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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傳教士在華早期活動研究的回顧
發布時間: 2019/9/12日    【字體:
作者:吳義雄
關鍵詞:  新教 傳教士 活動  
 
 
基督教新教在中國的傳播,在中國近代史和近代宗教史上,都是十分值得注意的現象。按照新教傳教士在華活動的階段性特點,可以將從1807年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馬禮遜來華,到1851年英文《中國叢報》停刊這段時期,看作新教傳教士在華活動的早期階段,即以廣州和廣東沿海為中心的階段。100多年來,由于種種原因,學術界對這一歷史階段的研究,迄未充分展開。但長期累積之下,中外學術界和宗教界的有關研究成果,也不乏可觀之處。對這些研究成果加以總結和清理,衡量其得失,可以為今后進行深入的研究打下必要的基礎。筆者利用兩赴海外訪問研究之便,結合對新教傳教士在華早期活動的專題研究。
 
一、教會修史與中國早期的新教傳教史研究
 
中國學者對這段歷史的研究起步較晚。梁廷枏的《耶穌教難入中國說》,提到一些天主教在華傳教的情況,對新教則全無記載。筆者所見最早的關于新教傳教士在華活動的中文著作,是王元深的《圣道東來考》。王元深(王寵惠的祖父)曾是郭士立創立的福漢會的成員,后隨德國禮賢會傳教士羅存德傳教。他在1899年撰寫了《圣道東來考》這本小冊子,1907年在香港出版。該書以記述禮賢會在廣東的活動為主,兼及其他新教教派在廣東的初期活動,所涉及到的教派有:倫敦會、美國浸禮會、美部會(書中稱為綱紀慎會)、英國安立甘會(書中稱安立間會)、美國長老會、英國衛斯理會(書中稱惠斯理會)、福漢會、禮賢會、巴色會、巴陵會、德國小巴陵會,卷首和卷末分別有《景教東來考》和《天主教東來考》。書中最有價值的部分是《德國禮賢傳道會入粵記》,幾乎占全書一半的篇幅,對禮賢會19世紀后期在廣東活動的歷史敘述比較詳細,因作者本人即會中成員,他所提供的一些細節是難得的研究資料。他對福漢會情況的敘述,雖篇幅不長,但也提供了一些該會內部的情況。該書對其余各派在華早期傳教活動的記述雖極簡略,但亦具參考價值。
 
《中國耶穌教會小史》
 
1908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謝洪賁的《中國耶穌教會小史》,作為《布道小叢書》的第4種。作者以將近一半的篇幅追溯景教和天主教在華傳教史,然后分4個階段簡單地敘述1807到1907年新教在中國傳播的經過,其中第2章《教會立基時代》和第3章《教會萌芽時代》,就1807到1842和1842到1860年新教傳教活動提供了一個簡略的綱要。這本小書是目前可以見到的第1本關于新教在華活動的專門著作,由于對景教和天主教的傳教史也有敘述,故可以將它看作簡明的中國基督教通史。它的意義還在于開啟了20世紀前期教會修史的風氣。
 
1920年,溫國符編輯、鄺柳春校訂的《西廣東長老會歷史》,由啟明公司承印出版。這本小書對美國長老會在廣東傳教以及廣東本土長老教會的發展有比較清楚的說明,其中第3章《論長老會傳至中國》,對早期長老會傳教士在廣東的活動有一點記載。
 
1924年秋,《神學雜志》第10卷第3號出了一期特刊,名為《中華基督教歷史》,由馮玉祥題寫書名。該刊敘述各新教差會的簡況,側重于當時的情況,對倫敦會、公理會、圣公會、禮賢會等新教差會來華活動的起源也分別在各部分的開頭提及。
 
1934年,在廣州等地活動的浸信會牧師劉粵聲出版了《兩廣浸信會史略》一書。這是關于浸信(禮)會區域活動史的第一著作。作者對叔未士、羅孝全等早期浸禮會傳教士在廣東的活動,美國浸禮會分裂后南方浸信會的活動,以及兩廣本土浸信教會的發展,都有較概括的敘述,有的內容較為詳細。劉粵聲在廣州淪陷于日軍前后到香港,于1941年又出版了《香港基督教會史》一書。1940年4月,“香港基督教聯會”開會決議,編寫《香港基督教會史》,成立了一個編輯委員會,集體編寫,以劉粵聲為主編,同時向教友征求資料和文稿。到1941年7月,該書完成。全書分為7個專題,其中第   1章“會宗史略”介紹公理宗、信義宗、浸信宗、圣公宗和循道宗傳教士在華活動的起源,第7章“個人傳記”為馬禮遜、裨治文和叔未士等人立傳,均有一定的篇幅涉及新教傳教士在華南地區的早期活動。
 
1936年,女基督徒余淑心等編纂的《福州美以美年會史》由福州倉前上梅塢知行印刷所印行。其書卷一《布道志》中的第一章《布道之緣起》和第2章《布道開創時代》,很簡略地回顧了美以美會派遣傳教士到福州的開端,以及該會傳教士在福州的初期活動。同年,同樣由女教徒吳立樂主編的《浸會在華布道百年史》,由上海中華浸會書局出版,劉粵聲作序。該書是同類書籍中部頭較大的一種,共234頁。在每一部分的后面,附有與正文有關的問答題,此乃仿效歐美同類著作的做法,供教徒修習之用。作者按地區敘述浸禮會在中國發展的歷史,其中華南、江蘇(含上海)和華東(浙江、福建)幾個部分,對叔未士、羅孝全、晏瑪太等的早期活動的敘述相對來說比較詳細。
 
1940年,福建協和大學教授的王治心出版了《中國基督教史綱》,這是一部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通史。從全書分為22章,敘述自唐代景教到晚清以后各大教派在中國活動和傳播的歷史,其中有3章,即:《更正教輸入中國的預備時期》、《太平天國與基督教》和《道光以后更正教各宗派的活動》。書中所說的“更正教”即基督教新教。作為一部中國基督教通史,全書各章單獨來看,均顯單薄,也較少專題性的討論,但總的來說,它還是可以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一個入門的途徑。書中對相關歷史事件的敘述和評價,全從教會的立場出發,因此,該書仍可歸入教會修史的范疇。
 
教會修史的風氣,一直持續到1949年前夕。1947年,上海中華浸會書局還出版了“上海第一浸會堂”所編的《上海第一浸會堂百年史略》,專以浸會在上海的發展演變為內容。其中《史略》、《年表》兩章對叔未士、啤士等人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上海的傳教經歷,有所敘述。
 
1949年前由教會人士所撰寫、編著的上述書籍,本身是教會事工的一部分,還不是專業的學術研究。這些著作的共同特點在于,它們可以提供新教各教派在華活動的歷史與現狀的綱要和概況,供一般性了解之用,也可為后世的研究者提供一定的資料,但一般不對具體問題作深入的探討,大都很簡略。披覽之余,還可以發現,各項著述在敘述同樣的史事時,均大同小異,且時有錯漏之處。
 
二、1949年后中國大陸的研究狀況
 
1949年以后,中國大陸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在較長的時期內中斷了對基督教傳教史的研究。1950年由上海浙滬浸禮議會出版的《華東浸會百年史》,是解放前教會修史的余音。自此時直至1980年代,這個大陸學術界的有關研究基本上著眼于兩個方面:一是進行反洋教運動的研究,代表作是李時岳先生的《近代中國反洋教運動》;一是著重于揭露、批判西方傳教士對中國的侵略,在這方面發表了不少文章,此處不一一列舉。“文革”開始后,傳教士的問題更成為學者不敢踏足的禁區。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隨著學術研究的復蘇,基督教在華傳教史的研究也逐漸得到一些學者的重視,關于早期新教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也有一些文章從各方面加以探討。進入90年代后,有關傳教士的研究,由初期側重于宏觀的評價和長時段的論述轉向對具體問題的探討,標志著研究工作的深化。(這些文章或探討新教在中國的早期傳教史,或討論新教傳教士與中外關系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聯系,或論述新教傳教士與近代中國文化等方面,均能通過具體問題探討了新教傳教士在中國的早期活動。中國大陸的專業學者對新教傳教士的研究,可以說80年代才開始。
 
幾本相關的學術著作在這20年中也陸續出版。1981年,顧長聲的《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一書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1949年后中國大陸出版的第一本以近代來華傳教士為研究對象的專著,作者搜集了眾多的研究資料,特別是國內學術界不太常見的外文史料,對傳教士(含天主教和新教)在近代中國的活動有比較系統的介紹。因此,該書很受學術界的歡迎,分別于1983、1989和1993年修訂再版和重印。顧長聲于1986年出版了他的另一部研究傳教士問題的著作–《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這部書是29名來華新教傳教士的傳記匯集。作者對早期的新教傳教士很重視,在書中為馬禮遜、裨治文、雅裨理、郭實臘(郭士立)、伯駕、布朗、雒魏林、羅孝全、理雅各等9人作傳。他們都是早期比較著名的傳教士,在不同的方面具有影響。作者在書中提供了關于他們的基本的生平和活動的資料。
 
1987年,張力和劉鑒唐兩位學者出版了《中國教案史》一書。這是迄今份量最大的中國教案史研究專著。該書也有一章(第5章)簡略敘述鴉片戰爭前后新教傳教士的活動,作為討論近代教案的歷史背景,并對近代早期的3個教案進行了研究,其中對1848年青浦教案的研究比較詳細,所征引的資料也較豐富。
 
90年代后,隨著學術界對傳教士研究的進一步重視,又有兩部著作問世。1996年,顧衛民的《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社會》出版。這部著作從“唐元的基督教”說起,直至1949年,可以看作一部中國基督教通史。作者表示要從“社會史的角度”來研究傳教史,搜集了比較豐富的史料,在對問題的分析、論述上也有自己的特色,并在書中反映了大陸、港臺地區和國外的一些研究成果。較之與10多年前顧長聲的《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一書,在學術上有所進展。但在基本架構和研究資料上,似乎未有大的突破。關于早期的新教傳教運動,該書第3章也有部分內容涉及。
 
王立新的《美國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現代化》一書(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是一部試圖從現代化的角度考察美國傳教士對中國近代歷史的影響的專著。作者盡可能地收集了有關中外文獻資料,并對若干專題進行了比較透徹的考察和論述。本書的前5章均有涉及早期來華美國新教傳教士活動的內容,其中第5章討論美國傳教士與鴉片戰爭后的“開眼看世界”思潮的關系,是較有特色的部分。還應提到的一部著作是熊月之的《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從書名就可以看出,這不是一部研究傳教士的專著。但該書的第2、3兩章論述鴉片戰爭前后西學輸入中國的具體過程,是以傳教士,特別是新教傳教士為主要研究對象的。作者對早期來華新教傳教士與西學輸入的關系,進行了細致的探討。
 
在研究資料的發掘整理方面,近年所取得的一項可喜的進展,就是《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影印出版。《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是中國境內出版的第一份中文期刊,但在國內一向難以尋覓。杭州大學(現浙江大學)歷史系的黃時鑒教授在美國訪問研究時獲得該刊比較完整的復制件,經整理后由中華書局于1997年影印出版。黃教授在卷首所撰的長篇導言,本身也是一篇很有價值的研究成果。
 
近年,在與傳教士有關的研究方面,一個取得了比較豐富的學術成果的領域是近代教會教育研究,特別是教會大學研究。1989年和1994年,華中師范大學和四川大學分別主辦了“中國教會大學史國際學術討論會”和“教會大學和中國現代化國際學術討論會”,會議論文均結集出版。1998年11月,珠海市政府主辦了“容閎與中國現代化學術研討會”,有一批會議論文與早期教會教育相關。1999年8月,華中師范大學中國教會大學研究中心又主辦了“近代科技傳播與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術會議”,會議的的主題之一是近代來華傳教士與中西科技文化的交流。
 
概而言之,中國大陸學術界對近代傳教士問題的研究,經過20年的努力,已經取得一定的成果,學術研究的領域也正在擴大之中。在所有論著中,以早期新教傳教士為對象的占有相當的比例。但受到各方面條件,尤其是資料條件的限制,有關的討論似乎到了某個層次后就再難深入,且常有互相重復之處;對一些表面事實背后的內在聯系,也缺乏有深度的探討。因此,可以說這個領域的研究仍處在初期階段。
 
三、1949年后港臺地區的研究狀況
 
1949年之后,港臺地區陸續有一些研究成果發表,數量不多。1957年,劉瑞滔主編的《港粵澳名牧生平》第一集,由“中華基督徒送書會”印行。該書介紹廣東與港、澳地區早期華人牧師的生平。1960年,簡又文在香港出版了《中國基督教的開山事業》一書,簡要介紹新教在華早期活動各方面的狀況,包括馬禮遜等新教傳教士的小傳、他們的活動、若干早期華人牧師、教徒的小傳等。1968年,羅彥彬編著的《中華禮賢會在華傳教史》由禮賢會香港區會印行。
 
香港地區真正在基督教新教在華傳教史的研究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的,是現任香港基督教文化協會會長的李志剛牧師。他作為神職人員,20多年來長期堅持勤奮的研究探索,至今已發表了大量的論文和幾種研究著作。1985年,李志剛的《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這部著作以鴉片戰爭前后新教傳教士的在華活動為研究對象,以鴉片戰爭前的內容為主,部分章節兼及鴉片戰爭后的史事。作者在第1章《序論》中簡述明末清初天主教傳教士在華活動的概況,以下各章分別對鴉片戰爭前新教傳教士在華活動的史實,包括馬禮遜牧師的來華、傳教士與十三行的關系、傳教士的中文出版事業、傳教士的教育事業、傳教士的醫藥傳道事業、傳教士的宣教事業、郭士立和羅孝全與洪秀全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專門的論述。
 
作者所搜集利用的資料,較之上述大陸地區的各種研究著作,都遠為豐富;在各章中對各方面的史實的研究,也是大大超過了迄今為止的所有中文著述的。因此不少大陸學者的論文和著作,在討論有關問題時,都引用該書的資料以為研究依據。可以說,這部著作是迄今所有研究傳教士問題的中文著作中最有學術價值的一部。當然,由于可以理解的一些原因,在以下幾個方面,該書也還存在值得商討之處:其一,作者對新教傳教士與西方政治勢力的關系,未予充分討論;其二,由于在時間上大致以《南京條約》簽訂前后為界,部分問題的論述未能完整;其三,對于倫敦會馬禮遜以外其他差會及傳教士的傳教活動,也未能予以系統的研究。
 
四,在資料方面還受到一定的局限
 
李志剛牧師還有其他幾種著作。1987年,他的論文集《香港基督教會史研究》由香港道聲出版社出版。該書有幾篇論文研究早期新教傳教士的問題:《早期傳教士由澳遷港之事業及貢獻》、《香港基督教首次會議之新探》、《馬禮遜紀念學校的創立經過及影響》和《郭士立牧師在港之歷史及其所遺中文資料》。這幾篇論文,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對《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的相關內容有所補充。1992年,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又為李志剛出版了《香港教會掌故》一書。這本通俗的歷史知識讀物,以精練而富有趣味的語言,敘述香港教會史,其中前面的幾篇掌故,是以早期新教在華活動為內容的。李志剛還分別于1989、1994和1997年在臺灣宇宙光出版社出版了《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文化論文集》一、二、三集。這其中有多篇文章屬于他所擅長的領域–早期來華新教傳教士研究,有關馬禮遜、裨治文、郭士立等傳教士的研究頗為深入。
 
臺灣地區的有關研究成果比香港要少,沒有直接研究早期新教傳教士的專著。1968年,楊森富的《中國基督教史》在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本書的寫作模式和基本內容均與王治心的《中國基督教史綱》相似,篇幅也相埒。論述早期新教傳教士的部分,也基本上與后者相似。1977年,林志平主編的《基督教入華一百七十周年論文集》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這部論文集為紀念馬禮遜來華而編著,所收的幾篇論文涉及到中國基督教史多方面的問題,但專門討論早期新教傳教士的只有林治平的《平民中的英雄——馬禮遜》一文,作為附錄收在書中。1981年,宇宙光出版社又出版了林治平主編的《近代中國與基督教論文集》,其中王樹槐的《衛三畏與<中華叢刊>》一文,比較詳細地論述了衛三畏在《中國叢報》出版過程中的作用。1983年,查時杰主編的《中國基督教人物小傳》由臺北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出版,其中包括梁發、王元深和何進善的小傳。
 
五、20世紀40年代前西方學術界、宗教界有關研究成果
 
與中國同行相比,西方學者和宗教界人士對新教在華傳教問題的研究,則起步較早,而且論著較多。據筆者所見所知,已出版的有關基督教在華傳教史和中國基督教史的英文資料和著作(含天主教傳教士活動的研究),數量約在800到1000種之間,此外還有大量的論文。這里僅略作述評。
 
最早撰寫著作和文章敘述新教在華傳教活動的,是早期來華的新教傳教士。1819年,繼馬禮遜之后第二個來中國的倫敦會傳教士米憐(William Milne),在馬六甲英華書院出版了《新教在華傳教早期十年史》(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書中 1812年之前的部分,由馬禮遜提供初稿,米憐負責其余的部分。該書既是一部出色的研究著作,按時間順序,比較詳盡地敘述了1819年之前倫敦會傳教士(馬禮遜、米憐和麥都思)在廣州、馬六甲等地活動的情況,同時也保存了大量的珍貴史料,主要是馬禮遜和米憐自己的部分書信、日記,以及一些統計資料,成為現代研究者很珍視的資料來源。
 
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在1833年出版的《中國沿海三次航行記》,在其開頭的部分,對他自己早年的經歷和倫敦會傳教士在廣州和南洋的活動,都作了簡要的敘述,其中關于他本人的情況的說明,可以為研究者提供不可多得的研究材料。該書末尾有一部分是“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再次對新教傳教士的情況有所議論。他在次年出版的《中國簡史》(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的下卷,有20多頁的篇幅概述該書出版之前新教傳教士在華活動的經過。他在1838出版的《開放的中國》(China Opened)一書討論中國宗教的一章中,簡略地馬禮遜、米憐、麥都思以及他自己的活動。
 
在米憐之后比較詳細地介紹早期新教傳教士活動的是麥都思(W. H. Medhurst)。他在1838年出版了頗有影響的《中國:現狀與未來》(China,Its State and Prospects, with E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pread of the Gospel)。該書的大部分內容,是敘述新教傳教士(以倫敦會為主,含美部會)在廣州、澳門和南洋華人居留地的活動,以及他本人和美部會傳教士史第芬1835年在中國沿海航行傳教的過程。由于所述內容大多與他本人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該書的有些章節可以作為研究早期新教在華傳教的第一手資料。
 
衛三畏(Samuel W. Williams)是又一位在自己的著作中記述新教傳教活動的傳教士。他在1849年出版的《中國總論》中,以近百頁的篇幅,對景教、天主教和新教在中國的傳播,作了概括的論述。由于寫作的時代較后,衛三畏對鴉片戰爭后新教在新的通商口岸的立足和發展的過程,也有所敘述。作者是鴉片戰爭前后新教傳教士中的重要成員,參與了許多事件,因此,他所提供的資料也是可以依據或參考的。
 
除以上著作外,《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還發表了多篇敘述早期新教在華傳教活動的文章,而作者也都是傳教士。在這些文章中,美國長老會傳教士婁禮華(W. M. Lowrie)的《中國大地:或對基督教在華傳教史的考察》,是比較全面的論述新教在華傳教問題的系列論文,分5個部分在該刊第13卷連載。作者雖沒有提供太多的資料,但他對新教與天主教在對華傳教問題上的關系的議論,可以透露鴉片戰爭前后這兩大基督教派別在中國的矛盾與沖突。衛三畏在該刊的最后一號,發表了他整理的1851年之前來華新教傳教士的比較完整的名單(含在南洋華人居留地活動的傳教士),并在名單后附有一篇長文,回顧各口岸新教傳教活動的歷程,著重敘述其“現狀”。這對于現在的研究者來說,是非常有價值的參考資料。此外,雅裨理(David Abeel)、波羅滿(Polhman)、裨治文(E. C. Bridgman)等人還在該刊分別發表了介紹廈門、上海等地新教傳教士活動情況的文章。
 
在《中國叢報》發行的同時和停刊以后,還有一些英文刊物刊登與早期新教傳教士在華活動有關的文章,如在英美發行的《福音雜志》(Evangelical Magazine)、《傳教先驅》(Missionary Herald)、《浸會傳教雜志》(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中國傳教呼聲》(China Mission Advocate)等,以及在中國發行的《中日叢報》(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和《教務雜志》(The Chinese Record)等,都刊登過有關這段歷史的回顧性的文章、總結報告和個人傳記資料。雖然這些文章大多為一般性描述和紀念性文字,但從中還是可以得到一些信息和資料。
 
1861年,英國倫敦會派出的傳教醫生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出版了《在華行醫傳教二十年》(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一書。這是作者主要依據親身經歷、參考其他資料寫成的,以新教早期在華醫務傳道事業為主、兼及新教傳教士其他活動的資料性著作。該書對新教在華醫務傳教活動前20余年的歷史,包括各地傳教醫院開辦和延續的具體過程,均有比較可信的記述,其中提到的一些具體事件和數據,可以彌補其他有關史料的不足。
 
1867年,英國傳教士偉烈亞力(Wylie Alexander)所編《來華新教傳教士紀念集》(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由上海美華書館印行。這部著作是1867年前所有來華新教傳教士的傳記資料的匯集,按每個傳教士來華年代的先后順序編排。每一篇傳記一般由兩個部分組成,前一個部分是傳教士的小傳,敘述其生平與主要活動;后一個部分是該傳教士的中、外文著作目錄,附有簡要的內容介紹。這種特征,就使該書成為一部研究早期來華新教傳教士的很重要的工具書。由于其搜羅大致完備,保存的資料相當豐富,現已被有些研究者視為第一手的資料來源。不過應當注意的是,該書在具體史實的敘述、介紹方面也有一些錯漏之處,使用時須參考其他資料。
 
此后,1877年和1890年在上海舉行的來華新教傳教士大會所出版的報告,都有一些回顧性的文字涉及新教在華傳教的早期階段。但在《來華新教傳教士紀念集》出版后的40年中,沒有專門的著作出現。1907年,即馬禮遜來華100周年之際,在華各新教教派供稿、加拿大傳教士季理斐(D. MacGillivary)編輯的《新教在華傳教百年史》(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807–1907), Being the Century Conference Historical Volume)由上海美華書館出版。這部著作由各來華新教教派的活動歷史、發展經過、教務現狀、所辦事業、有關統計資料等內容構成,各教派的資料分開獨立編排,自成一體,書后還附有英國與海外圣經會、美國圣經會、愛爾蘭圣經會在華傳教活動的資料,以及早期傳教士所開辦的一些文化事業,如馬禮遜教育會、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和中國醫務傳道會的資料和文獻。因此,這部著作也是很有價值的工具性書籍,它側重于傳教團體的整體情況的描述、介紹,與以個人傳記資料為主的《來華新教傳教士紀念集》,可以相互參證、補充。
 
1922年,由“中華續行委辦會”主持、美國傳教士司德敷主編的《中華歸主》(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出版。這是一部大型的調查中國基督教(新教)在華事業和活動狀況的、經過整理的記錄,是新教各教派在中國各地勢力、所辦事業和活動歷史的資料匯集,其中廣東、江蘇、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區的調查報告,均有追溯新教勢力在這些地區早期活動的內容。由于它的編寫時間在《新教在華傳教百年史》之后,又按中國行政區域劃分調查的范圍,故既可提供清末民初時期的新教活動狀況,又可以從另一個不同的側面反映新教在華勢力。應當注意的是,其中的一些統計數字,雖然是比較珍貴的史料,但有些是不太完備的,在討論具體問題時,須參照其他資料加以訂正。
 
在這前后,英美宗教界關于早期在華新教傳教運動的研究,也經歷了一個類似于上文所說的“教會修史”的階段,其承擔者一般與在華新教團體或其國內差會有關。由于種類較多,這里只將與本文有關的數種羅列如下:
 
蒂芙林頓(S. B. Tifferington):《美國浸禮會真神堂在華傳教史》(History of Our Baptist Mission among the Chinese),1892年出版。該書記載美國浸禮會分裂后北方差會在華活動史。
 
阿米特·里奇蒙(Armette B. Richmond ):《美國圣公會在中國》(The American Episcopal Church in China),1907年出版。
 
麗達·耶士謨(Lida S. Ashmore):《美國浸禮會真神堂華南傳教六十年史》(The South China Mission of the 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A Historical Sketch if Its First Cycle of Sixty Years),1920年出版。本書較蒂芙林頓詳細。
 
馬格麗特·萊基(Margaret McKae Lachey):《“同工事神”:美南浸信會在華傳教活動研究》(“Laborers Together”: A Study of Southern Baptist Missions in China),1921年出版。
 
海瑞特·諾伊絲(Harriet N. Noyes):《美國長老會華南傳教史》(History of the South China 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Church, 1845–1920),1927年出版。
 
力維弢(Walter N. lacy):《美以美會在華百年史》(A Hundred Years of China Methodism),1948年出版。
 
杰拉爾德·德炯(Gerald De Joung):《歸正會在華傳教史 1842–1891》(Reformed Church in China 1842–1951),1992年出版。
 
除以上筆者經眼的著作外,也許還有可以歸入“教會修史”這一范疇的著述。這些著作具有和上文提到的中文著作相似的特征。大部分都很簡略,特別是對各差會傳教士早期在華活動,都沒有詳細的記載。而且對現代研究者來說不太方便的是,它們一般都不提供資料來源,從而難以準確判斷它們在學術上的價值。不過,它們也都可以提供一些線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為當代學者進行研究的參考資料。德炯的《歸正會在華傳教史》是其中的一個例外,它是一部資料詳瞻、內容豐富的學術著作,尤其值得重視的是作者利用了大量的歸正會檔案和報刊資料,從而使該書具有較高的學術水準。由于該書的出版,美國歸正會在中國的活動,可以說得到了很透徹的專門研究。
 
在20世紀前期,也有一些專業的學術研究性著作問世。這里首先應該提到的是賴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的巨著《基督教在華傳教通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這部長達900余頁的著作出版于1929年,內容為,從唐代到1920年代基督教各大派別在中國傳播的歷史。關于鴉片戰爭前后新教在中國活動的開端和初期發展,該書也以相當大的篇幅予以敘述,描述了新教在華早期歷史的大致輪廓,并能提供一些數字和細節,所引用的資料也可以為研究者指引深入探討的路徑。但作為一部通史性的著作,該書無法超越一般性陳述而進入具體問題的探究,有些敘述也不準確。
 
傳教士的傳記也開始陸續出版。在早期傳教士中,馬禮遜在最受重視的一位,據筆者所見,他的傳記在10種以上。其中英國內地會的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撰寫的《馬禮遜,一位宗師》(Robert Morrison: A Master Builder)是質量較高的一種。該書于1924年在倫敦出版,1956年由簡又文翻譯成中文在香港出版,書名為《傳教偉人馬禮遜》。1931年,麥沾恩所著的《中華最早的布道者梁發》,也由胡簪云翻譯,上海廣學會出版。赫爾曼·施萊特(Herman Schlyter)所著德文《郭士立的在華傳教事業》(karl Gützlaff Als Missionar in China)在1946年問世。這也是至今最有份量的郭士立個人傳記,其特色在于,它對郭士立的生平和活動有比較完整的敘述,在資料方面,該書利用了很多檔案材料和其他德文資料。
 
在40年代,有兩部與中國教會教育有關的著作出版。一是瑪麗·安德森(Mary R. Anderson)的《華南地區新教教會女子學校研究》(A Cycle in the Celestial Kingdom or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s for Girls in South China, 1827 to Japanese Invasion)。這部專門研究華南地區新教女子教育的專著于1943年出版,書中征引的各類第一手資料堪稱豐富,對華南教會女子教育的早期淵源和在清末與民國時期的流變,均作了切實的論述。該書涉及到鴉片戰爭前后40年的新教傳教士從事的女子教育活動的內容并不多,但因其征引了比較難以尋覓的資料,故筆者對這部分內容還是予以重視的。另一部是郭愛理(Alice Gregg)的《中國與教育自治》(China and Educational Autonomy: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Protestant Educational Missionary in China, 1807-1937),出版于1946年,論述自馬禮遜來華至抗戰爆發前新教傳教士在華所辦的教育事業。
 
六、50年代至今西方有關研究成果
 
50年代之后,西方有關研究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學術界取代宗教界成為研究的主力。
 
太平天國與基督教新教的關系,是長期以來吸引人們注意的問題。1952年出版的美國學者尤金·鮑德曼(Eugene P. Boardman)的《基督教對太平天國思想的影響》(Christian Influence upon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1851–1864),是一部很專門的著作,它對太平天國的宗教和思想與基督教新教傳教士之間的關系,作了比較有見地的討論。
 
1960年代以后,歐美學術界顯然加強了對傳教士問題的研究。學界主流長期輕視傳教士問題研究的現象終于引起了一些著名學者的不安。美國歷史學家費正清呼吁重視傳教士在美國歷史中的作用,并帶領他在哈佛大學的同事和學生開展新教在華傳教活動的研究。從那時開始,一些有份量的英文研究著作陸續問世。這里僅就與本文有關的著作進行一些說明。
 
在由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編輯的關于傳教士問題的論文集中,有兩部與本文的研究對象有關。一部是費正清主編的《在華傳教事業與美國》(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1974年出版。費正清的導言和該論文集中幾篇討論對華傳教的理論與方法問題的文章,可以給讀者帶來多方位的視野。其中斯圖爾特·米勒(Stuart C. Miller)的《目的與手段》一文,就美國傳教士對近代中西沖突的態度,作了出色的研究。另一部出版于1985年的論文集《基督教在中國:早期新教傳教士的著述》(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由巴奈特(Suzanne W. Barnett)與費正清共同主編。這部論文集的特色在于,各位作者利用收藏于哈佛燕京圖書館的原美部會圖書中的一批早期新教傳教士的中文著作,研究他們的活動與思想,其中討論米憐、裨治文、郭士立等的中文著述的幾篇論文,很值得重視。
 
1974年,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出版了艾爾斯沃思·卡爾森(Ellsworth Carlson)的專著《福州教士》(The Foochow Missionaries 1847–1880)。這部著作以西文檔案資料與中文資料相結合,研究福州開埠前期新教傳教士的活動、醫療文化事業及其與中國官方、民間的沖突,是一部研究單獨一個口岸的傳教活動的力作。加拿大學者布里安·哈里森(Brian Harrison)在1979年出版的《等待中國:馬六甲英華書院,1818–1843》(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則屬于另一個類型。它集中探討早期新教傳教士開辦的教育機構–英華書院,是迄今為止研究英華書院歷史的代表性著作。作者利用了與該書院有關的大量檔案資料(倫敦會檔案),從而使這部著作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在70年代,還有一個明顯的趨勢是加強對傳教士的個案研究。先后有兩篇博士論文研究美國浸禮會早期來華傳教士。馬格麗特·寇林(Margaret M. Coughlin)的《叔未士與羅孝全》(Strangers in the house: J. Lewis Shuck and Issachar Roberts, First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ies to China ),是1972年美國弗吉尼亞大學的博士論文。喬治·普魯德(George B. Pruder)的《羅孝全與太平天國時期的美國對華外交》(Issachar J. Roberts and American Diplomacy in China Dur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則是1977年華盛頓美利堅大學的博士論文。這兩篇論文的共同特點,在于利用了美國浸禮會的檔案材料,揭示了與叔未士和羅孝全有關的史實,其中部分材料是無法從其他來源獲得的,因此他們所論述的事實有很多是鮮為人知的。1974年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古利克(Edward V. Gulick)所著《伯駕與中國的開放》(Peter Part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是迄今關于美國傳教士、外交家伯駕的最詳細的個人傳記,同時也是研究鴉片戰爭前后中美關系的出色著作。該書最明顯的價值,在于作者利用了美國政府檔案、收藏于耶魯大學的伯駕個人檔案和美部會檔案作為研究材料,從而在具體事實的闡述方面達到了相當的深度。
 
英國學者關于本課題的現代研究成果,相對來說比較少。1985年,卡爾·史密斯(Carl T. Smith)出版了《中國基督徒:精英分子、中間人與香港教會》(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一書。這部著作對早期新教傳教士在香港的活動,及其在若干方面的影響,都作了比較獨到的討論,特別是對中國基督徒和與傳教士有關的人物的研究,在資料比較缺乏的情況下,仍然進行了有深度的嘗試。該書揭示的有些事實,是其他著作所沒有提及的。
 
  
 
近期最值得注意的英文著作是紐約州立大學教授慕瑞·魯賓斯坦(Murray A. Rubinstein)的著作《英美在華傳教事業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這部著作于1996年出版,是作者長期研究的一項成果。他對倫敦會和美部會傳教士鴉片戰爭前在中國(廣州–澳門地區)的傳教活動做了很詳細的探討,在對這兩個差會傳教士在華早期活動的起源、具體事實和演變過程的研究方面,超過了迄今所有的著作。該書有三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對倫敦會和美部會的檔案作了比較透徹的考察,使該書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二是作者采用了在當代學術著作中比較少見的類似于編年史的體裁;三是如該書書名所顯示的那樣,作者重視探討倫敦會傳教士與美部會傳教士來華傳教活動的關系。由于作者基本上將重點放在傳教史的研究方面,又采取按年月敘述的方式,因此對傳教士其他方面的活動沒有進行專門的研究,對檔案資料以外的其他文獻資料利用不多,對鴉片戰爭前倫敦會和美部會以外的其他傳教士,也基本上沒有涉及。也許正因為如此,作者才可以集中精力對倫敦會和美部會傳教士的活動進行研究。
 
同年出版的耶魯大學教授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的《上帝的中國兒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國》(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一書,依據相關的研究成果,對早期新教傳教士的活動也有所敘述。裴士丹(Daniel H. Bays)主編的《基督教在中國,從十八世紀到現在》(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也在這一年出版。這部論文集嘗試在西方學術界主流的研究思想已經改變的情況下,以新的視野進行傳教士問題的研究。其中杰茜·盧茲(Jessie G. Lutz 中文名魯珍希)和雷伊·盧茲(Ray Lutz)的《郭士立的本土化之路:福漢會》一文,是筆者所見討論福漢會的始末和內幕的最有價值的學術成果。最近,這兩位學者又出版了他們的新著《客家人面對基督教新教,1850——1900》(Hakka Chinese Confront Protestant Christianity,1850–1900)一書。這部著作利用國內學者難以接觸的許多史料,如巴色會檔案等,就19世紀后期新教在客家地區傳播的各方面情況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尤具學術價值的是8個客家新教徒的個人傳記,其中幾人如戴文光等,與早期來華新教傳教士郭士立、韓山文、黎力基等有較為密切的關系。這部新著的意義在于,它在早期華人教徒研究這一具有相當難度的課題上,進行了成功的嘗試。
 
從以上所述的情況來看,國內外學術界和宗教界對早期來華新教傳教士的研究,均已取得一定的成果。總的來說,歐美學術界因各種優勢,所取得的學術成就較大,在進行專題研究方面尤為如此。當我們探討新教在華傳播早期歷史時,可在分析鑒別的基礎上充分利用這些成果。但以往的研究也還存在不少問題。在筆者看來,問題主要在于:各種論著對于這段時期新教在華傳教運動的整體情勢和演變趨勢還沒有作出清楚的說明;對新教傳教士所開辦的各項事業的研究與了解,還局限于片段的或局部的了解;對這些傳教士在鴉片戰爭前后中外關系演變過程中思想與活動的認識,還有待于深化;對他們文化活動的思想背景,還缺乏必要的認識,對他們文化活動的一些具體方面,研究也不充分。對這些問題,均應認真加以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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