路隧道全線貫通,這大幅提升了獨龍族民眾的生活幸福感。而與云南毗鄰的“八分山一分水一分田”的貴州省,已實現了縣縣通高速公路的交通夢。路鋪展到哪里,國家認同就傳導到哪里。現代的交通、現代的傳媒、現代的教育、社會的流動性等要素,都在讓贊米亞不再邊遠。筆者三次深入費孝通先生曾經到過的廣西金秀瑤族自治縣六巷鄉調研,每次經過 2號石壁(崇山峻嶺中的兩段斷壁,斷壁下是很深的峽谷,一座橋將兩段斷壁連接起來)時,看到橋欄桿上刻著的“中國共產黨萬歲”,就能夠自然聯想到執政黨改善當地交通條件,將大山深處與外面世界連接起來,將全區域、全社會整合起來的功績。
 
四、結    
 
在不同民族發展的歷史上,自然、人文等綜合原因決定了一個民族的生存空間及其遷移,而政治人類學則以前國家時代和國家不在場的人類政治行為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從政治人類學的視角出發,斯科特將贊米亞視為逃離國家空間的特殊空間,認為生活于其中的人們形成了自己的社會運行規則和政治秩序。實際上,歷史上逃離的贊米亞人也不時與周邊區域發生交往與聯系,尤其是到了近代,在現代主權國家不斷加強內部整合的努力下,昔日的贊米亞不斷被相關國家納入國家一體化格局。在東南亞地區,傳統的贊米亞已經在發生改變,相關國家都在通過架橋鋪路、統合資源、擴展治轄等方式,將各自的贊米亞區域融入國家建設和民族建設的進程。與此同時,作為一種文化記憶,或者由于社會自運行的慣性影響,贊米亞區域依然遺留了一些自身的特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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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馬克思.黑格爾法律哲學批判導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453.
 
[12] 陳進國.內含天下的中國與外延中國的天下——評趙汀陽《惠此中國:作為一個神性概念的中國》[J].江海學刊,2017,(6).
 
西北民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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