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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力量在應對唐宋民間糾紛中的作用
發布時間: 2019/9/12日    【字體:
作者:李 可
關鍵詞:  宗教 唐宋 民間糾紛  
 
 
【中文摘要】在唐宋時期,宗教力量在應對民間糾紛上有一整套的預防、控制、解決和結果固化機制。從總體上看,這套機制在消解和控制糾紛方面,顯而易見的好處是其成本低廉而效力永恒。
 
  在唐宋時期,宗教規則、宗教權威及其糾紛預防、控制、解決及結果固化方式不僅在應對由寺院、寺廟、道觀、庵堂中的專職神職人員組成的典型宗教社會的糾紛中作用重大,[1]而且在應對擁有宗教基礎的民間社會中的糾紛上也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試圖對宗教力量(主要是指上文的宗教規則、宗教權威及其糾紛解決方式)在應對唐宋民間糾紛上的一些問題予以初步研究。
 
  一、唐宋民間糾紛的宗教預防機制
 
  在唐宋社會中,鄉老、耆老、里甲、里長以至家族的族長、家長在相當程度上扮演著一種宗教首領的角色,他們通過日常的宗教訓導和訓誡,培養本地區和本家族成員的鄉族、家族榮譽感和順天地而行的生存方式,增進共同體成員的凝聚力,勸導他們在與本團體成員發生糾紛時要以和為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與其它團體的成員發生糾紛時也要盡量避免沖突的擴大和升級。[2]在規則層面,上述鄉里領袖和家族首領還時常向本團體成員宣講本地宗教的教義、鄉規民約、家法族規和其它地方性習慣,并且還利用宗教的力量刻意渲染上述規約的神圣性。通過精神層面和規則層面的雙重熏陶,鄉里領袖和家族首領試圖培養團體成員的和諧觀念與規則意識,從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民間糾紛的發生。
 
  上述民間權威所利用的宗教主要是以地方神和家族神為基礎的本土宗教,同時也利用諸如佛教、伊斯蘭教(指在回族地區)等外來宗教。在宗教氛圍的熏陶之下,通過定期特定的儀式和公眾參與的方式增進團體成員之間的理解和溝通,一些糾紛就被抑制在未發狀態,從而在一定的區域和團體中創造了一種和諧、平等和互助的社會氣氛。在唐宋民間社會中,各地有數量不等的寺院、寺廟、道觀、庵堂以及數量眾多的宗祠。在這些宗教場所中,民間權威(尤其是宗教權威)甚至是官方權威定期集合本團體成員舉行宗教儀式,宣講教義、鄉約和族規。在這些儀式上,宗教的糾紛預防機制得以展現和運行,團體成員之間的交往規則尤其是其利益分配機制得以被理順和強調。
 
  當然,在唐宋民間社會中,地方神尤其是家族神往往與本地(本族)的英雄之間難以作出截然的區分的。一些地方神和家族神通常就是本地(本族)英雄的神化,它們被本土文化涂上了一層靈異的色彩。例如在唐代,衛國公李靖死后就被其出生地陜西三原縣以至整個陜西的民眾尊為本地神。這些英雄人物因為生前有抵御大災大害,甚至是治國平天下的奇才偉功,所以死后也被人們想象成能為本地、本族帶來利益的神祗。例如至遲在晚唐時期的四川盆地,建立都江堰、控制泯江洪水的李冰父子就被當地人尊為神祗。在隋代為官、治水有功的趙昱在死后也被尊為本地神祗,至宋代被附會為二郎神。[3]
 
  在糾紛的宗教預防機制中,家族神、本地神甚至是本地的一些英雄為團體成員之間的溝通提供了一個持久的中介,即使沒有定期的宗教儀式和民間權威對宗教教義的宣講,通過本土文化和人們之間口耳相傳的文化傳播方式,上述神祗和英雄也會一直成為團體內部不同利益主體之間實現溝通的橋梁。總結起來,在唐宋時期,宗教力量主要是通過以下幾條途徑對民間糾紛的預防發生作用的:
 
  第一,通過鄉里和家族權威帶有宗教色彩的日常訓誡,向本團體成員灌輸一種地方性的規則意識和傳統宗教中的天人合一、人與人以及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思想,其世俗目的是要培養人們在天、神和自然面前的團體意識、合作精神以及和諧觀念。[4]這種日常訓誡(在定期儀式上的訓誡)可以最大限度地消解人們在分配和使用自然資源時的利益對立,帶有宗教性質的訓誡、故事(即典型案例)就是對既有的利益分配機制和糾紛解決機制的強化。
 
  第二,本地英雄被尊奉為神祗這一神化機制在樹立一種舍己為“公”的楷模的同時,也為人們樹立了一種憂患意識和平等觀念。如前文所述,這些被神化的本地英雄大都是在本地出現大的災患時涌現出來的,通過對他們的定期祭祀,時時提醒人們不要忘記天命和自然的無常與殘酷,從而增強了不同利益成員之間的憂患意識和間接減少了糾紛發生的可能。不僅如此,被尊奉為神祗的英雄舍己為公的崇高品質也在告訴人們,權利的享有(例如英雄被神化、被祭祀)是以日常德行作為依據的,是以其對團體作出貢獻的大小為衡量尺度的。
 
  第三,對英雄和神祗的共同尊奉為人們在遇到糾紛時實現相互溝通和作出相互讓步提供了一個堅實的臺階。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雖然遵從規則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講求相互諒解、相互妥協,實現人際關系上的和諧卻更為重要。在這種作出退讓和實現和諧的過程中,血緣、地緣、業緣和學緣等紐帶的作用非常重要的,但是“神緣”紐帶(即共同的信仰)的作用也相當重要。共同尊奉一個神祗這一事實即表明崇拜者都是該神祗的子民,一種擬制血緣的關系由此生成。在這種神緣關系和擬制血緣關系之下,還有什么不好講的呢。
 
  第四,借助宗教教義、宗教氣氛和公眾的宗教參與熱情,固化本地、本族成員在利益分配上的既有機制,從而預防和減少糾紛的發生。前述三條途徑都是著眼于對團體成員合作精神、和諧觀念和妥協意識的培養,進而減少利益沖突發生的可能,而本條途徑則是直接著力于團體成員之間的利益分配機制。實際上,在民間糾紛的預防中,所有的宗教努力都是圍繞著利益分配而展開的。制定、修改和維護本地本族的利益分配方案、分攤秩序維護成本、懲誡秩序違犯者等,才是種種繁瑣的宗教儀式的重頭戲。[5]這些儀式不僅有固化利益分配方案和秩序規則的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還有神化這些方案和規則的作用。[6]
 
  當然,通過對違犯本地或本族規約和習慣的行為的宗教性懲處,也可以起到糾紛預防的作用,但這主要是下文所述的唐宋民間糾紛的宗教控制和宗教解決要研究的問題,故在此從略。
 
  二、唐宋民間糾紛的宗教控制機制
 
  在資源稀缺的情況下,要想完全預防糾紛的發生是不可能的。唐宋時期,雖然中國封建經濟已經相當發達,但經濟學上的資源稀缺狀態在當時仍然存在。在糾紛行將發生時如何將糾紛控制在未發狀態,尤其是在糾紛已經發生時如何將糾紛控制在一定的程度和范圍之內,這些構成了糾紛控制機制的任務。
 
  在唐宋時期,宗教在民間糾紛的控制中起著重要的作用。[7]在這一時期,佛道等主張苦行修身、清靜無為、與世無爭的宗教參與到糾紛的控制當中,本身就對糾紛的爆發或升級起到一種鎮定和抑制作用。例如,在宋代,僧人和道士在鄉村傳播隱忍順從的觀念,間接地減少和控制了民間糾紛的發生。[8]前述民間權威定期舉行的宗教儀式在預防糾紛發生的同時,也有控制糾紛立即爆發、擴大和升級的作用。而前文所述的對違反本地或本族規約行為的宗教性懲處,也有控制類似糾紛立即發生和迅速升級的作用。傳統中國社會糾紛解決在場所上的一個特點是,糾紛解決的場所通常選擇在寺院、寺廟、道觀、村廟和宗祠等帶有宗教性質的地方。這跟傳統家族社會的宗教性質、各地倫理教化的宗教色彩(儒學被尊奉為儒教)和多神論的普遍存在(本地英雄往往被尊奉為神祗)是存在密切關系的,這些導致一些重大糾紛的解決往往具有宗教的色彩。[9]當然,作為專門用來解決糾紛的場所(例如會議廳、廣場)的稀缺也是一個重要的但非主要的原因。從糾紛控制的角度看,民間權威選擇在上述宗教場所對違規者進行懲罰,也是很有深義的。在他們看來,懲罰只是一種形式而非目的,懲罰的目的是預防和控制以后類似違規行為的發生,或者將那些已經出現的糾紛控制在一定的程度和范圍之內。因此,選擇在宗教場所懲罰違規者、解決糾紛,利用宗教力量強化判決只是表象,控制糾紛才是實質;懲罰違規者只是表象,震懾其它團體成員才是實質。而且從唐宋社會傳播信息的媒介看,口耳相傳仍是民間社會傳播信息的主要媒介,而這一信息傳播方式的前提是初始傳播者必然是事件的親歷者(即目擊者)。選擇在上述宗教場所懲處違規者、解決糾紛,可以充分利用這些公共場所的公眾力量,[10]達到信息傳播和規則彰顯的目的。
 
  借助神的力量來控制糾紛比通過人的力量來控制糾紛至少有四個好處:一是它的低成本性。供奉一個神和維持這個神的權威比供養一群解決糾紛的人員的成本要低:神只“食”香火和“欣賞”歌舞,而人卻需要現實的物質利益。二是它的自動性。神的力量的啟動是自動的,當行為人意欲違犯規則時它就已經開始啟動了;而人的力量卻無法自發啟動,而且其能否順利啟動還常常要受制于人的主觀情感。三是它的權威性。在俗世中,沒有哪個人的權威(包括作為半神的皇帝)比神的權威要高、要永久,神對糾紛當事人的震懾力是無時無處不在的。四是其作用的內在性。“宗教是一種不以暴力而能約束人,不以論證而能說服人的權威。”[11]神對人的行為的控制作用是內在的,是深入靈魂和精神的,而人對人的行為的控制主要是規則層面的約束甚或僅僅是有形的物質暴力(例如橫暴的權威)。
 
  三、唐宋民間糾紛的宗教解決機制
 
  在唐宋時期,宗教的力量常常參與到民間糾紛的解決當中,或者是宗教規則(教義)被民間權威借用來解決糾紛,或者是宗教的糾紛解決方式(例如神判)被借用來解決糾紛,或者是宗教權威直接出面,代世俗權威行使解決糾紛的權力。[12]宗教權威直接參與民間糾紛的解決,是宗教社會的糾紛解決機制在民間糾紛上的延長。
 
  在上述三類宗教力量中,民間權威常常借用宗教的糾紛解決方式來解決糾紛。[13]它有兩層含義,一是指民間權威借用宗教上的糾紛解決形式,例如神判(即神明裁判)來解決糾紛;二是指民間權威借用宗教上神的權威(有時表現為巫術)來解決糾紛,在此,神(天、鬼、某種不可知的神秘力量)既可以成為民間糾紛解決的力量,也可以成為民間糾紛解決的主體,即直接由神代人(民間權威)行使糾紛解決的權力。在宗教社會中,神明裁判是人們解決糾紛的常用方式。[14]與宗教社會不同的是,在民間社會中,神明裁判是人們通過世俗的方式無法發現案件的真相時而不得已所采取的,通過天、神、鬼或某種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發現案件真相、從而作出裁判的方式。神明裁判本身所包括的形式多種多樣,[15]其目的主要在于考察當事人的能力或意志,借以判明其是否得到神助。如果當事人在神判中表現出超凡的能力或意志,那么就可以判定他是得到神助的人,從而也就是獲得訴訟勝利的人,否則他就可能被判敗訴。當然,在神明裁判中,有時也直接利用附靈的物體直接檢驗當事人的正邪,從而決定其是非勝敗。在神明裁判中,很多時候理虧的一方未等裁判正式開始就自動認錯或認罪,從而是非立白,糾紛也就得到了解決。
 
  當然,在借用宗教上的糾紛解決方式來解決糾紛時,同時也就意味著對宗教規則的借用。例如在唐貞觀年間,山西洪洞縣與趙城縣因灌溉爭水,發展至斗毆,兩縣知縣出面調解,決定通過油鍋撈銅錢的方式決定水權分配的份額。結果趙城人撈得十枚銅錢中的七枚,于是分得七份水,并勒石為證。[16]這一案例至少說明下述兩點;第一,神明裁判是在世俗方式(例如兩縣知縣聯合辦案,共同調解)無法解決糾紛的情況下不得已而采用的糾紛解決方式;第二,通過宗教方式解決糾紛的結果通常要由下發官諭、載入方志或立碑等形式加以固化。而神明裁判所得到的判決無論如何都必須得到遵守,這是糾紛當事人對宗教規則的借用,也是糾紛解決程序得以進行的前提。
 
  與利用世俗力量解決糾紛不同,利用宗教力量解決糾紛的一個最大優勢在于,糾紛一旦被解決,其結果也就被迅速固化和神化。也就是說,在糾紛的宗教解決的結果出來后,敗訴的一方必須承認這一由天、神、鬼或某種神秘力量決定的權利安排和義務分配格局,否則就會背上褻神、背神的罪名。事實上,正因為是神意作出的安排,所以就給了敗訴方一個體面的承認既成事實的臺階。不僅如此,由于這種權利義務安排是由神作出的,所以勝訴方在日常生活中還往往會通過定期的儀式來強化它。可見,由神來保障糾紛解決的結果,比由人來保證要來得更加持久。人們要改變由宗教力量參與解決的糾紛的結果,即使付出巨大的代價結果還未可知。[17]這樣就充分保證了這種糾紛解決的終局性。
 
  四、唐宋民間糾紛解決結果的宗教固化機制
 
  如前所述,在定期舉行的宗教儀式上,民間權威通過宣講宗教教義、故事(即典型案例),在有意無意之間起到了強化糾紛解決機制及其解決結果的作用;民間權威選擇在宗教場所、懲罰違規者、解決糾紛,強化判決結果也是其顯在的目的之一;糾紛解決的結果被刻石立碑,置于宗教場所的顯眼之處,也是民間權威利用宗教力量強化糾紛解決結果的重要方式。
 
  從總體上講,宗教對民間糾紛解決結果的固化機制是通過天、神、鬼和其它神秘力量的超自然性而實現的。這種固化不是通過外在的物質暴力,而是通過雙方當事人及其他見證人內在的心理服從實現的。因此,保證糾紛解決結果的確定性和必行性的不僅有勝訴方,而且還有見證此事的其它共同體成員。而且宗教儀式是定期舉行的,所以勝訴方必然會一直通過儀式上的細節安排來強化它,喚起人們尤其是敗訴方對它的記憶。[18]如前所述,即便是對于敗訴方來說,通過宗教而非世俗方式解決糾紛,對于其也有精神上的撫慰作用,使其有一個體面的臺階(神意安排)來承認失敗的事實。在此,神及對神的祭祀就基本上完成了對民間糾紛解決結果的宗教固化。可見,通過宗教來固化糾紛解決的結果,擁有成本低廉而效果顯著的優點。在唐宋時期,宗教力量對糾紛解決結果的固化主要是通過以下幾條途徑實現的:
 
  第一,通過神話傳說、英雄史詩強化糾紛解決的結果。將糾紛的過程及其解決結果融入本地神和英雄的傳說當中,從而通過傳說將神、英雄與糾紛所確認的權利義務格局捆綁起來,達到強化踐行這種權利義務的重要性的目的。由于上述兩者是結合在一起的,所以挑戰后者也就是褻瀆前者,就會在冥冥之中受到前者的懲罰。
 
  第二,將糾紛的過程及其解決結果鐫刻在石碑(即官司碑)上,置于宗教祭祀場所之中,并通過定期祭祀強化人們對它的記憶,喚起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意識。[19]在神化碑刻的同時,也就神化和固化了碑刻所載的糾紛解決結果。通常在糾紛解決中勝出的一方會壟斷對石碑的祭祀權,其通過類似拜物教(對象為石碑)在團體成員中培植一種宗教情結和團隊精神。
 
  第三,通過對捍衛傳統的權利義務格局的成員的神化來固化糾紛解決的結果。例如,對為捍衛本團體傳統權利而犧牲的成員樹碑立傳,定期供奉,并且優遇其子孫后代。[20]
 
  在通過宗教力量固化糾紛解決結果的具體方式上,又可能衍生出一些民間規則。例如,為了捍衛記載本團體權利的碑刻不遭破壞,團體中的任何一個成員都可以對破壞者實施任意形式的報復,直至將對方打死也為罪。同時,因捍衛碑刻及其記載的權利而犧牲的團體成員會受到上述第三條所說的優待。
 
  五、總 結
 
  民間權威利用帶有宗教色彩的日常訓誡,向團體成員灌輸一種規則意識和培養他們的合作精神,其最終目的是消解糾紛發生的觀念根源。對本地英雄的神化在提醒人們牢記天命和自然的殘酷的同時,也在直接的意義上增強了團體的凝聚力,從而減少了團體內部糾紛發生的幾率。通過對本地神的尊奉將血緣的紐帶從家族共同體延伸到地域共同體,為人們在面對糾紛時實現溝通和對話創造了一個新的平臺。借助宗教固化團體的利益分配機制,是從利益層面消解糾紛的捷徑。宗教的教義、儀式及對違規者的懲誡,尤其是選擇在宗教場所解決糾紛,均可以借助神的威力控制糾紛。民間權威利用宗教教義或宗教方式解決糾紛,甚至是由宗教權威直接出面來解決糾紛,為糾紛解決的終局性提供了神意保障。通過神話、史詩和碑刻等來固化糾紛解決的結果,實際上是對糾紛所確認的權利義務結構的神化。從總體上看,通過宗教來消解和控制糾紛,其顯而易見的好處是其成本低廉而效力永恒。
 
【作者簡介】
李可(1975-),男,湖南武岡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博士生。
【注釋】
[1]參見范忠信:《糾紛解決的國家單邊主義與“社會”的消失——從傳統中國社會的糾紛解決機制說起》,第六屆東亞法哲學研討會,2006年3月26~27日,中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第6頁。
[2]參見王永曾:《試論唐代敦煌的鄉里》,載《敦煌學輯刊》1994年第1期,第24~31頁;譚景玉:《宋代鄉村行政組織及其運轉研究》,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5月8日。
[3]參見田東奎:《中國近代水權糾紛解決機制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4月,第89~90頁。
[4]參見陳新華:《唐宋詩詞中“宇宙意識”的沿襲及發展》,載《學術交流》2006第5期,第152~154頁。
[5]參見《四社五村田野調查報告》,載董曉萍:《不灌而治——山西四社五村水利文獻與民俗》,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208~211頁。
[6]因此在中國古代,不僅權力必須是神授的,而且權利也必須是神授,否則它就不光明正大。
[7]參見譚景玉:《宋代鄉村社會的多元權威——以民間糾紛的調解為例》,載《江淮論壇》2007年第1期,第137~141頁。
[8]參見刁培俊:《宋代鄉村精英與社會控制》,載《社會科學輯刊》2004年第2期,第95頁。
[9]參見張小貴:《唐宋祆祠廟祝的漢化——以史世爽家族為中心的考察》,載《中山大學學報(社科版)》 2005年第3期,第72~76頁。
[10]在上述場所中,只有宗祠的公共性比較弱些,但對于該宗祠所屬的家族來說,其公共性是沒有問題的;而且,封建社會的家族有時要在宗祠中懲處一些不欲為外人所知的、事關家族聲譽的倫紀案件(即所謂的家丑不外揚),所以其相對于其它宗教場所而言,有限的公共性反而是其優長所在。
[11] [法]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57頁。
[12]參見刁培俊:《宋代鄉村精英與社會控制》,載《社會科學輯刊》2004年第2期,第91~96頁。
[13]參見譚景玉:《宋代鄉村社會的多元權威——以民間糾紛的調解為例》,載《江淮論壇》2007年第1期,第137~141頁。
[14]此處的宗教社會是指人們因共同的宗教信仰而形成的相對獨立的聯合體,典型的如寺院、寺廟、道觀和庵堂。
[15]參見張冠梓:《初民的審判——神判》,載《東南文化》2003 年第 9 期,第55~56頁。
[16]參見趙世瑜:《分水之爭:公共資源與鄉土社會的權力和象征》,載《中國社會科學》2005 年第2期,第191頁注④。
[17]參見田東奎:《中國近代水權糾紛解決機制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4月,第98頁。
[18]參見張俊峰:《介休水案志地方社會——對泉域社會的一項類型學分析》,載《史林》2005 年第3 期,第109頁。
[19]參見田東奎:《水利碑刻與中國近代水權糾紛解決》,載《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6年第3期,第45~49頁。
[20]參見田東奎:《中國近代水權糾紛解決機制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4月,第119頁。

 
【出處】《研究生法學》2007年第4期
【寫作時間】2007年
 
轉自法學在線
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FullText.aspx?ArticleId=102991&listTyp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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