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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財產涉稅政策的規范審查與實施評估
發布時間: 2019/9/19日    【字體:
作者:顧德瑞
關鍵詞:  宗教財產 稅收 政策 涉稅政策 規范審查 實施評估  
 
 
摘要:宗教工作法治化和稅收法定的合力驅動下,宗教財產涉稅政策走向法治是歷史的必然。然而,由于宗教財產歸屬的爭議性和形態的多樣性,使其法治進程中存在諸多障礙,需要逐一排除。宗教財產歸屬的爭議性,造成納稅主體不甚明朗;規范性文件規定政策內容,法律位階低、體系性缺失;課稅與稅收優惠未達到比例原則的要求,稅務登記、納稅申報和免稅資格認定等程序不規范,涉稅政策落實困難等。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在于,以法人制度建設為基礎明晰納稅主體,將比例原則植入課稅與稅收優惠中,通過程序建構促進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動場所規范化營運管理,運用法律責任為涉稅政策的落實保駕護航。
 
宗教工作法治化是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必由之路,是對黨依法管理宗教事務這一基本方針的發展,而稅收法定是財稅領域的基本原則,對保障納稅人權益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宗教財產涉稅政策的法治化,有利于宗教界積極履行納稅義務、充分享受稅收優惠以及減少稅務風險等,是宗教界正常開展活動的重要前提;稅收制度完善的同時也能夠促進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動場所規范營運管理;更進一步來講,其也將為其他宗教工作的法治化提供范本、奠定基礎。
 
2017年6月修訂的《宗教事務條例》第七章專門規定了宗教財產的相關問題,明確了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動場所依法納稅的義務和享受稅收優惠的權利,并強調稅務部門依法對其實施稅收管理。然而,如何確定宗教財產的納稅主體,宗教財產涉及到哪些稅收實體和程序問題,相關稅收政策是否形式合法且符合實質正義的要求,在實踐中效果如何,可否通過法治化將稅收制度與宗教治理結合起來等,都需要我們進一步理清和明確。
 
一、宗教財產涉稅政策的總體概覽
 
宗教財產歸屬的爭議性和形態的多樣性決定了其涉稅問題的復雜,既涉及納稅主體的識別,也關聯是否課稅和享受稅收優惠的實體問題,還牽涉稅務登記、納稅申報和免稅資格申請等程序問題。具體來講,宗教財產課稅和宗教界享受稅收優惠,首先在于明確其主體;然后確定涉及到的主要稅種和稅收優惠有哪些。最后要闡明的是,在涉及宗教財產的稅收征納關系和優惠關系中,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動場所應當遵循哪些程序。這些內容構成了宗教財產涉稅政策的基本問題,大致描繪了宗教財產涉稅的總體狀況。
 
(一)身份識別:宗教財產的納稅主體
 
由于相關政策的內容和法律法規的規定不甚明朗,加之歷史積累的諸多問題,當前我國宗教財產的歸屬仍存在較大爭議。實際上,“宗教財產權的主體從建國以來從未真正統一過,各種宗教政策性文件和法規規章當中先后出現‘寺廟所有’、‘社會公有’、‘國家所有’、‘中國教會所有’、‘信教群眾集體所有’、‘宗教團體所有’、‘地方宗教協會所有’、‘寺廟使用’、‘僧尼使用’、‘寺廟管理’等用語,甚是混亂。”而稅捐債務的成立,要求宗教財產與特定的納稅義務人之間有結合的關系存在,在宗教財產無法歸屬特定主體的情況下,何者為納稅主體就難以確定了。當前,對于宗教財產,盡管《民法通則》上存在宗教團體財產權的規定,但是司法實踐并未嚴格落實該條款。司法機關在涉及寺院財產的訴訟案件中普遍將寺院本身作為訴訟當事人,也有將寺院財產管理組織作為訴訟當事人的,但均未將其所屬的宗教團體(佛教協會或道教協會)作為訴訟當事人。該條款引發的分歧與爭議,以及該條款本身在可執行性方面的根本性缺陷等問題的存在,導致寺廟道觀財產的所有權的歸屬仍然是懸而未決的問題。2007年頒布的《物權法》對宗教財產的歸屬問題采取了回避的方式,2017年3月通過的《民法總則》和2017年6月修訂的《宗教事務條例》也是如此。此種回避的做法更加劇了宗教財產納稅主體識別的難度。
 
(二)實體內容:宗教財產的課稅與稅收優惠
 
宗教財產的來源主要包括信徒捐獻、國家補助和附屬機構收入等。信徒捐獻是傳統宗教維持運轉最主要的財源,如我國的佛教。在政教分離的情況下,國家補助的范圍十分有限,主要針對宗教界從事公益慈善事業、補充國家福利給付的功能。而有些宗教團體有一開始即采自力更生的方式,利用勞作或事業經營的收入,作為實現信仰理念的主要經濟來源,而不完全依賴宗教捐獻者;亦有在累積一定數量的捐獻款項之后,為永續經營而成立附屬的機構,再利用附屬機構的收益作為實現信仰理念的經營者;無論如何,宗教團體在略具規模與歷史之后,泰半都能擁有或多或少的市場上的生財器具與設備,而宗教團體附屬機構提供的商品與服務,在信仰理念的加持下,往往比同種類的一般商品更具市場競爭力。根據我國《宗教事務條例》第28條、31條和34條等的規定,宗教活動場所可以通過經銷宗教用品等,允許有關單位和個人在宗教活動場所內設立商業服務網點等,與景區管理組織等劃分景區收入等方式獲得收入。
 
從性質上來講,信眾捐獻和國家補助不屬于宗教界銷售貨物、服務或提供勞務的收入,而銷售香燭、金紙、祭品、宗教藝術品和宗教出版物等商業行為獲得的收入則屬于其銷售貨物、服務或提供勞務的收入。這種性質的差異決定了其涉稅問題的不同以及稅收待遇的差別。對于捐贈收入,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問題:其一,涉及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動場所接受捐贈和使用捐贈資財的稅收;其二,涉及捐贈者所捐贈資財的稅收問題;其三,涉及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動場所再把受捐贈資財轉給其他主體時,其他主體接受和使用資財的稅收問題。對于上述三類主體,國家一般都給予稅收優惠。就政府補助來說,一般列為不征稅收入。對于附屬機構的收入和其他營利性收入,主要涉及到如何征稅的問題,《關于進一步治理佛教道教商業化問題的若干意見》(國宗發〔2017〕88號)更是明確規定:“佛教道教團體和場所興辦的經濟實體,要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獨立進行財會登記核算并照章納稅。”
 
當然,不同物質形態的宗教財產,其涉及的稅種各不相同(如表1),涉稅問題的處理也大不一樣。具體來說,對于宗教寺廟自用的房產免征房產稅,而宗教寺廟附設營業單位,不屬于宗教寺廟房產自用,超出了房產稅的免稅范圍,應當繳納房產稅。于契稅而言,從《契稅暫行條例》第6條和《契稅暫行條例細則》第15條關于契稅免征和減征的規定來看,并未明確對其減免契稅。從各省的實踐來看,僅有安徽省《耕地占用稅和契稅若干政策問題解答(2016年版)》規定,”基督教聚集點承受土地、房屋,凡符合社會團體承受土地、房屋用于辦公條件的,可以免征契稅”。對于城鎮土地使用稅,依照《城鎮土地使用稅暫行條例》第6條的規定,宗教寺廟享受免稅待遇。于耕地占用稅而言,《財政部關于寺廟教堂占用耕地應照章征收耕地占用稅的批復》(財農稅字〔1992〕20號)明確規定,寺廟、教堂占用耕地不屬于耕地占用稅的免稅范圍,應照章納稅。在增值稅方面,寺院、宮觀、清真寺和教堂舉辦文化、宗教活動的門票收入免征增值稅。但若有經銷宗教用品、宗教藝術品和宗教出版物等屬于銷售貨物、服務或提供勞務的收入,應征增值稅。在所得稅中,這些團體被定性為非營利性組織,這也決定了其應當按照此類組織的屬性履行納稅義務和享受稅收優惠。對獲得免稅資格的團體,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第26條、《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85條和《關于非營利組織企業所得稅免稅收入問題的通知》(財稅〔2009〕122號)的規定,捐贈收入和政府補助收入是免稅或不征稅的,但不包括從事營利性活動取得的收入,這部分應依法繳納所得稅。而就捐贈的企業和個人來說,其公益性捐贈支出可以在一定額度內扣除,但必須是公益性捐贈。純粹的宗教行為雖然具有精神性照顧的功能,但其并不符合公益事業內含的社會性和共享性等特征,所以其并不屬于公益事業。如若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動場所從事公益慈善活動,捐贈企業和個人則可以依法抵扣,《關于鼓勵和規范宗教界從事公益慈善活動的意見》(國宗發〔2012〕6號)對此予以了確認。《慈善法》第79條也明確規定,慈善組織及其取得的收入依法享受稅收優惠。
 
(三)程序規范:稅務登記、納稅申報與資格申請
 
不論納稅還是享受稅收優惠,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動場所都應當遵循一定的程序,這些程序主要包括稅務登記、納稅申報和免稅資格的申請等。《宗教事務條例》第59條對此進行了確認,規定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動場所應當依法辦理稅務登記以及納稅申報。其中,稅務登記是稅收管理開展的前提和基礎,從事生產、經營的納稅人和其以外的納稅人要依照不同的規則進行登記,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動場所顯然屬于從事生產、經營以外的納稅人。根據《稅收征收管理法》第15條第3款、《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第12條第2款和《稅務登記管理辦法》第11條的規定,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動場所應當稅務機關申報辦理稅務登記。另外,根據《稅收征收管理法》第25條的規定,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動場所應當如實辦理納稅申報,報送納稅申報表、財務會計報表以及其他納稅資料等。對于免稅資格,這些團體雖被定性為非營利性組織,但這種資格并不是當然獲得,需要根據相關規則進行申請。《關于非營利組織免稅資格認定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14〕13號)明確了依法設立或登記的宗教活動場所等可以申請享受免稅資格,并規定了申請條件、程序及所需材料等。
 
二、宗教財產涉稅政策的規范審查
 
宗教財產涉稅政策散見于不同類別、不同位階的規則中,且以規范性文件這類低位階的為主,多以“通知”“批復”等形式存在。不僅法律位階低,而且各種規定雜亂無章,缺乏體系,對于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動場所這類特殊主體又缺乏相對獨特的制度,造成適用困難。更為嚴重的是,由于缺乏課稅和稅收優惠的目的性條款,使得整個規則體系缺乏“靈魂”。此種運行方式嚴重背離了稅收法定原則,不利于我國稅收法治建設的推進、宗教工作的法治化。
 
(一)法律位階低
 
宗教財產的涉稅政策,多以“通知”“批復”等形式,規定于規范性文件中,如《國家稅務局對“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土地使用稅暫行條例>第六條中‘宗教教寺廟’適用范圍的請示”的復函》(〔88〕國稅地字第020號)、《關于寺廟教堂占用耕地應照章征收耕地占用稅的批復》(財農稅字〔1992〕20號)和《關于鼓勵和規范宗教界從事公益慈善活動的意見》(國宗發〔2012〕6號)等。這些規范性文件,屬于低位階的規范。一般而言,低位階的規范,其權威性也較低,同樣的規定,納稅人的遵從度也相對較低。并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行政規則,是財稅機關內部,由上級機關或官員對下級機關所下之規則,其雖具有事實的拘束力,但不具有規范上的約束力,是否屬于稅法的法源,存在較大爭議。2015年修訂的《立法法》第8條第6項明確了稅收法定的內涵,包括稅種的設立、稅率的確定和稅收征收管理等稅收基本制度,雖然這一規定不能溯及既以前的稅收規則,但這種低位階稅收規則泛濫的狀況必須得到改變,才能真正落實稅收法定原則,保障納稅人權益。
 
(二)獨特和體系化規則缺位
 
我國稅收立法,對于包括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動場所在內的非營利性組織的稅收問題并不重視,并未確立一套適用于非營利性組織的獨特制度,其有關規定往往是散見于各類法律、法規、規章中,這種立法狀況與非營利性組織迅速發展的現實是不相適應的。當前,這些團體的涉稅規則,既有《慈善法》法律層面關于稅收優惠的規定,也有《關于非營利組織免稅資格認定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14〕13號)等規范性文件,既是不同類別,又是不同位階,雜亂無章,很難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進一步來講,宗教財產的涉稅制度,尤其是稅收優惠制度,由于在制定主體、制定目的等方面沒有統一的規則安排,導致“東打一槍,西放一炮”的現象突出,不能體現結構上的系統性要求。并且,宗教財產涉及房產稅、契稅、城鎮土地使用稅、耕地占用稅、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等多個稅種,問題更加錯綜復雜。總之,獨特和體系化規則的缺位,使得宗教財產涉稅政策的適用存在困境,納稅人更是無所適從。
 
(三)課稅和稅收優惠的目的性條款缺失
 
目的是制度的靈魂,起著導向作用。宗教財產涉稅制度既涉及到宗教政策的落實,又牽涉稅收法律制度的推進,問題錯綜復雜,所以更需要目的性條款對其整體把控。課稅和稅收優惠的立法目的等內容,都是為宗教財產涉稅制度的立法、執法和司法指明方向的內容。但縱觀目前宗教財產涉稅制度的正式淵源和非正式淵源,不論是對宗教財產課稅,還是給予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動場所稅收優惠等,都沒有在相應的規范中規定目的性條款。正是因為目的性條款這一基礎性規范的缺位,導致我國宗教財產涉稅決策隨意、目標分散、主旨不統一,造成立法理論和實踐上的混亂。雖然目的性條款等基礎性規范的缺失是當前我國稅法規則的通病,但對于宗教這一特殊領域,只有明確其目的,才能兼顧國家多種政策的落實,涉稅制度才能更加有效地執行。更令人擔憂的是,目的性條款的缺失,也意味著對于宗教財產哪些應當劃入課稅范圍,是否應當給予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動場所稅收優惠以及給予多大程度的優惠等根源性問題缺乏追問,使得涉稅制度本身是否合理缺乏驗證的基準。
 
三、宗教財產涉稅政策的實施評估
 
由于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動場所的組織形態尚未明晰,財務、資產和會計等制度尚不健全,導致納稅主體、課稅范圍和應納稅額等難以確定,納稅項目和稅收優惠的項目無法區分,稅收制度運行嚴重不暢。并且,宗教界對相關稅收政策了解不多,加之稅收政策本身的問題,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動場所同時面臨未依法履行納稅義務或其他義務而受到處罰等和未能夠享受稅收優惠承受不當負擔的稅務風險。再者,一些地方并未意識到宗教界在公益慈善活動方面的獨特作用,稅收優惠政策落實不到位。
 
(一)稅收制度運行不暢
 
稅收制度的有效運行離不開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動場所組織形態的確定,宗教財產權屬關系的明晰,從而明確宗教財產的納稅主體等;也仰仗于統一、健全財務、資產和會計制度的建立,只有這樣才能留存各種會計憑證、填報各類財務報表,知曉財務情況、理清資產多寡,區分納稅項目和稅收優惠項目,并在此基礎上準確計算應納稅額等。然而,當前不論是明晰的組織形態和財產權屬關系,還是統一、健全的財務、資產和會計等制度均尚未完全建立,造成納稅主體、課稅范圍和應納稅額等難以確定,課稅項目和稅收優惠的項目無法區分,稅收制度的運行存在諸多困境。僅就財務制度來說,許多寺廟教堂未設置完整的會計賬簿,財務狀況混亂,收支情況沒有詳細的記載,捐贈收入和販賣宗教藝術品、出版物和出租房屋等的營利性收入混同等。
 
(二)稅務風險相伴而生
 
未依法履行納稅義務或其他義務而面臨補稅、罰款、加收滯納金、刑罰處罰以及聲譽損害等風險,是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動場所面臨的主要稅務風險之一。宗教界對于世俗事務,尤其專業性較強且較為復雜稅法,知之甚少。例如,江蘇省某寺廟財務負責人就主觀的認為,飲食部和小賣部是寺廟自行管理經營,屬于自用,符合《房產稅暫行條例》等關于宗教寺廟自用房產免征房產稅的規定,故不需要繳納房產稅。但依據稅理和相關規定,寺廟內附設的飲食部和香燭小賣部,并不符合自用的條件,屬于營利行為,因此稅務機關追繳了該宗教寺廟少繳的房產稅,并依法加收滯納金。與此同時,有些稅收政策的規定不甚明確,各地執行口徑不完全一致。如契稅,是否減免征收,當前的規則處于模糊狀態,各省的規定不完全一致。專業而復雜的稅法規則、部分模糊的狀態,宗教界對稅收政策匱乏的了解、納稅意識的淡薄,使得稅務風險存在的可能性大大增強。
 
(三)稅收優惠落地困難
 
符合條件的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動場所享受稅收優惠,是其基本權利,應當得到支持和保障。但是在稅收優惠的具體實踐中,一些政府部門并未意識到宗教界在從事公益慈善活動方面的重要作用,特別是災害救助、扶貧助困等,設置了一些享受優惠的隱性門檻,《關于鼓勵和規范宗教界從事公益慈善活動的意見》(國宗發〔2012〕6號)中的優惠政策,尤其是稅收優惠并沒有落實到位。另外,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動場所要獲得免稅資格,還必須依照《關于非營利組織免稅資格認定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14〕13號)規定的條件和程序等進行申請,由于宗教界對此并不十分了解,沒有進行相應的申請,造成無法享受相應的稅收優惠。
 
四、宗教財產涉稅政策的法治進路
 
在國家大力推進宗教工作法治化和稅收法定的背景下,宗教財產涉稅政策走向法治是必然選擇。其法治進路具體表現為:以法人制度建設為基礎明晰納稅主體,同時健全財務、資產和會計等制度,推動稅收制度的有效運行;將比例原則植入課稅與稅收優惠中,使課稅與稅收優惠合理正當;通過完整規范程序體系的建構,促進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動場所規范化運營管理;運用法律責任為涉稅政策的落實保駕護航(如圖1)。
 
(一)以法人制度建設為基礎明晰納稅主體
 
推動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動場所法人制度建設,既能夠解決宗教財產的歸屬問題,明晰納稅主體;又可以借助法人相對健全和規范的財務、資產和會計制度,實現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動場所的規范營運管理,區分課稅項目和稅收優惠的項目,準確計算應納稅額等。與其他組織形態相比,擁有獨立組織、獨立財產、能夠獨立承擔責任的法人,財產權屬關系較為明確,營運管理比較規范,財務、資產和會計等制度比較健全。《宗教事務條例》第7條規定宗教團體按照社會團體管理的有關規定辦理登記、第14條和第23條明確符合條件的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動場所可以辦理法人登記。這些規定為法人制度在宗教領域的推行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支撐。
 
當然,法人有著不同的類型,具體運行方式不盡相同。根據法人成立基礎的不同,可分為社團法人和財團法人,前者是以社員權為基礎的人的集合,后者是為了一定目的而設立,并由專門委任的人按照規定的目的進行使用的各種財產,即財的組合。“從民事法律主體的角度看,宗教團體是各種宗教協會、宗教組織等以人的集合為主要特征的法人,屬于社團法人性質;宗教活動場所是寺院、宮觀、教堂等以財產的集合為主要特征的法人,屬于財團法人性質。”宗教團體和宗教院校屬于社團法人性質,而宗教活動場所屬于財團法人。這既符合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動場所的實際情況,也與《民法總則》的規定遙相呼應,《民法總則》第52條明確規定:“依法設立的宗教活動場所,具備法人條件的,可以申請法人登記,取得捐助法人資格。”
 
(二)將比例原則植入課稅與稅收優惠中
 
課稅雖然不是直接干涉宗教團體內部事務的行為,但會影響宗教團體經濟資源的使用。并且,課稅是對基本權利的介入。所以,對宗教財產課稅,應當保持必要的界限,且符合比例原則的要求。首先,課稅不應對我國《憲法》第36條確立的宗教信仰自由造成妨害。其次,課稅應當僅止于宗教團體在公開市場上的商業交易行為。捐贈收入是基于信眾對于宗教信仰(屬于人的精神層面)所為的財產給付,非屬市場公開的交易行為,在本質上就不應課稅。結合《日本法人稅法》第2條第1款第6項和第13項的規定,對于非營利性組織,僅就其收益事業(系指販賣業、制造業及其他政令所規定之事業,設有繼續性營業場所者)產生的所得課稅,對收益事業以外的收入則非屬于課稅標的。而捐贈收入顯然非屬于收益事業的收入,不應列為課稅的標的。
 
如若將宗教財產全部納入課稅范圍,顯然不符合比例原則的要求。但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動場所的營運,超出了宗教活動本身的需要,且屬于非宗教性的世俗活動,形成了與其他市場主體的競爭關系,則應對該部分課稅。一般來講,宗教商品,附著了信仰成分,相比于其他同類商品更具競爭力,對于這部分收入課稅合理正當。而對于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動場所自用的土地、房屋等,更多是基于自身宗教事務的需要,并未以此獲益,對其免征城鎮土地使用稅、房產稅等具有合理性。而耕地占用稅有著明確的目的——保護耕地,即保障納稅人生存的根本,具有更高的價值,對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動場所課稅具有正當性。
 
于稅收優惠而言,只有為了實現特定目的、基于特定價值,才能彌補對量能課稅原則的背離。給予宗教界稅收優惠,是其基于其精神性照顧和補充國家福利給付的功能、從事的公益慈善事業,也就意味其范圍僅限于宗教界最為核心的宗教行為和公益慈善活動。在日本,宗教團體公益事業的收入享受免稅待遇,但前提是必須用于公益事業本身。公益事業必須與其他事業的所得在會計上明確加以區分,因為前者原則上可以免稅,而后者則有納稅義務。給予免稅待遇的前提是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動場所符合非營利性組織的實質要件:第一,必須具備有公眾服務的使命;第二,必須組織為一個非營利或慈善機構;第三,其營利必須排除私人利益或財物的獲得。除此之外,還應當積極地從事與其目的相關的活動。
 
(三)建構完整規范的程序體系
 
完整規范的程序,有利于督促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動場所規范營運管理,并依法履行納稅義務,保障其充分享受稅收優惠。稅務登記是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動場所履行依法納稅義務和享受稅收優惠的基礎要件。所以,不論是發生了納稅義務,還是要享受稅收優惠,都應當辦理稅務登記。再者,要享受免稅待遇,還要取得免稅資格,這一資格的取得,包含宗教團體必須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對于解散后的財產歸屬、經營的義務、投資理財的管道、資金的運用及會計賬簿的設置均有不同的限制,甚至要求規模較大的宗教團體的財務報表,必須經過會計師的簽證,故宗教團體要享受免稅,必須遵守如此繁雜的行政命令,一旦違反即不符免稅的要件,而應予課稅。另外,還需要規范宗納稅申報程序,明確申報的對象是納稅義務是否發生,以及各種費用扣除、稅收減免的事項,確立其納稅義務和法律責任,實現有效的稅收管理。
 
除此之外,還要建立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動場所的財務公開機制,尤其涉及到稅收優惠。“當宗教法人之租稅優惠,系建立在其符合租稅減免之誘導目的程度時,則個別的宗教法人是否符合要件,以及符合的實際情況等資訊,應適度地公開。蓋租稅優惠屬于稅式支出,雖然不是積極地動用國家資源,卻具有減損國家資源之效果,基于納稅是國民之義務,以及國家資源之應用應受嚴格監督之民主要求,享有租稅優惠的宗教法人,除申請減免時必須向稅捐稽征機關繳交相關資料外,亦負有對不特定大眾公開財務之義務。”對此,我國法律法規等也有相對應的規定,《宗教事務條例》第58條要求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動場所建立健全財務公開制度,《關于鼓勵和規范宗教界從事公益慈善活動的意見》(國宗發〔2012〕6號)對宗教界公益慈善活動的資金來源和使用等情況,要求以適當方式公開。
 
(四)運用法律責任保障涉稅政策的落實
 
“凡是存在法律的地方,就必定有以威脅為后盾、被普遍遵從的普遍命令;而且,也必定有一種普遍的確信,即確信如果拒不服從,這些作為后盾的威脅就可能被付諸施行。”“制裁為一種手段,其本身非目的,確保法律之效力乃其目的。蓋國家頒布法律,期在人人遵守,以維護公共秩序,因此對于作奸犯科,或其他破壞法律秩序者,必須加以制裁,否則法律之效力不能確保,何取乎有此具文?”“沒有懲罰的制度是無用的。只有運用懲罰,才能使個人的行為變得較可預見。”由此可見,宗教財產涉稅政策的落實,還需要法律責任為其保駕護航。
 
具體來說,法律責任不僅包括政府部門及公務人員濫用、亂用財稅權力以及不作為等的應承擔的責任,還包括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動場所不依法履行納稅義務等的責任。當前,政府部門的職權較重,但很多情況下責任缺失,法律責任主要對象是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責任形態主要集中于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責任。因此,有必要從觀念上明確,無論是公務人員,還是政府部門違法都應承擔相應責任,從而建構完整的責任體系。政府部門的法律責任應當包括賠禮道歉、承認錯誤、恢復名譽、消除影響等形式。于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動場所而言,與其他納稅主體一樣,其責任的承擔主要是因為行為不符合稅收管理等的規定和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納稅義務等,對應的處罰包括行為罰和偷漏稅罰等,前者的目的在于制裁行為人違反稅法上行為之義務,后者主要在于制裁行為人之偷漏稅行為,造成國家之損失。總得來說,建構完備的法律責任體系,政府部門和公務人員才能更加切實地履行其職責,這些宗教結構才能更為有效地履行納稅義務、充分地享受稅收優惠,宗教財產涉稅政策才能真正落地。
 
載于《世界宗教文化》2019年第3期。
中南民大財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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