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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對立的起源
發布時間: 2019/9/12日    【字體:
作者:秦暉
關鍵詞:  盧旺達 族群 沖突  
 
 
國家英雄墓園所見
 
基加利市東部雷梅拉山的“國家英雄墓園”,它是緩坡上的一塊綠地,其背后就是中國公司承建、即將完工的國家體育館,視野相當可觀。這里埋葬著以盧旺達愛國陣線創始人和軍隊首任司令弗雷德. 魯維格馬等一批現政府授予最高榮譽的人物。
 
作為一個小國,這片墓園規模不大,卻頗為莊嚴肅穆。盧旺達至今尚無綜合性的國家博物館或歷史博物館,幾處與傳統王國有關的“故宮”及歷史遺存也不在基加利這座新城市,這個墓園可以說就是今天盧旺達官方歷史敘事的主要體現。無論與大屠殺之前,還是與外界熟知的該國歷史圖景相比,這套敘事都帶有鮮明的時代特點。2017年,盧旺達政府的專門委員會制定了“國家榮譽政策”,把“國家英雄”分為三個等級:
 
最高級別的“Imanzi”英雄,授予那些“以犧牲自己的生命和其他一切為代價,為國家取得最大成就的人”。這個級別的英雄稱號目前只授予了一個自然人,就是在“解放戰爭”(RPF政府對1990-1994年內戰的稱謂)發動不久就戰死在前線的RPF最高司令魯維格馬少校(現在被追授予上將);另外還有一個象征性整體:代表所有為盧旺達而戰死的士兵的“無名戰士”也獲得了這一最高級別殊榮。
 
第二級的是“Imena”英雄,包括那些“已經證明其一生是對國家的特殊犧牲行為的人”。目前獲得該級榮譽的共有5名:
 
第一名是傳統圖西人王朝的國王穆塔拉三世-魯達西格瓦,他是第一個受洗皈依基督教的圖西國王,曾經得到比利時殖民當局的支持。但在獨立前夕比利時人轉而傾向于支持“多數人統治”,即占盧旺達85%人口的胡圖族代表,與圖西國王開始發生矛盾。1959年,國王患病進入比利時人的醫院,不久就以48歲盛年在醫院去世。圖西人傳說他是被比利時人害死的。在今天“前圖西人”總統治下,這位國王就成了“捍衛盧旺達傳統、反抗比利時殖民”的先驅了。
 
第二名是穆塔拉三世國王的特別顧問及第一個圖西人政黨UNAR(盧旺達國民聯盟)創始人米歇爾. 盧瓦加薩納。在殖民末期,盧瓦加薩納率領UNAR持“保皇-反殖民”立場,主張盡快以君主制政體脫離比利時而獨立。但胡圖人卻要求一段“多數人統治”的自治期,然后以共和制獨立。結果比利時人通過“全民公決”支持了后者。1962年盧旺達獨立并廢除君主制,建立了胡圖人“多數統治”的“第一共和國”,在此過程中胡圖人與圖西人發生嚴重沖突,即所謂“盧旺達革命”,盧瓦加薩納因反對第一共和國,于1963年被殺害。
 
第三名:大屠殺中遇難的胡圖族女總理阿加特. 烏維林吉伊瑪娜。1993年在阿魯沙談判進程中,她作為反對黨共和民主運動的代表加入胡圖族多黨聯合政府,成為盧旺達迄今唯一的女總理,也是“胡圖族溫和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獵鷹墜落”當晚,她在聯合國維和部隊保護下前往電臺欲發表講話呼吁全國冷靜,被胡圖激進派的總統衛隊所阻止,并與丈夫一起慘遭士兵殺害,當時她年僅40歲。受命保護她的聯合國維和部隊10名比利時軍人也被虐殺。
 
天主教修女菲力希特. 尼伊蒂杰卡是第四名。大屠殺發生時,她在政府軍中擔任上校的哥哥派出武裝士兵要護送她脫離險境,但她拒絕自己逃生,堅持要與本教區教友、包括圖西族教友共命運。最后她護送40多個圖西族教民逃往剛果,不幸在路上被激進派民兵攔截并殺害。
 
還有一個名額為盧旺達西部尼楊格中學6名學生所共享。在大屠殺過去三年后的現政權治下,1997年流亡國外的胡圖激進派反政府武裝越境襲擊了這所中學,這幾名學生當場被殺害。據說,當時“匪徒”要他們指認哪些學生是圖西人,他們大義凜然地答道:沒有什么胡圖、圖西,我們都是盧旺達人!這正是大屠殺后新政權推崇的“時代最強音”了。
 
除了以上兩個級別,還有第三級,稱為“Ingenzi”英雄,這主要包括仍然活著的英雄人物。但截至目前,當局尚未公布這一級的英雄名單。
 
RPF的歷史敘事
 
雷梅拉墓園里的主體就是上述前兩個等級的6座墓(其中尼楊格中學遇難學生是集體墓)和一座紀念碑——紀念“無名英雄”。這些英雄,涵蓋了傳統王朝、殖民時代、第一共和國、內戰與大屠殺時期,以及現政權治下等近代以來的盧旺達全部歷史,反映了卡加梅政府如今正在大力普及的歷史觀。
 
相應地,政府還動員學術界推進以這種歷史觀為基礎的歷史編纂。2016年由盧旺達國立大學教授比亞納法舍和魯塔伊西勒主編的700多頁高校教材《盧旺達史》,就是其中的主要成果。但是,這本大厚書的讀者有限,像雷梅拉墓園那樣的公共設施仍然是民眾接受這種歷史觀的主要途徑。
 
而我們看到這種歷史觀的主線,實際上仍是圖西人與胡圖人的斗爭,而且是旗幟鮮明的“圖西對,胡圖錯”。圖西人從傳統國王到當今少年都是對的,而他們都為胡圖人(以及據說是袒護胡圖人的比利時人)所害。胡圖人中當然也有女總理那樣的英雄,但其成為英雄的理由似乎就是對圖西人的溫和,而不是追求獨立、民主、婦女解放或普世意義上的社會公平等等,即仍然是從胡圖-圖西對立的視野來評價的。當然,現政權通過這種歷史觀所希望倡導的價值是“沒有什么胡圖、圖西,我們都是盧旺達人!”這無疑是對的。不過,這個意義上的“盧旺達人”仍然是由“前圖西人”來充當正面代表的——這個國家英雄墓園對此體現得很清楚。
 
應該說,僅就大屠殺前后時期論,這種立場并不算錯。種族滅絕大屠殺挑戰了基本人道的底線,其罪惡遠非一般所謂專制、奴役、殖民、侵略、男權、腐敗……等等可比。揭露、譴責大屠殺,更重要的是實際制止大屠殺,在那個時期無疑高于“追求民主”、“維護主權”、“男女平等”、“環境保護”等其他的訴求。盡管有資料指出當時圖西RPF方面也有濫殺與迫害行為,今天的RPF政府也不能說是民主政府,但當時在盧旺達主要的大屠殺無疑是胡圖激進派所為,而在國際社會難以直接大規模干預的情況下,最駭人聽聞的腥風血雨確實是RPF通過贏得內戰的方式來結束的。這個功績國際上也承認。僅就此而論,否定的或所謂“修正主義”的觀點確實很難成立。
 
而這種情況下的歷史敘事由勝利一方來進行,而不是如阿魯沙協定能落實的話可能會出現的那樣,形成一種更中肯更包容和多元的敘事。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加上內戰結束后25年來,總的來說卡加梅的治國成效還不錯,今天盧旺達的種族問題又特別敏感,乃至憲法都明確規定種族問題不屬于言論自由范圍。這一套敘事也就很少受到質疑。
 
歷史敘事與歷史事實
 
但是,“歷史敘事”畢竟不是歷史本身。特別是,如果我們的視野越出大屠殺前后那個時段,就盧旺達歷史的宏觀視野和長時段演進看,上述敘事就不能太當真。而從長遠看,盧旺達近代化過程中的族群沖突何以發展成大屠殺,如此對立的族群仇恨又如何化解,乃至更一般地講,在一個落后的前殖民地國家的民族獨立、社會進步、政治轉型和經濟發展中如何處理族群矛盾,都有許多值得反思之處。盧旺達雖然是個非洲小國,但它在這方面的慘痛教訓和反思經驗、成就,都是人類的寶貴遺產,研究這些遺產絕不僅僅是盧旺達人的事。
 
同時,僅就盧旺達本身而言,盡管25年來RPF政府極力迎合世界潮流,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從深層次看,族群矛盾并不能說已經完全解決,也不僅僅是取消身份證上的族群一欄、倡導“我們都是盧旺達人”這種正確的價值觀就可以解決的。
 
尤其是盧旺達作為一個小國,兩大主要族群都是跨境的,甚至兩族多數人口都在境外。當年的RPF本身就起源于烏干達境內的圖西人難民群,而RPF的勝利又使兩百萬胡圖人逃亡國外,他們至今都對盧旺達國內的穩定造成挑戰。
 
盡管卡加梅為此曾經兩度出兵國外,試圖鏟除境外的反對派,為此招致不少批評,但也未能完全遂愿。更不用說布隆迪這個原來與盧旺達同為一體的鄰國,族群結構乃至人口比例幾乎完全一樣,而那里的族群矛盾遠未解決,國家也并不安定。在沒有發生“盧旺達式大屠殺”和一方全勝的情況下,“沒有胡圖,沒有圖西,大家都是(由前圖西人代表的)布隆迪人”式的解決方案顯然在那里是不可行的。而大湖地區諸國政治的互相影響又一向很大,這也不能不對盧旺達國內的歷史敘事造成挑戰。
 
在上述歷史敘事中,大屠殺之罪和平息大屠殺之功不應該有太大的異議,最容易招致質疑的是對大屠殺以前久遠歷史中圖西-胡圖關系的描繪以及把圖西國王、圖西政黨領袖定為國家英雄的說法。
 
族源異同問題
 
包括中國在內,國際上過去對歷史上胡圖人和圖西人關系的由來雖然一直有爭論,但主流描述可以概括為:兩者“文化相近、族源不同、體貌有異、地位懸殊、矛盾很大”。而新政權如今的描述,則可以表達為“文化相近、族源一致、貧富不同、殖民挑撥、矛盾激化。”
 
按過去的主流描述,占人口85%的胡圖族系出尼格羅人種班圖類型,歷史上進入盧旺達更早,主要從事農耕。而占人口14%的圖西族系出尼格羅人種蘇丹類型,進入盧旺達較晚,是游牧部落。這就是“族源不同”。過去無論國際通行的非洲史著作,還是《大英百科全書》、《中國大百科全書》及我國學者編寫的《簡明非洲百科全書》等中外主要工具書,都是這樣說的。
 
按這種描述,圖西人進入盧旺達-布隆迪地區后,壓倒先到的胡圖人,在政治上成為統治族群,經濟上也擁有絕大部分耕地(由胡圖人耕種)、牧地和牲畜,而人口居多數的胡圖人則成為弱勢的被統治者。有人把這一過程描述得類似歷史上屢見不鮮的游牧部族對農耕部族的征服,有人則認為這種狀態基本是和平發生,而非武力征服。如今的RPF史觀甚至認為當初班圖黑人進入時并無兩族之分,也沒有先來后到之說,胡圖圖西之別只是同源黑人中后來發生分化的結果,此即“族源一致”說。
 
而無論族源一致與否,在有了胡圖、圖西之別后直到獨立之前,政治上就是圖西人統治胡圖人,但在文化上,少數族圖西人則接受了多數族胡圖人的語言和宗教(包括殖民前的傳統宗教和殖民后傳入的基督教),這就是“文化相近”。這樣的描述使人想到中國的“滿清”:少數滿族入關后統治了占國人絕大多數的漢族,但滿族本身卻“漢化”了(漢人在清代也有一定程度的“滿化”,如男人留辮),如果不是1950年代的“民族識別”,滿漢本身如今是沒有多少“文化(語言、宗教)”差別的。
 
但盡管有文化融合與精英吸納現象,清代滿漢的不平等仍是無可否認的。盧旺達也可想而知,那里在前殖民時代已經存在圖西人統治胡圖人的傳統王朝,那時也很難說有什么兩族平等可言——今天的RPF史觀也沒說那時就平等,只是說圖西人國王,比如穆塔拉三世,都是很仁慈的。
 
進入殖民時期后,無論德國還是比利時又都采取“利用傳統,間接統治”的方式,繼續扶植圖西人王朝統治胡圖人——直到臨近獨立時才改變。因此,殖民時期的圖西-胡圖關系仍然是不平等的,或者說是更加不平等了——按照RPF政府和今日國際上一些主張“傳統無限好,萬惡皆殖民”的“文化左派”(過去曾被看做國粹右派)之說,殖民者“以黑治黑”,加劇了對胡圖人的壓迫,加深了(有人甚至認為是制造了)族群撕裂。
 
但是,問題在于他們既認為圖西王朝是善良的,胡圖人受壓迫只能怪比利時人。然而他們同時又怪比利時“以黑治黑”,即承認比利時實行的是間接統治,其壓迫是假手圖西人進行的。那么人們自然要問:假如圖西國王那么善良,比利時人是如何假手他來虐待胡圖人的呢?反過來說,有如此善良的圖西人王朝,比利時人通過他們來管理胡圖人難道不是一種“次優”(如果不殖民算是“最優”的話)選擇嗎?難道讓“殖民強盜”直接統治(如西班牙人在拉美),或者靠胡圖“刁民”管制“善良的圖西人”來實現間接統治,反倒更好?
 
貧富之別,還是族群之別?
 
顯然,把盧旺達歷史上的族群對立僅僅歸咎于“殖民者的挑撥”是說不通的。無論如何,一個公認的現象是:獨立前強勢而少數的圖西人與弱勢而多數的胡圖人很不平等,并因此積累了怨恨。過去的主流敘事和今天的RPF敘事的分歧,除了只怪比利時人還是兼怪圖西王朝外,再一個就是這種不平等究竟是種族之別,還是“階級”即貧富之別?
 
過去的說法認為他們是一前一后分別進入大湖地區的兩個族群。圖西與胡圖盡管都是黑人(尼格羅人種),但有蘇丹(或曰含米特、庫什特)類型與班圖類型之別。據說圖西人膚色較淺,身材較高,臉型也有特點。近年人類學盛行基因分析,一些學者也指出圖西人與胡圖人存在著基因區別。當然,由于他們政治上分別為統治族群與被統治族群,經濟上有貧富之別也是自然的。
 
但是,RPF政府如今傾向于認為圖西-胡圖的不同并非族系的區別,而就是“貧富之別”。據說,所謂圖西人就是擁有很多牲畜者,胡圖人如果擁有了很多牲畜,可能會被接納為“榮譽圖西人”,而圖西人如果失去了牲畜變窮了,也會被看成實際的胡圖人。
 
然而,即便在RPF的敘事中,其實也涉及不少兩族體貌有異的事例,如譴責胡圖激進派大屠殺時,說他們見到膚色較淺而高個的人就殺等等。我曾問“盧旺達人”朋友,窮人富人何以會有這樣的體征區別,有個朋友說“圖西”富人喝牛奶較多,而“胡圖”農民喝奶少,日久就可能出現體貌之別。而更多的朋友則歸罪于“比利時殖民者”,他們說比利時人實行身份證制度,身份證上注明是胡圖或是圖西,這樣就把本來可以流動的貧富之別固定化了,圖西-胡圖間的通婚減少,久而久之,“殖民者就把本來不大的貧富差異深化成了種族矛盾”。為此,RPF執政后就廢除了身份證上的族群記錄,從此“大家都是盧旺達人”了。
 
我也認為在經歷了慘絕人寰的種族屠殺后,廢除身份證上的族群區別以表明“大家都是盧旺達人”的確是卡加梅執政下一項很好的改革。而用“貧富之別”來逐漸淡化“種族之別”,增加身份的流動性,以適于討價還價的“左-右”經濟訴求,來沖淡沒法計量也難以妥協的族群訴求,這是化解種族對立、建立國家認同的一個可行的努力方向。
 
但是,“努力方向”并不等于歷史事實。直接說歷史上盧旺達根本就沒有族群矛盾而只有“貧富之別”,或者說即便有族群對立,也全是殖民者的罪過,是很難成立的。
 
即便殖民統治導致土著居民貧富的固定化會逐漸造成“種族”區別,那也是需要時間的。如果像拉美的西班牙殖民那樣長達300年,或許會因經濟、社會地位懸殊的長期影響導致可遺傳的體征改變。但盧旺達的一個基本事實是:比利時殖民盧旺達的時間只有40余年,而經常被指為固化了族群區別的身份證制度更是1935年實行的,盡管這確實是弊政,但到獨立時為止,這個制度推行不過20多年。這樣短的時間內會把窮人與富人變成體征有異的兩個“種族”,也令人難以置信。
 
殖民主義當然是歷史上糟糕的一頁,沒有人會為它“翻案”。在反抗殖民主義的歷史時期,把一切罪惡都歸咎于殖民者,作為一種正義斗爭的動員方式,也是無可非議的。但看看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25章,以及他關于英國統治印度的幾篇文章就會知道,即便是對殖民主義譴責最力、把殖民掠奪看成“從頭到腳滴滿血和骯臟”的這位革命家,也不會主張“傳統無限好,萬惡皆殖民”。
 
一些前殖民地國家在獨立五六十年甚至一兩個世紀后仍然貧弱不振、國政混亂,這與其統治者把一切弊病歸咎于過去的殖民者而不知自省、甚至在“反殖民”的名義下濫施暴政很有關系。盧旺達獨立后的胡圖政府就是如此,如今的RPF政府確實干得不錯,但從長遠看,歷史的教訓若不能正確汲取,隱憂仍是難以免除的。
 
轉自秦川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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