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社會科學研究網 >> 民間信仰和新興宗教
 
吳陽年例與鄉村善治
發布時間: 2019/9/12日    【字體:
作者:李紅
關鍵詞:  吳陽 年例 組織模式 鄉村善治  
 
 
摘 要:年例和春游活動不僅保護和傳承傳統地域文化,還有效凝聚和整合鄉村社會人際關系,在不同層面上滿足鄉民的各種需求,是以最低成本實現鄉村公共利益最大化的鮮明例證。年例和春游活動需要調動和整合鄉村社會的所有資源,成立理事會等民間組織、保障村民主體地位、發揮鄉村精英作用都是關鍵環節,為鄉村善治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
 
關鍵詞:年例 組織模式 鄉村善治
 
黨的十九大報告將 “治理有效” 作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總要求之一,特別強調加強農村基層工作,構建鄉村治理新體系;2019 年的中央一號文件繼續強調完善鄉村治理機制,保持農村社會和諧穩定,不斷增強鄉村治理能力。面對中國鄉村發生深刻巨變和千差萬別的現實,如何實現對鄉村的有效治理,讓更多鄉村走上善治之路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任務。本文通過對廣東省吳川市吳陽鎮年例和春游活動的調查,探討和反思其組織模式,對如何更好地實現鄉村善治,促進鄉村全面振興提出自己的思考和意見。
 
一、鄉村善治的內涵及實現途徑
 
中央文件大力提倡要建立健全 “三治合一”的鄉村治理體系,走鄉村善治之路,許多專家對此進行了多個角度的解讀。如賀雪峰認為,鄉村治理是指如何對中國的鄉村進行管理,或中國鄉村如何可以自主管理,從而實現鄉村社會的有序發展。蘇敬媛指出,鄉村治理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實現對鄉村公共事務的管理,實現鄉村社會公共利益的最大化。鐘其認為, “善治”就是良好的社會治理,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丁堅鋼和蔣曉冬認為, “鄉村善治”即是以鄉村為地理空間,在最大限度地增進鄉村社會公共利益的目標下,通過強調人民群眾主體地位、發揮基層民主作用和加強提供公共服務等,促進村域內各種社會力量特別是政府力量與人民在公共生活上的良好合作,使兩者關系達到最佳結合狀態并謀求人民的最大富祉的社會管理過程。
 
概而言之,將鄉村善治看作是政府與人民對鄉村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使鄉村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是目前學界較為普遍的觀點。我們認為鄉村善治是以最小或最少的成本實現鄉村公共利益最大化的過程,鄉村善治是鄉村治理的最佳狀態和最高要求。
 
對于如何實現鄉村善治,學界也有諸多思考。如鄭茂剛認為,黨委領導、政府主導是前提條件;村民自治、管理民主是內容要求和根本表征;和諧互動是核心。王文彬指出,自治貴在促進鄉村主體自覺行動,法治重在鄉村地區下沉現代法律規則,德治則必然要求重新發揮優秀鄉土文化的感召作用,而后以多元化的合作治理推進鄉村善治。張錕認為,實現鄉村善治,離不開鄉村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參與,離不開農村居民注重鄉土人情、道德規范的情感認同。夯實鄉村治理根基,需要堅持德治為根本,與法治和自治深度結合,通過道德評價和道德規范,從內心情感約束人們的行為,為自治和法治贏得社會認同,持續提高鄉村治理水平。張偉軍認為,實現鄉村善治,創造良好的鄉村發展環境,重點有三個方面,一是釋放鄉村自由與活力,重點是激發鄉村不同主體參與鄉村建設發展的積極性;二是尋求國家政權治理與鄉村自主之間的合理平衡,將國家權力的作用和鄉村自主有機結合起來;三是注重鄉村治理歷史經驗與現代治理理念之間的結合,將實現有效治理與降低治理成本結合起來……。
 
毋庸諱言,鄉村治理的終極目標在于促進鄉村全面振興,而自治、德治與法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是鄉村善治實現的根本保障。鄉村振興必須依靠但不能依賴國家的制度供給和資源輸入,必須要激活其內在生命力,即讓廣大村民真正成為主體。同時,還要充分尊重傳統和現實,充分整合和利用鄉村社會的有效資源,協同合作,共同治理,才有可能讓更多鄉村更快地走上善治之路。
 
二、吳陽年例習俗概況
 
年例這項民俗活動廣泛流傳于粵西地區的湛江、茂名等地。我們的田野調查點主要集中在湛江市吳川市的吳陽鎮。
 
吳陽是中國歷史文化名鎮,也是經濟發達、人文鼎盛的粵西重鎮。這一方面得益于長期縣治所在地的優勢沉淀下來的歷史文化底蘊,另一方面更得益于鑒江三角洲肥沃的土地和便利的水陸交通網所形成的優越自然條件。吳陽的年例活動在解放前已經遠近聞名。吳陽鎮霞街村清道光三年 ( 1823) 狀元林召棠的 《春禧雜詩》共十二首,其中就有兩首描寫了春節期間游神的熱鬧景象。
 
臺上輪飛舞袖長,家家小隊賽康王。麻奴觱篥花奴鼓,排子當中最擅長。( 第二首)
 
笙歌如沸鬧香塵,鳳輦龜山劇鬧春。行到火城光斷處,江潮十里爛如銀。( 第九首)
 
林召棠在第二首詩后還特別附了一段文字說明,記錄當時游神音樂的變化:“迎神之樂,舊止金革,近加觱篥,聲調翕張,小鐃疊發,音尤爽烈,名排子。”
 
新中國成立后,各級政府對此類活動采取了打擊與引導相結合的辦法:一方面沒收祠廟的財產,嚴懲巫婆、神棍等所謂不法分子,沒收相關用具和印刷品; 另一方面進行正面的宣傳和教育,倡導建立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上個世紀 80 年代以來,隨著國家相關政策的松弛,特別是地方發展經濟的需要,民間開始逐步恢復年例習俗。吳陽年例以其豐富多彩的活動內容和井然有序的組織管理,引發了我們濃厚的興趣。2013 年和 2014年的春節,我們跟蹤調查了吳陽鎮霞街村、南門村、西街、嶺頭街、中街村、城里村等 6 條村莊,以及朱屋、上郭、那蒙、蛤嶺、芝藹、芷寮等共計 12 條村莊的年例,重點調查了霞街和上郭和那蒙村,主要搜集的資料是各村年例游神組織方式、時間、路線、轎班構成和分工、春游節目安排,所用資金來源及收支情況等。2018 年 10 月至 2019年 2 月,又對霞街、上郭、那蒙等部分村莊進行了回訪。
 
根據地方文獻的記載及目前學界的研究結果,年例首要的功能是祭祀。據我們觀察,吳陽年例有相對嚴格的程序和內容,各種復雜的祭祀儀式貫穿始終,大致來說主要包括四部分內容:游神、擺盅、春游、吃年例。
 
(一) 游神。年例期間,村民大多在特定時間將廟堂中供奉的神靈通過各種儀式請出廟堂,到神靈所管轄的地界按照特定的路線巡游。游神隊伍按照既定的路線游行于村莊的大街小巷,各家各戶設盅位于擺盅地,擺上琳瑯滿目的供品,恭迎神駕; 拜神結束后,各家各戶收回自家的供品,一家老少共同分享 ( 神靈享用過的供品稱為 “神瑞”) ;按既定路線巡游完畢之后,還會舉行隆重的回堂儀式; 經過特定的儀式重新安置好神靈之后,游神活動才告結束。
 
( 二) 擺盅。神靈從廟堂出來,到管轄的地界巡游。每個村子都有許多 “擺盅”的場所。每個“擺盅地”擺上方桌,方桌上主要擺設的物品有:1.茶壺和斟滿茶水的茶盅;2. 酒壺和酒杯,酒杯同樣要斟滿燒酒 ( 俗稱三茶五酒,即三個茶杯,五個酒杯);3.家里精選的上好水果、點心和糖果等;4.煮熟的全雞和豬肉 ( 所謂全雞是指這只雞以及雞血和雞腸一定要有,另外還需雞蛋一個;豬肉需要肥瘦相間的一刀切豬肉,雞和豬肉煮熟后裝在一個盤里) 等等。
 
在年例活動中,有時是每家每戶各擺一個盅位,但大多數時候是許多家庭聯合擺一個盅位。許多張方桌并排在一起,桌上琳瑯滿目的水果、點心和酒杯、茶杯以及數量龐大的全雞和豬肉絕對會讓觀者側目。另外,還有許多聯合盅位的家庭會集資購買燒豬等供品,使得聯合盅位更為壯觀。
 
(三) 春游。吳陽年例的春游 ( 民間藝術巡游) 節目大致相似,主要有飄色、醒獅、舞龍、排子鑼鼓、彩旗隊、鮮花隊、鼓樂隊,有的村莊還有地色、馬色、高樁醒獅以及詩畫展覽、電動木偶、粵劇演出等助興。民間藝術巡游大部分是上午開始,下午 4 點鐘左右結束; 書法、詩畫等的展覽或電動木偶、高樁獅等大部分在年例前一、兩天布置妥當,持續到年例結束乃至更長的時間。民間藝術巡游大多由本村的年輕人騎摩托車開路,摩托車上插著彩旗,當地人一看就知道是哪條村的年例以及春游隊伍的大概位置; 緊跟在摩托車隊后面的是本村的頭牌和醒獅,醒獅特有的鑼鼓聲是對春游活動最大的宣傳。醒獅過后一般是彩旗隊、花籃和八寶隊,都是由小學生 ( 極少是中學生) 肩扛手提的。然后就是排子鑼鼓,以壯大聲勢。接下來就是飄色、地色和龍了,幾臺飄色之間就會有醒獅或排子鑼鼓,以增加氣氛。巡游隊伍末尾一般都是本村的醒獅。有的村莊還有本村小學生組成的鮮花隊、禮儀隊、鼓樂隊,在年例期間會全部上場,浩浩蕩蕩的隊伍經過村子的大街小巷,成為春節期間一道道靚麗的風景線。
 
(四)吃年例。在睇 ( 看) 年例的游神、盅位和民間藝術巡游、展演等活動之余,吳陽的吃年例也別具特色。為了做好年例,家家戶戶都要事先策劃,大概會有多少客人,開多少圍臺,買什么樣的菜等等。以前做年例時,大多家庭會從早上忙到晚上,搭建灶臺、清洗廚具和買回的各種海鮮及時令蔬菜,直到天黑客人陸續來齊之后,方才開臺吃飯,非常辛苦。近年來,吃年例的規模有持續擴大之勢,靠一個家庭的力量很難維持。因而許多家庭只負責買菜和酒水、飲料,將其余各項事務交給專門的餐飲公司,也有全部交由公司承辦的例子,只需要注明要哪些菜和酒水就可以了。在吳陽鎮,“看年例”是重點,大部分村莊春游活動內容比較豐富多彩,“吃年例”的氛圍遠沒有附近的振文鎮濃厚。
 
三、吳陽年例是鄉村善治的實踐
 
鄧大才強調要根據本地自治條件、德治基礎及法治保障情況,因地制宜地選擇不同的治理組合和治理強度,尋找最適宜的組合方式和治理體系,形成 “最適宜的善治”,我們深表贊同。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最適宜的治理體系或許沒有固定標準,但必定能夠整合各種資源,最小或最少的成本、最高的效率達到鄉村治理的最佳狀態。民間自發組織、全民自覺參與的吳陽年例和春游活動讓鄉村在春節期間達到了鄉村治理的最佳狀態。
 
(一) 年例活動有效地凝聚和整合鄉村社會的人際關系。
 
年例是全民參與的重要節日,各種活動將平時聚少離多的村民凝聚在一起,充分地整合了鄉村社會的人際關系,以最低的成本實現了對鄉村社會的有效治理。
 
1.村落內部的人際關系的強化。關于年例游神和春游活動的人員分工,許多村莊都是遵循傳統,也就是說人員分工在歷史上早已形成,又在當代得到了繼承和發展,村落內部成員之間的關系借此機會得到強化和整合。
 
首先,家庭成員要合理分工,確保家庭拜神和村莊游神活動的順利進行。年例期間,家家戶戶都要擺盅迎神,每一個家庭都會按照不同的情況合理分工,比如男的青壯年積極參與抬神轎和治安巡邏的隊伍,有些有文化素養的老人會具體負責書畫展、文物展等展覽和展示活動,女的則要在家負責準備擺盅所需的物品;有些村莊還有女子轎班,像霞街就有自己的女子舞龍隊,這就意味著家庭主婦要完成這些準備工作之余,還要參加游行表演和訓練。
 
一般來說,參加游行表演比如飄色的演員、彩旗隊、花籃八寶隊、醒獅隊、排子鑼鼓隊、舞龍隊等,大部分都是只有在年例期間才披掛上陣,而且是要在安排好家庭工作之余接受演出邀請的臨時演員。
 
據我們觀察,正月十九霞街游金輪時,霞街附近的吳陽中心小學和上郭中學等學校都會放假。
 
主要是因為有大量的學生參與游金輪,參與扮演扮飄色、地色、馬色等巡游節目,以及鮮花隊、儀仗隊等,而那些沒扮演什么節目的,也都想出來看看熱鬧,不能給這么多人一起補課吧,所以學校放假啊……
 
其次,在年例和春游活動中,聯合盅位的家庭還要協商擺盅的具體事宜。擺盅是游神活動中的重要內容,在盅位前的拜神活動是所有人都要參與的。盅位可以是單家獨戶,但常常是一條街巷的幾戶聯合起來。不但給醒獅的紅包是盅位所有家庭集資,而且花紅紙寶、燒炮等費用也都需要大家集資。有的村莊,在每一個盅位前,會安排人專門負責宣讀集體盅位所有家庭的主要人員姓名,花紅錢的具體數目,在一定程度上等于是在與緊鄰的盅位進行比較,花紅的數目會因為人們心理的變化如攀比或者面子的需要而發生較大的變化,鄰里關系因此得到強化。
 
2.地域村落關系的整合。年例和春游活動,不僅有效地凝聚村落內部人際關系,還以走街串巷的形式整合附近村莊。在吳陽古城附近,年例時不同村落之間一般會按照歷史上形成的傳統路線互相游神。除了霞街的金輪元帥和上郭的石塹太祖要游遍代表舊縣城最核心文化圈的吳陽四大族范圍外,霞街的會主———烈天府的廣祿、廣慶兩兄弟、天后宮阿婆和上郭的會主都會廣圣都會游遍吳陽四大族范圍。其他村莊的年例游神如西街的西關太祖 (正月初六) 、南門村的玄天上帝(正月初八) 、嶺頭街的東岳大帝 (正月初十) 、中街的大太祖 (正月十三) 和城里村的吳陽二、三太祖、城內金輪、南門廣福太祖 (正月十六) 等菩薩出游也是如此。
 
不同村莊之間相互游神的慣例一方面體現了傳統,另一方面對于協調村莊之間的關系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霞街的金輪元帥,是通縣菩薩。在霞街年例期間,附近村莊以及宗支村莊都會以村委會的名義贈送節目參加春游,特別是金輪元帥巡游到的村莊。不僅如此,金輪元帥出游到的相關村落在春節過后要集中開會,商量協作事宜,尤其是贈送節目和治安等方面的問題,這也已經成為一種傳統。從歷史到現在,金輪元帥的出游都有效地整合了吳川舊城附近的幾個大姓村莊。另外如正月十二的太祖出游 ( 上郭年例) 也是如此,在太祖廟文署理事會公布的 《石塹太祖春游各村 ( 隊) 個人敬贈春游物、樂捐款的芳名錄》中,各村集體捐款部分登記了包括霞街、中街、西街、南門村、城里、嶺頭街以及深水垌等村在內的 28 條村莊,地域村落之間的關系借此得到重新整合。
 
(二) 年例促進當地文化、經濟和社會公益事業的發展。
 
1.年例承載和保護地域傳統文化。吳陽鎮現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如粵劇、木偶戲、飄色、醒獅 ( 當地俗稱 “獅班”,除舞獅、鑼鼓外,有的還有土地公、大頭佛參與) 、陶鼓、舞龍、十番、排子鑼鼓等,大都是因為以年例為載體,才得以保存和發展,在這個意義上講,年例是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賴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年例很好地承載和保護了地域傳統文化。
 
2.年例促進現代人際交往。年例期間,所有外出的人都會返回自己的村莊,是一個村莊乃至一個地區一年中人流最集中的時候,通過看年例、吃年例等活動,親戚朋友互相往來,茶余飯后一起交流思想,增進感情,需求新的合作或發展機遇等,這正是現代城市生活中所缺乏的親情和友情的回歸。
 
錢永遠都賺不完,但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會被時間慢慢地沖淡。所以每年我們吳川人都樂此不疲地做年例,不為什么,就為了每年都請親朋好友來聚聚,熱鬧一番,維系大家的感情。
 
3.年例帶動當地經濟發展和消費。游神和民間藝術巡游會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這當然需要經濟作為強有力的后盾;大戶人家的年例宴席更是當地經濟消費的主要力量;而 “人情”和 “禮物”的互相流動也極大地刺激了人們的消費。
 
4.年例推動當地公益事業發展。各村年例期間,許多村干部乃至鄉鎮干部借鄉村經濟精英回村過春節、做年例之際,通過多種方式,取得他們對家鄉建設的資金支持,諸如修路、架橋、建學校等等,往往都在是這一過程中拍板定案。吳川市政府在梅菉年例的基礎上重點打造 “一節一會”,實施 “回歸工程”,鼓勵成功的鄉村經濟精英回鄉創業,捐建家鄉;吳川的新農村建設因為鄉村經濟精英的捐助創造的 “吳川模式” 聞名全國,都可見出年例對地方經濟和社會文化發展的重要作用。
 
春節期間,大家都回來了,如果沒有任何形式的娛樂活動,也許就會去賭錢或其他控制不到的事情。搞年例不用政府出錢,不用政府出力,由老百姓集資,民間自發組織,有錢規模大點,沒有錢規模小點,但是無論規模大小,老百姓的心情都會好,心情好了,做事情就會順利,大家都開心。所以總的來說搞年例是件好事。
 
村長樸素的話語道出了年例和春游活動的實質:首先要解決春節期間的治安問題,這根本上是由鄉村人口的大規模流動造成社會治理問題。從地方政府的角度來說,一不用出錢,二不用出力,可以說是最小或最少的成本付出; 從民眾的角度而言,有了地方政府的默認,民間自發組織和全民自覺參與的年例和春游活動,不僅僅保護和傳承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等地域傳統文化,還擔負著凝聚、整合鄉村社會人際關系的社會治理功能;此外,年例和春游活動在不同層次和層面上滿足了村民的不同需求,如對神靈信仰的精神需求、文化生活和人際交往需求等,并在此基礎上極大地促進了當地經濟和社會公益事業的發展,這些事實都充分說明吳陽年例是鄉村善治的生動實踐。
 
四、善治的原因分析
 
吳陽年例習俗之所以能夠以最低的成本,實現鄉村公共利益最大化,是諸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游神及民間藝術巡游等各項活動都是全民自發、自覺參與,活動的組織由春游理事會或壇廟的理事會負責,由本村的村民具體執行,經費則全部來自民間集資和捐贈,總之是要充分調動和整合的鄉村社會的所有資源。除此之外,我們認為以下兩點尤其值得總結和借鑒:
 
 (一) 村民的主體地位得到充分保障。在吳陽鎮,年例活動往往得到全村的支持,村民自愿出資,自發組織,全民參與,其主體地位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1.年例和春游活動的恢復和發展是 “群情呼吁”的結果。像霞街在上個世紀 80 年代初期就能恢復年例和游神,就是在村民的強烈要求下,由當時的村干部帶頭,組織村里比較活躍的積極分子,群策群力,一起討論和協商的結果。
 
    霞街恢復游神大概是 80 年或是 81年。81 年游神時,政府名義上仍然禁止這類活動,加上物質條件有限,不敢公開,只能在晚上游,儀式也相當簡單,沒有神像,更沒有神轎,群眾就用八仙桌代替神轎,在八仙桌上放一個神龕,神龕中只有神的牌位,當時就是抬著神的牌位游行的。膽子大的才敢跪下來拜一下。當時也沒有統一的服裝,轎班穿的是白襯衫。菩薩早上出堂,晚上八九點回堂,一天的時間就能游完。主要因為盅位少,游神速度才會比較快。直到1986 年,霞街才開始正式用神轎抬著菩薩游行。
 
那蒙村的齋頭推選制度更是充分地尊重了民意:
 
那蒙村在改革開放初期剛恢復游神時,是由群眾自主報名做齋頭的,誰想做都可以,報名就行了。根據當時報名的情況制定出了這個 《那蒙廣福堂齋頭值年輪流表》,每一年有 25 人,9 年輪一次。如果有人因外出工作啦,家里有什么事情啦,這一年沒辦法做齋頭,而又有新的人選想做 ( 齋頭) 時,就可以在《輪流表》的基礎上進行增減和補充,形式比較靈活。
 
據我們所見,《輪流表》的改動很少,也就是說群眾對于做齋頭還是很有熱情和積極的。
 
2.村民擁有年例和春游活動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各條村莊的壇廟理事會和春游理事會,對于財務問題的處理,充分保障了村民的知情權和監督權,是年例和春游活動長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吳陽年例所需資金全部為民間集資,主要有四個來源: 一是人口錢。每家每戶按人頭收取,每人2~30元不等,因村莊而異。二是社會贊助。主要是鄉村的經濟精英資助,而且這些經濟精英不一定限于本村,分布范圍相當廣泛。資助形式分為兩種:其一,送鑼鼓班、醒獅或者飄色參加民間藝術巡游;其二,直接捐錢,捐助的資金由各村春游理事會或會主理事會全權負責管理。三是花紅錢。有的村莊按照每個盅位上雞的數量收取,由于每家一只雞,所以花紅錢實際是按家庭收取,金額從 50 到 200 數量不等; 有的村莊是一個盅位上所有的家庭集資,金額不限,一般會湊成意頭比較好的數目,像 168、288 等。四是獅班紅包。有的是單家獨戶,有的是盅位集資,金額不限。
 
年例活動結束后,各條村莊都會把所有賬目及時公開。根據霞街 2013 年春游收支公示的情況:霞街 2013 年的春游總收入為 423717. 40 元,主要款項來源為盅位花紅款 ( 包括正月初六霞街會主出游、正月初九天后宮阿婆出游、正月十三至十五霞街會主出游以及正月十九的游金輪) 、獅班收款 ( 包括年初二的獅班拜年、每次游神以及參加芝藹、上郭春游紅包及回紅包款) 、各組人口款 ( 按人頭收取) 、村內及各界老板樂捐款等。其中村內及各界老板樂捐款為 164570 元,游金輪以及正月十三至十五日廣祿、廣慶出游的紅包款分別是 92845 元 和 81172. 10 元,總 支 出 合 計 為400929. 90 元,余額為 22787. 50 元; 與 2013 年霞街春游收支情況一起公布的還有每一次游神時各個盅位的花紅款:如 2013 年正月初六日廣祿、廣慶花紅公布; 2013 年正月初九日天后宮花紅收入;2013 年正月十三日廣祿、廣慶花紅公布;2013 年正月十九日金輪花紅公布以及霞街村 2013 年獅班春游收支公布。
 
公告詳細地列出了每一項支出的內容,而且還列出了參加清數的工作人員名單,以示公開、公正、透明。有的村子還會把年例期間社會各界捐款、人口錢和盅位花紅錢以及社會各界捐助的物資、節目等一并張榜公布,這都已經成為年例和春游活動的慣例和傳統。
 
我們認為村民擁有年例和春游活動的決策權、知情權和監督權,以及這些權利之所以能夠順利實現要有以下幾個前提條件:
 
(1) 村民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調查期間,我們感受最強烈的就是普通村民都會具有的這種意識:吳川的歷史就在吳陽,家鄉的文化是最好的。如林召棠于清道光三年 ( 1823) 高中狀元,是科舉取士以來廣東的 9 位狀元之一,更是粵西地區唯一的狀元,霞街人對這位狀元公充滿了尊重和自豪。據我們初步的搜集整理,現已正式出版關于林召棠的專著有四部,且這些書籍大多在霞街的林氏大宗里都能買到,狀元公的事跡在當地廣為流傳。
 
(2) 村民積極參與地方事務的建設和管理。霞街作為狀元故里,本來是一條村莊,據說歷史上從霞街分出的林姓村莊有 200 多個。1949 年之后,霞街作為單一宗族大村,被打成 “封建堡壘村”,以現在的拱門巷為界分為上截和下截兩條村莊。自 1996 年起,在村民 LYF 等人的倡議下,開始討論合村的事情。2002 年,在村民的強烈呼吁和四處奔走游說中,分裂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霞街上截和霞街下截重新合并成為統一的霞街,充分顯示出村民參與地方事務管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此外,在參與地方事務管理的過程中,村民還特別善于機動、靈活地運用國家政策,如霞街1992 年重建金輪廟時就采用了 “文物古廟” 的說法,使重建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3) 民間信仰的繁盛和虔誠。村民普遍認為,神的事情是不容褻瀆的,尤其在經費的使用方面。和神有關的事情許多人都是自覺自愿地認真去做,且絕不敢以此為機,貪污浪費,年例和春游活動的經費很容易也應該公開、透明。
 
做神功 ( 為神做事) 是很難得的,要很難才會輪到我們來做的,肯定要認認真真地做,做好它,要不然村里人會講的,而且神也會不高興的。神不高興了怎么保佑我們?
 
(4) 政府財力有限,組織活動都需要民間集資和捐贈的現實。吳陽鎮屬于經濟不發達的鄉鎮,與民間信仰有關的游神、年例和春游活動,乃至與此相關的祠堂、壇廟等的重修和重建多是以鄉村經濟精英個人捐資或集體集資等方式為主。年例和春游經費主要來源于民間捐贈,客觀上要求經費的使用必須公開、透明。
 
“讓村民群眾當家作主是鄉村治理的本質和核心,是鄉村治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是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場所決定的。”吳陽年例的紅火以及促進鄉村發展的現實充分說明,鄉村振興必須依靠但不能依賴國家的制度供給和資源輸入,必須要激活其內在生命力,只有讓廣大村民真正成為鄉村振興的主體,鄉村才能夠真正自主地可持續發展。
 
(二) 鄉村精英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
 
一般來說,鄉村精英指農村社會中處于優勢地位的社會群體。我們認同王漢生和陳光金等學者將農村精英大致劃分為 ( 黨政) 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社會精英的觀點。現階段吳陽的鄉村精英主要包括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吳陽年例和春游活動的紅火,主要得益于鄉村經濟精英的大力支持和無償資助,文化精英有意識的堅持以及政治精英在政策和組織方面的引導和積極參與。
 
1.經濟精英。從各村公布的年例和春游收支數目來看,鄉村經濟精英個人的捐贈,為年例和春游活動的順利開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經濟支撐。
 
現在游神都是統一開支的,石塹太祖歸石塹太祖理事會統一開支,都會菩薩出游由會主理事會統一開支,每個理事會都有自己的會計和出納。神誕日的主要活動就是演戲。各村都會捐錢出一點,主要還是老板樂捐的得多,不用收人口錢。現在無論做什么事情要錢就是兩條途徑:一是收人口錢,二是老板贊助,沒有集體經濟。好在以前上郭大宗祖嘗雄厚,但是老百姓窮,沒辦法攤派;現在經濟發展了,可以攤派了,但是人口錢只是小部分,老板贊數是大部分。
 
我們在霞街調查時發現,春節前就陸續有鄉村的經濟精英為年例活動捐款,一般由廟祝公或理事會專門工作人員負責登記,并在村內人流量最大的地方張貼告示,成為不僅是捐款個人更是對年例活動的最好的宣傳。
 
2.文化精英。在吳陽年例和春游活動中,飄色、排子鑼鼓、醒獅等傳統項目在不同的村落循環上演,而就某一具體村落而言,還有諸多與眾不同的傳統文化樣式,因為文化精英們有意識的堅持而傳承至今。
 
比如霞街作為狀元故里,能詩能文者眾多。在調查期間,我們發現能在年例期間舉辦本村的詩畫廊助興的村莊不多,而霞街的詩畫廊是歷史最久,內容最豐富的——詩畫廊有三個部分組成:一是霞街社區居委會辦公樓的正門口的兩個宣傳欄,一是林氏大宗左邊及前面廣場的兩處宣傳欄,詩畫廊刊登的是霞街人的詩歌或書畫作品,成為展示霞街歷史文化底蘊域和人文素養的最好的窗口和平臺。
 
詩畫廊的負責人 LYF,生于 1948 年 4 月 6 日。小學一直任班長,先后擔任少先隊小隊長、中隊長和大隊長,還負責過編輯學校墻報的工作。初中畢業后,因為 “家庭出身” 問題被取消上高中的資格,喜歡讀書卻沒有條件,正如他的 《學吟詩》所言:
 
余生自小愛吟哦,愧我無才可奈何。往昔狂風傷幼蕊,今朝旭日泛清波。新敲韻律心猶壯,苦學詩文志勵磨。力拔高峰揚國粹,繪描四化好山河。
 
自學成才的 LFY 是當地小有名氣的詩人、作家,也是為數不多的還在村莊生活的鄉村文化精英,每年都是一進臘月就開始為詩畫廊的詩詞和書畫作品四處游說、動員,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詩畫廊也正是在他長期不遺余力的推動下才堅持至今。
 
此外,像霞街的 “十番” 是一支奏樂隊伍,演奏的曲調名為 《風云會》,相傳是狀元林召棠從北京皇宮里帶回來的,也有人說是由六世祖林來青從江西帶回來的,一般不會外傳。十番隊跟在神轎后面,多則二三十人,少則十人,人數沒有嚴格的限制。所使用樂器當中沒有西洋樂器,其中的瓷碟是一大看點,用一個裝菜的碟子,一雙筷子,通過手指的奇快變換敲擊,配合主樂,非常獨特,是霞街年例的一大看點。演出隊員全部是霞街村民,平時在外打工謀生,春節才有時間聚在一起排練,相當辛苦但樂此不疲。
 
村長給我們介紹情況時一再重申,霞街的年例活動內容是最豐富多彩的:早上看完菩薩出堂之后,可以去看詩畫廊和狀元坊、林召棠紀念館以及林氏大宗,上午看春游隊伍,中午吃飯后,下午可以看醒獅對抗賽,晚上吃年例,吃完飯還可以去看醒獅和耍工夫,享受一天的文化大餐,我們想強調說明的是霞街年例的獨一無二正是村內文化精英有意識加以堅持的結果。
 
3.政治精英。在吳陽年例恢復、發展乃至組織管理的具體過程中,以居委會為標志的村干部群體很好扮演了既是 “國家人”,又是 “村里人”的角色,其作用逐步得以充分發揮。
 
改革開放初期國家不讓村里游神,村干部作為村中的成員,既要傳達和執行政府部門的政策,又不能脫離民眾,違背民意,各個春游理事會、壇廟理事會便應運而生。當國家政策稍微放松以后,大多數理事會中便有了村干部的身影。依據村干部與理事會關系的密切程度,吳陽年例的組織模式可大致可分為集中和分散兩大類型:
 
霞街是集中型的典型。霞街春節期間除了最主要的游金輪 ( 霞街年例,時間為正月十九至二十二中的某一天,具體出游時間于每年正月初四在玄壇廟舉行擲杯珓儀式確定) 之外,還有其他的游神活動,如正月初六和十三、十四、十五的會主出游,正月初九的天后宮阿婆出游等,所有的游神和年例期間的春游活動包括正月初二霞街獅班拜年乃至治安和消防等所有工作都由霞街春游理事會統一管理,尤其在財務方面統收統支,執行嚴格的審批手續。霞街春游理事會由霞街村干部和熱心的年輕人組成,村長和書記親自掛帥督戰,春節期間村干部要集中開幾次會,討論春游的具體事宜。在大多數人外出打工,平時聚少離多的霞街村,整合現有的資源,組織舉辦好年例和春游這樣大型的民間活動,沒有一個堅強有力的組織是很難做到的。霞街春游理事會,尤其是村干部傾盡全力參與,對活動的順利舉辦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那蒙村是分散型的代表。那蒙村有四大會主,分別是廣福堂的廣福康王、金輪元帥、泰華堂的泰華康王和龍母廟的龍母。龍母當地俗稱 “龍母奶”,是全村都有份的,而廣福康王、金輪元帥和泰華康王則是不同境份的會主,因而那蒙村春節期間的游神活動主要包括正月初六的龍母奶、初八的廣福康王、金輪元帥和泰華康王 ( 這一天是那蒙的年例) 以及初十的土地公、土地婆,還有正月十三、十四、十五晚的廣福康王、金輪元帥和泰華康王出游等。
 
在那蒙村,齋頭負責游神、做醮以及所有與神有關的集體活動;廣福堂、泰華堂、龍母廟等壇廟理事會負責壇廟的日常工作;春游節目的籌備和組織以及治安、消防等則由村干部負責。齋頭、壇廟理事會與村干部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共同完成年例和春游活動的組織和籌備工作。
 
正月初八是那蒙村的年例,春節前所有村干部都全情參與到發動村內經濟精英捐錢資助春游的聯絡工作當中。2013 和 2014 兩年,那蒙村組織了 38 臺飄色、4 條龍以及眾多獅班和排子鑼鼓等參加春游,規模僅次于霞街,近年來還有逐步擴大的趨勢。2014 年春節期間,村干部還帶頭組織了中斷幾年的 “游東海”活動 ( 東海村自那蒙村遷出,歷史上有相互游神的傳統) ,并用炮會結余的款項為轎班添置衣服,還在廣福堂門前廣場開臺請轎班和參與標炮的村內老板吃飯。村干部在年例和春游中的作用逐步凸顯,而這又與村干部管理村莊內部事務的職務有著密切的關聯:
 
發動老板捐款搞春游以前也是齋頭們來做的,但是現在齋頭一無權,二無勢,只是他們到村內老板家去發動的話,老板不一定理他們,也不一定給他們面子。村干部出面就不一樣了,只要是在村里生活,或者早晚都要回到村里的人,總會有些事情會麻煩到村干部,多少都要給村干部一點面子。一般只要村干部去家里坐,或者打電話說這件事情,不管老板大小,都會做的 ( 捐錢請飄色或獅班、排子鑼鼓) ,畢竟也不用多少錢。村里其他的事情也是這樣啊,都是看情顧面的,你不做的話,回村里不好說話,再說村里人也都會講你的……
 
不管是分散型還是集中型,村干部作為當地人,無疑都是年例和春游活動的支持者。賀雪峰、董磊明認為,村干部作為行動者,其行為的理由有二,一是獲得經濟性收益,即作為村干部,可以獲得功能性的好處,尤其是正當或非正當的經濟收入。二是獲得社會性收益,即作為村干部,可以獲得他人的尊敬,良好的人際關系,更廣泛的社會交際網絡及這種交際網絡帶來的愉悅、面子、體面感、自我實現的感受、政治抱負的達成等等表達性的好處。
 
作為行動者的村干部的行為理由,與村莊內生秩序的能力有些關系。村干部的聲望與面子,來自村莊內部細密的文化網絡及由此而生的評價體系。具有內生秩序能力的村莊,往往也是可以自主生產價值的村莊,這樣的村莊中,村莊輿論與道德力量可以發揮作用,村民包括村干部,十分在乎他人的評價,正是村莊他人評價的好壞,決定了村干部聲望與面子的大小。
 
我們在調查中發現,村莊他人的評價是眾多鄉村精英提及最多的話題,說明吳陽鎮的大多村莊擁有較強的內生的秩序生產能力。董磊明、郭俊霞通過他們的研究指出,鄉村社會的善治不僅依靠國家的制度供給和資源輸入,還依賴于鄉村社會自身的秩序生產能力,這種內生的秩序生產能力構成了鄉村治理的社會底盤,而鄉村自身的內生秩序控制力量離不開鄉村精英力量的形成與推動。就吳陽鎮而言,鄉村經濟精英是促進年例發展的主要力量。經濟上取得的成功,使他們對于村中政治也有著強烈的訴求,不管他們是不是在村中生活,對村落的發展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吳陽鎮乃至整個吳川市的新農村建設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鄉村經濟精英的無償捐助;鄉村文化精英的學識、修養以及四處奔走呼吁的無私奉獻精神使他們成為年例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但是文化精英也需要有經濟作為強大的基礎和后盾;村干部既是村里的人又是國家的人,在改革開放初期,既想使年例和春游活動合法化,又不得不代表國家符號和價值觀,是國家政策、法律向地方延伸的最重要的角色,他們依托鄉村和政府之間的中介作用謀求自身合理的發展,又不會與政府正面抗拒和沖突,村干部的引導和參與也使他們日益成為推動年例和當地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的重要力量。如 2019 年 2 月順利竣工的霞街疏江工程就是典型的例證。霞街地處鑒江下游沖積平原,村民世代依江而居。新中國成立以來,由于修筑吳陽圍、筑閘口水壩,致使水流緩慢,加上村民的環境保護意識薄弱,污水直排,亂倒垃圾,使得河道淤塞,污水橫流。在國家提出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之后,有村民提議疏通久已瘀堵的霞江,引起廣泛共鳴。2015 年,霞街成立文明建設委員會,啟動疏江建設工程。充分尊重民意的工程,得到村內外許多經濟精英的大力支持 ( 共籌資金 1800 多萬元) ,在當地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影響。霞街文明建設委員在具體實施疏江工程的過程中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要做村民的拆遷說服工作,一方面要四處奔走籌集資金。作為委員會核心的村干部認為,霞街村疏江工程項目的建成,第一個得益于黨和國家政策上的關懷: 第二個得益于全村干部群眾和鄉賢同心同德。但不可否認的是,能把多個方面因素有機融合,穿針引線,以最小成本和最高效率實現鄉村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是村干部群體。
 
因而我們認為,在確保鄉村振興戰略落實的諸多環節中,充分尊重現實、傳統和民意,建立以當地鄉村精英為核心的理事會或委員會,整合和利用鄉村社會的所有資源,讓更多鄉村更快地走上善治之路,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
 
方李莉認為一個地區要擁有文化的自主權,必須要有兩個基礎,一是經濟實力,二是當地文化生態主體的文化自覺。吳陽鎮特別是霞街這樣的鄉村,既有一定的經濟實力,更有對本土文化的強烈的文化自覺,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文化發展的自主權。此類村莊如加以適當的政策引導,會更快地實現 “善治”; 而 “善治”的實現又會進一步提升村民的保護和傳承地域傳統文化的熱情,深化和升華文化自覺、文化自信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文化認同,從而更大程度上激發村民建設美好家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這種互為表里的良性循環應該是鄉村振興的最佳路徑。
 
結語
 
在地方政府的默許中,充分尊重民意且聚集了諸多鄉村精英在內的春游理事會、壇廟理事會以靈活多樣的組織方式和透明、公開的資金管理,推動了年例的蓬勃發展,在實現鄉村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完成了對鄉村的有效治理,這種協同合作的組織模式,已讓霞街這類的鄉村初步走上善治之路。在鄉村振興的戰略背景下,能否發揮年例組織模式的優勢和長處,將其運用到其他鄉村或鄉村建設的其他方面,更快地實現鄉村善治,更好地助力鄉村振興,是值得我們繼續觀察和深入思考的問題。
 
民俗學論壇 
 
 
 
 
 
 
【把文章分享到 推薦到抽屜推薦到抽屜 分享到網易微博 網易微博 騰訊微博 新浪微博搜狐微博
推薦文章
 
論我國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護與限制研究 \張勝霞
碩士論文摘要 宗教是當今社會的普遍現象,世界上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宗教。全世…
 
信任視域下的宗教:兼論基督教中國化 \黃海波
——基于長三角宗教信仰調查數據的分析 內容提要: 現代多元社會中,宗教與信…
 
“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考釋 \王亞榮
“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常被提及,傳為東晉道安法師所云,甚至被抽象為道安法師所確…
 
香港禁止蒙面規例|附法國“面紗禁令”的憲法機理 \王蔚
禁止蒙面規例 (由香港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第241章…
 
新加坡是怎樣實現宗教和諧的 \王學風
新加坡是一個移民社會,不同的種族帶著自己的語言、文化、宗教和價值觀念紛至沓來,…
 
 
近期文章
 
 
       上一篇文章:民間信仰的正典化與現代化—— 以宜蘭大福補天宮的女媧娘娘信仰為例
       下一篇文章:中國古代黃帝神話中的儀式和圖騰研究
 
 
   
 
歡迎投稿:[email protected]
版權所有 Copyright© 2013-2014 普世社會科學研究網Pu Shi Institute For Social Science
聲明:本網站不登載有悖于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法規以及公共道德的內容。    
 
  京ICP備05050930號    技術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網絡科技公司
重庆欢乐生肖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