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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八二憲法上的“宗教信仰”
發布時間: 2019/9/12日    【字體:
作者:黃鑫
關鍵詞:  八二憲法 宗教信仰 五大宗教  
 
 
【摘要】 現行憲法第36條規定我國公民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然而何為憲法上的“宗教信仰”并無明確的界定,主流觀點是我國憲法上的宗教僅為“五大宗教”,這不利于保障公民,尤其是五大宗教信徒之外的信教公民的權利。通過對憲法進行學理解釋,可知我國憲法上的“宗教信仰自由”,確實應當僅是關于“宗教”的自由,但并不限于五大宗教,“五大宗教”說從方法到結論都需要反思。
 
我國現行憲法第36條第1款規定公民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以根本法確認了這一重要的基本權利,是國家尊重與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最高規范依據。明確權利涵攝的范圍,是對其保護的第一步,要依憲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就須先明確什么才是憲法上的“宗教信仰”;欲解釋憲法第36條,首先須對“宗教信仰”這一基本概念作出說明,否則會出現法解釋學上的難題,影響憲法體系的融貫。對此,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國憲法上的“宗教信仰”為“五大宗教”,即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新中國自建立伊始便只認可了這五個宗教[1]。換言之,只承認這五個宗教的合法性,其他宗教自然便是“不合法宗教”了[2]。這一判斷有兩個層面的含義:(1)憲法第36條第1款中的“宗教信仰”就是狹義上的宗教,不包括宗教以外的其他信仰形式;(2)憲法上的“宗教”僅為“五大宗教”。這一觀點在理論和實踐中都頗為有力,堪稱通說,甚至得到一些地方立法的直接支持[3]。但此觀點一方面導致了我國宗教法治和人權保障實踐中的種種問題;另一方面本身也值得商榷,需要反思。
 
主流的“五大宗教”說首先將第36條第1款的“宗教信仰”限縮為“宗教”,“宗教信仰”就等于“宗教”,那么此觀點是否成立?有些概念在一般語境中被認為是常識,意涵不言自明、約定俗成,通常不難理解,如“淫穢色情”,以常人之理性便可判別,無須刻意概括出特征或標準。但在法律語境下則要求是規范、嚴謹、周全的解釋,仍以“淫穢色情”為例,才會有“職業鑒黃師”一職。八二憲法中的“宗教信仰”乍看之下亦是一個經驗判斷,只是它位于法學和宗教學、哲學、社會學等學科交會處,亦需綜合運用多種解釋方法。憲法解釋要尊重和借鑒其他學科對“宗教信仰”的專業定義,更應符合自身特點,可能根據社會實際進行擴張、限縮,體現憲法的政治性以及其中蘊含的整個社會的文化傳統和價值取向。
 
美國憲法是世界上第一部規定了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憲法典,之后的各國憲法典,無論以何種形式表述,均是以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第一條第一分句為源頭和鼻祖。美國憲法文本使用的是“religion”一詞,中文直譯即為“宗教”,經過聯邦法官們在眾多的關于宗教的判例中進行解釋,“religion”的含義經過了一個“嚴格—寬泛—適度限縮”的發展過程:最初堅持原旨解釋,將憲法上的宗教嚴格限定為已得到廣泛認可與長期尊崇的,與神、德性及崇拜有關的有神論觀念;在20世紀40年代至70年代,經過擴張解釋,將非典型的有神論信仰、有某種“最高之存在”的倫理信條也賦予憲法上的“宗教”屬性,甚至嘗試在判例中把無神論信仰[4]亦納入其中;最后又將“個人哲學上的選擇”排除出憲法上的“宗教”范疇。[5]美國法院對“religion”的解釋除了帶來方法論上的啟發,更重要的是擴寬了“religion”的傳統含義,讓我們在解釋憲法時不得不考慮,第36條第1款的“宗教信仰”是否能包含嚴格意義的宗教之外的其他信仰形式,如無神論信仰、迷信、倫理和某些形似宗教的意識形態,“宗教信仰”可能不止是“宗教”。
 
新中國成立后的歷部憲法均有關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規定,用詞上,五四憲法是“宗教信仰”的自由,七五和七八憲法改為“信仰宗教”的自由,八二憲法也是“宗教信仰”。在中文里,“信仰”可作名詞,相當于英文faith或belief,意為某種讓人相信與遵循的信條、主張、主義、原則等,包括宗教(religion)在內,如“這是一個有信仰的人”;還可作動詞,類似英文believe in,意為內心對某事物確信、尊敬、崇拜,如“我信仰馬克思主義”。從中文的語法看,七五和七八憲法的表述里,“信仰”置于“宗教”之前,明顯是動詞,故“信仰宗教”可解釋為僅指對宗教的內心確信和崇拜的自由,是一種純精神和思想層面的自由,對應于宗教實踐的自由,即基于前述內心確信和崇拜而為相應宗教行為的自由,如祈禱、禮拜、齋戒、朝覲、擔任神職人員、組建宗教團體等。那么七五和七八憲法的這一條款,似可解釋為公民僅有“信仰”而無“實踐”宗教的自由,當時由于“文化大革命”,公民的宗教實踐自由確難以得到保護[6];事實上直到現在,此種理解仍有很大市場,實踐中也存在著公民宗教活動一些不合法、不合理的限制。再來看八二憲法的條文,第36條中“信仰”置于“宗教”之后,含義本不明確,前述的兩種可能性均有。但首先,雖然1982年修憲是在七八憲法的基礎上進行,但在宗教條款上八二憲法是回歸了五四憲法,與七五、七八憲法并無繼承關系,是對七五、七八憲法在宗教問題上的極左立場的糾正[7];其次,第36條第1款之外的其他條款明文規定了宗教實踐的自由,立法機關還據此制定了一系列規范宗教實踐的下位法;再次,1982年修憲后,針對新憲法第36條的官方表述和學術研究,都開始以列舉等方式明確闡述“宗教活動自由”的具體內涵。故八二憲法第36條第1款之“信仰”,必然是名詞;“宗教信仰自由”既是內心確信和崇拜的自由,也是外在的宗教實踐的自由。
 
作為名詞,“信仰”的概念內涵是大于“宗教”的,“宗教”是一種“信仰”,“信仰”包括但不限于“宗教”。八二憲法第36條第1款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宗教”和“信仰”都是名詞,在“公民有”后可能省略一個動詞,比如“選擇”,省略并不影響條文原意。于是就存在兩種可能:第一,“宗教信仰”是一個詞,等于“宗教”;第二,是兩個詞的并稱,“宗教”和“信仰”,那么八二憲法第36條第1款就能拆分為“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兩者合為“宗教與信仰自由”。“宗教”只能是宗教,“信仰”還可以涵蓋狹義上的宗教以外的其他信仰形式,若取后者,則“宗教信仰自由”的保護范圍便被擴張了。
 
整個八二憲法文本只有第36條出現了“宗教信仰”和“宗教”:第1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第2、3、4款均使用的是“宗教”,后三款是對第1款的解釋,第1款針對內在的信仰自由,第3、4款針對外在的實踐自由。這四款規定應當是在同一語境下,整個條文才能保持融貫。第1款的“信仰”是名詞,而從中文語法來看,第2款中的“信仰”只能是動詞,第3、4款則根本未出現“信仰”一詞,四款規定里一以貫之的只有“宗教”。由此可見,第1款的“宗教信仰”就是后三款中的“宗教”,“宗教信仰”是一個詞。第36條第1款的“宗教信仰自由”就是“宗教自由”,而非“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
 
這一觀點可在下位法中得到印證。有些依據憲法制定的法律直接使用了“宗教”一詞,并在文義上明顯僅指狹義上的宗教。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8條規定國家實行教育與宗教相分離”,《教育法》是直接根據憲法制定的,8條的“宗教”應當就是憲法第36條第1款的“宗教信仰”。在現代社會,除了傳統的宗教,哲學、道德倫理、意識形態等也可能成為“宗教”,但法律不可能規定教育和前述這些可能構成“宗教”的非宗教信仰形式相分離。譬如我國以馬克思主義教育作為公民接受義務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必修課,以及獲得學歷文憑的必備條件,哲學也是重要的公共教育科目;再以所謂的“儒教”為例,如果它是一種宗教,那么在公立學校中開展國學或儒學教育,以及一些地方政府組織的祭孔參拜活動就涉嫌違背了政教分離原則[8],甚至侵犯到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9]
 
關于這個問題,中共中央《關于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以下簡稱19號文件)是宗教事務的綱領性文件,是理解中國共產黨宗教政策、解釋我黨領導下制定的八二憲法第36條的重要依據。該文件開篇寫道宗教是人類社會發展一定階段的歷史現象……宗教信仰、宗教情感,以及同這種信仰和情感相適應的宗教儀式和宗教組織,都是社會的歷史的產物。”“宗教信仰”在此處是與宗教情感、儀式、組織等并列,被用于指稱前述純精神層面的“信仰(believe in)自由”。接下來又寫道:“宗教信仰自由,就是說:每個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這種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種宗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里面,有信仰這個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個教派的自由……”縱觀整個19號文件,“信仰”一詞共出現34次,以“宗教信仰”出現達19次;作為動詞(believe in)出現11次,后接宗教;兩處是“思想信仰”,一處是單獨的“信仰”,均泛指faith和belief,不特指宗教;僅一處出現了“信仰自由”,但從上下文可知,是強調“強迫不信教的人信教,和強迫信教的人不信教”一樣,都是侵犯人的“信仰自由”,還是圍繞“信(宗)教自由”闡述。“宗教”是19號文件全文的核心關鍵詞,在執政黨看來,“宗教信仰自由”就是“宗教自由”,“宗教信仰”就是“宗教”,二者是通用的。
 
所以“五大宗教”說將“宗教信仰自由”限縮為“宗教”的自由并無問題,這至少能將哲學、倫理、藝術、意識形態等明顯與宗教去之甚遠的思想上層建筑排除在外,這些宗教之外的信仰形式,無論在修憲的1982年還是當下,都還未發展到應當為憲法第36條所調整的程度。
 
二、何為憲法上的“宗教”
 
將“宗教信仰”限縮為“宗教”后,如何界定憲法上的“宗教”,在方法上有三個選擇:從正面直接定義,什么是;從反面定義,哪些不是;列舉哪些是。對“宗教”的定義應盡可能寬泛,先將足夠多的主體、形式、淵源等納入權利的“蔭蔽”,再通過民主立法進行選擇“過濾”,輔以嚴格的司法審查與救濟,才能實現對人權的最大保護,符合現代法治精神。同時,我國作為一個政教分離的世俗國家,應盡可能地將宗教信仰事務留予公民自治,避免立法干預和行政指導。“五大宗教”說正是“列舉式定義”的產物,故第三種方法不予采用。反面界定應與正面界定結合,單獨運用在我國會相對困難并引發一些問題。譬如,一般認為“邪教”和“迷信”都不是憲法上的“宗教”,然而此二者難以清晰界定,與宗教的關系有爭議,認定程序也較簡單,常由行政機關進行,信徒違法犯罪甚至宗教實踐引發政府不安都可成為理由。若只使用反面界定,政府一旦將某種信仰或信仰團體界定為“邪教”或“迷信”,便可否定其合法性,最終形成某種關于宗教的官方的“負面清單”,不利于公民權利的保障與救濟。正面界定憲法上的“宗教”,則需一般性地概括出“宗教”的基本要件,使之由特定的“事物”(thing)上升到普遍的“觀念”(idea),在法規范上形成認定標準,這既是必要的,亦是可行的。當下,理論和法律標準越清晰、越確定,越有利于規范公權力、保障公民權利。
 
(一)實質要件
 
被譽為“宗教學之父”的麥克斯-繆勒認為,宗教是“人對無限存在物的渴求、信仰和愛慕”,是基于一種“認識那不可認識的、說出那不可說出的、渴望得到神和上帝的愛”的本能,宗教的基本要素之一是承認“既非感性所能領悟、也非理性所能理解”的神祇的存在[10];魯道夫-奧托將之稱為“對超自然之神圣體驗,表現為人對神圣既向往又敬畏的感情交織”。啟蒙思想家對宗教進行批判,認為宗教是一種騙術,利用人們的無知輕信虛構出對超自然力量的崇拜,費爾巴哈將之發展為人對從自我的本質中抽象出的“神”的崇拜,凝聚了人的欲望和情感[11]。即便在無神論者對宗教的定義中,“神”或“上帝”仍然存在,只不過是人造的或人自身的異化,而非固有的。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同樣認為宗教的核心概念是神,是“彼岸之神的幻影”(《評托馬斯-卡萊爾的過去與現在》)和“人間的力量采取超人間的力量的形式”的幻想的反映(《反杜林論》)。
 
美國法院在認定宗教的實質性特征時運用了一種單一因素的方法,即按某一種被認為對“宗教”性質非常重要的因素來判斷,如最高之存在、超時間的因果關系、終極關懷和更高現實。[12]這些標準中,最高之存在不利于沒有明確的上帝或神的“無神論宗教”(如佛教),后在Torcaso v. Watkins案中被放棄;超時間之因果關系會限縮對宗教的保護范圍(一些宗教對死后世界的觀點并不明確);“終極關懷”標準始于西格案(United States v. Seeger, USSC, 1965),看似十分妥當,可問題在于一些顯然非宗教的意識形態也會體現對人類的某種終極關懷;相對而言,更高現實類似于上文所說的“超自然因素”,既強調了對世俗的超越,又淡化了最高之存在的絕對性,在四個標準中是相對最為合理的。
 
國內研究中,誠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一切宗教都從超絕于人類知識處立他的根據,而以人類情感之安慰意志之勖勉為事”,任何宗教的基礎都是人的理性知識無法理解,[13]有學者認為宗教是“關于超人間、超自然力量的一種社會意識,以及因此而對之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為”[14];宗教是“對具有超自然的活超人格性質的存在(如造物主、絕對者、至高的存在,其中尤其是神、佛、先靈)的確信、敬畏或崇拜的心情和行為”[15];“宗教是一種相信并崇拜超自然神靈的社會意識形態”[16];宗教是崇拜超自然的神靈或某種神秘之物的特殊的意識形態[17];宗教是企圖用非現實的力量和非現實的方式(即神祇,超自然的力量)解決現實問題的一種社會現象[18]。在這些定義中,共同點同樣是對超自然因素(神)的崇拜,所謂“神道設教”,“神道”(有神崇拜)乃是核心。
 
綜上,古今中外對“宗教”的實質性定義不勝枚舉,盡管細節各異,但仍可概括出兩個共同的基本要素:超自然的存在,以及對這種超自然存在的崇拜。這使得“宗教”其實就是一種有神論的信仰(唯心論),與無神論信仰(唯物論)相對立的世界觀和意識形態,“我們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滅宗教,不能強制人們不信教,不能強制人們放棄唯心主義”[19],“共產黨員可以和某些唯心論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動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線,但是決不能贊同他們的唯心論或宗教教義”[20],宗教必然是唯心的。此處的“有神”乃廣義上的,佛教被認為是“無神論宗教”,只是相對“一神論宗教”和“多神論宗教”而言,雖無一個或多個具體的“神”,卻同樣存在超自然、人類不可知和不可控的某種力量或因素在主宰、影響著世界的運行。
 
在中文里,“宗教”不是外來詞,最早用來指稱佛教,后來含義逐漸擴大,泛指佛教之外、與佛教類似同類的存在物,如道教,到了清代,西洋傳來的基督宗教也被稱為宗教。有學者認為“宗教”一詞在中文里的本義和“religion”類似,都是指人和神的關系。[21]可見在中文里,“宗教”的陣營是不斷發展和擴充的,始終可概括為“崇拜超自然因素的有神論信仰”,如佛教、道教、基督宗教等,這是認定宗教的實質要件。若無超自然因素的存在,以及對此的崇拜,不屬有神的唯心論范疇,就不宜認定為宗教,不由憲法第36條調整,至少現階段如此。因此無神論信仰(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唯物論意識形態)、“儒教”(儒教在印度尼西亞已是法定宗教,在中國其宗教性還有爭議)和巫術(按照英國學者詹姆斯·弗雷澤在《金枝》一書中的觀點,巫術與宗教是有區別的,后者崇拜和取悅神,前者則往往企圖支配神靈而控制、改變自然,且并不一定要通過神靈)應當都不屬于宗教。
 
在這里有必要單獨討論一下無神論信仰,其與宗教的關系在修憲時曾有過爭論。1982年之前,我國歷部憲法的宗教條款分為兩種形式:一是《中華蘇維埃憲法大綱》、七五憲法和七八憲法一脈,規定公民“信仰宗教的自由”,同時還明文規定不信仰宗教和宣傳無神論的自由,在同一條款的前后句中使宗教自由和無神論意識形態之間形成張力;二是從《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到《共同綱領》再到五四憲法,只規定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修憲時圍繞第36條就產生了爭議:究竟是應當繼承七八憲法還是回歸五四憲法?爭議的實質是應否將無神論作為一種信仰形式寫入憲法,由憲法加以確認和保護。
 
主張繼承七八憲法的一方擔憂,若刪去“不信仰宗教、宣傳無神論的自由”,客觀上會限制不信教的公民的自由,尤其在信徒聚居地區,他們恐受信教公民歧視。[22]支持回歸五四憲法的委員認可這一擔憂,但他們認為“宗教信仰自由”的概念本身就包含了不信仰宗教之自由[23],即信仰無神論的自由。信仰宗教是公民的權利,公民當然可以不行使這種權利(不信仰宗教),第36條只是確認了公民信仰宗教的合憲性,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并未也無須包含在憲法的宗教條款中(尤其是在有強勢的無神論官方意識形態的國家)。許崇德教授認為,七五憲法特別規定“宣傳無神論的自由”,實質上是“左”的表現;七八憲法繼承七五憲法的宗教條款,政治上是繼續“左”傾,文字上亦為敗筆。[24]支持回歸五四憲法的另一個理由,是七五憲法的規定在“文化大革命”中為破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迫害信教群眾提供了憲法依據,若不修改恐今后還為人利用,也易引起信教群眾猜疑。[25]誠如前所述,七八憲法的宗教條款,會使宗教信仰自由和無神論意識形態之間產生張力,代表了一種激進的國家控制型政教關系,體現了政治權力對宗教的不信任與壓制。差不多同一時期的蘇聯1977年憲法和朝鮮1972年憲法也采用了這種立法模式,甚至更加極端[26],不過后來均被摒棄。七八憲法具有過渡性,在這一條款上仍繼承了七五憲法,八二年修憲時理應予以改變。最終,主張繼承七八憲法的意見被否定了,這說明至少在修憲者看來,無神論信仰既未被單獨視為憲法上的宗教,也沒有作為一種和宗教并列的信仰形式,第36條的“宗教信仰”不包括無神論信仰。
 
(二)形式要件
 
在符合“宗教”實質要件的紛繁復雜的信仰中,還需要確立“宗教”的形式要件來進一步篩選,畢竟在大多數現代國家,一旦被認定為宗教就意味著免稅等法律上的優待與豁免。如果說實質要件的認定多是宗教判斷,基于政教分離原則國家權力不宜涉入過深,那么形式要件的審查則是法官和學者大有可為之處。在這一問題上,有學者概括出三大基本要件:有一套倫理規則,即宗教的倫理維度;有崇拜對象和儀式,即宗教的崇拜維度;有獨立的社會建制,即宗教的組織維度[27]。呂大吉教授則提出“四要素說”:宗教除了神祇崇拜之外,還需具備宗教觀念或思想、宗教感情或體驗、宗教行為或活動、宗教組織與制度[28]。
 
美國法院曾在Malnak v. Yogi & Africa v. Commonwealth一案中使用過一種類比性定義法來審查“宗教”的形式要件,即選定一個“毋庸置疑”的宗教,將待認定者與之進行類比,達到某種契合或相似度便也可認定為宗教。此方法問題在于,法官容易選擇相對熟悉的主流、傳統宗教,從而為宗教主觀偏見敞開大門,用自己的宗教觀點去判斷什么信仰值得贊成什么不值得,違反中立原則[29],對新興和外來宗教的保護不利,故不可取。但另一種多因素的方法值得借鑒:美國國內稅務局(1RS)在定義“教會”時,列出了一個包含十四種要件的清單。就如加利福尼亞上訴法院在人文主義協會訴阿拉姆達郡一案中所提煉的四要件(信仰、禮拜儀式、基于信仰的道德實踐體系、組織),對于憲法上的宗教的形式要件,我們也可以列出數項:在審查時,可以要求每種要件都具備;或者當某種要件不滿足時可要求滿足額外要素以作補償;可以要求某個相對重要的要件必須得到滿足;或者要求某個要件必須具備更高的強度以彌補其他要件上的不足[30];甚至賦予某些關鍵性的要件以“一票否決”的地位。
 
考察當前我國境內存在的宗教,依據宗教的實質性特征,結合相關研究和具體國情,一些要求應予排除,如合法宗教必須有組織、場所或神職人員[31]。在我國,有些宗教沒有前述要素(如民間信仰和一些小眾的外來宗教),有些宗教只是暫時沒有,有的宗教則有地上和地下兩套系統(如羅馬天主教)。最終,可以考慮確定以下五個形式要件,至少在當前是合適的,還能繼續充實:(1)有某種教義,或基于其教義而成的經典;(2)有具備一定虔誠度的信徒;(3)有教儀,即崇拜行為及禮儀規范;(4)無對教主或其他人的個人崇拜的行為[32];(5)不主張反對宗教寬容、民族團結或國家安全[33]。滿足前三者,即為我國憲法上的宗教;后兩者為我國憲法上的“宗教信仰”的“底線”,違背任一,則喪失合憲性,自始不為中國法所認可和保護。
 
三、對五大宗教說在方法論上的反思
 
憲法第36條是關于宗教的自由,五大宗教都必然是“宗教”,但是否只有五大宗教才是憲法上的“宗教”?憲法保護宗教自由,并不意味著憲法上的“宗教”概念是完全開放的,一國在認定時常有一套自己的標準,包含各種形式或實質要件。憲法中的宗教自由,不要求是所有宗教的自由,國家可基于某種考慮,對其境內既存的宗教進行取舍。一國不必保障世界上任何一種宗教在國內的合法地位,這不影響其被認為是一個宗教自由國家。一些宗教有很強的地域性和民族性,也許永遠也不會在該國出現,抑或只是曾經存在,是否允許其(再次)傳播可能是涉及國家利益的政治問題;在國內已有的各宗教中建立某種位階順序,也不代表憲法就不認可和保護其他宗教,一些有國教的國家,如英國、挪威、丹麥、芬蘭等都是公認的宗教自由度、世俗化程度很高的國家。若我國只選擇了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五者賦予合法性,那并不必然妨礙我國公民的宗教自由;合法宗教的認定標準中可以有關于歷史和現實存在的要求,我們不能隨意基于未在當下中國境內真實存在的宗教(如自創的所謂“宗教”)主張權利。由此觀之,為憲法上的宗教劃定范圍并非沒有正當性。
 
有學者認為,五大宗教獨占的合法性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官方明文表述;二是只有五大宗教才有依法成立的宗教團體和組織。[34]故一種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區分“合法”與“非法”宗教的關鍵在于是否有依法成立的宗教團體。方法上,雖然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憲法解釋權有待激活,但憲法解釋其實一直以“法律體系內部具體化”和“憲法慣例確認”的方式進行[35],圍繞第36條,有一個憲法為核心、下位法為骨架的規范體系,按“法律是憲法的具體化”這一法理,以凱爾森的法階層說為基礎,通過考察依據憲法制定的宗教法律、法規、規章等具體規定,“以法釋憲”來解釋五大宗教的問題。此處的“法”,包括《宗教事務條例》《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宗教社會團體登記管理實施辦法》《取締非法民間組織暫行辦法》等。“以法釋憲”仍不夠時,再以“憲法慣例確認”補充之。相關學者正是循此路徑推導出了五大宗教獨占的合法性。
 
但首先,學界一直有人主張,現行的宗教團體登記制度宜改為備案或證明制[36],嚴格的實質審查、多重批準很不合理,因為并非所有的宗教團體都有必要或有條件去申請登記;不符合宗教團體登記設立的法定要件,不代表不是憲法上的宗教。只有五大宗教在官方支持下得以建立從地方到全國的正式團體,大量的民間宗教團體是簡單原始的自我組織與自我管理,或者有不為官方認可卻真實存在并實際發揮作用的地下組織。譬如信眾為研討教義、講經傳道而自行組建的教團,完全沒有必要去登記注冊,也不可能符合登記的法定要件(如一定數額的財產、固定的場所、有主管單位等)。這部分宗教團體數量極其龐大,一直處于法律的灰色地帶,沒有合法地位,但官方管不了也不想管;本應是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結社自由的正常實踐,卻由于其“地下狀態”,在運作和發展中既容易“跑偏”,也容易為公權力機關所侵損。
 
另外,雖然全國政協下轄的“中國宗教界和平委員會”僅由五大宗教的代表性人士組成,但它歸根結底只是個社會組織;政協不是國家機關,無權判斷宗教的合法性,不受政協認可不等于不是憲法上的宗教。法律、法規、規章等為宗教團體登記設立的條件,并非判斷某一宗教是否合法的依據;行政機關為宗教團體申請登記、活動審批設定條件,給“合法宗教”設置“準入”門檻[37]的做法,本身合憲性就存疑。宗教與教會、宗教的內心信仰自由和作為實踐的宗教結社自由不應混同。
 
其次,即便認為五大宗教符合設立宗教團體的法定要件,因此是我國憲法上的宗教,那么對于“五大”以外的其他宗教,在個案中具體考察后再做裁量,而非直接就推定不符合。五大宗教固然符合條件,不代表只有五大宗教才符合;對于其他宗教,現實中究竟是“不能登記”還是“不給登記”值得思考。以東正教為例,盡管不屬于五大宗教且影響力有限,東正教一直在我國境內半公開活動,有一定數量的信徒和自己的組織,[38]卻始終無法獲得合法地位。
 
再次,“法律體系內部具體化”不能走得過遠,一些學者援引地方法規中“宗教即五大宗教”的規定,以及社會出版機構發行的政策法規讀本的類似解釋便是“走得過遠”的表現。“法律規范體系內部具體化”是應對憲法文本單薄的權宜之計,憲法解釋首先要在憲法文本中尋求資源,即便無所獲而轉向下位法規范,“以法釋憲”也是有極限的,“下位法”應限于法律和行政法規,最多推進到部門規章。法律具體化憲法,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又進一步具體化法律,經過兩層具體化,應足以解釋憲法,不足則訴諸其他解釋方法,而非繼續向下發掘。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或立法技術較高,或較為專業,合憲性也相對較高;其他規范性法律文件,從形式到內容都無法承載為憲法解釋提供資源的重任,更不能排除本身違憲的可能。至于社會出版物的解讀,作為學理解釋,無論來自專家學者還是官方背景的組織機構,只要不是有權機關依法定程序、以法定形式做出,就不具法律效力。
 
“以法釋憲”若窮盡法律、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仍無法得出結論,就可能轉向法規范體系之外,即所謂“憲法慣例確認”,依據各宗教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狀況(如國家領導人接見、參加重大慶典活動等)來論證五大宗教獨占的合憲性。然而這種“確認”不能支撐憲法解釋,不具規范上的正當性。五大宗教在歷史上都曾因“左”的錯誤而遭受迫害,而即便某個宗教在政治上失勢,不為執政者所重,也不意味著憲法規范中的宗教就特指五大宗教,不能因此就排除了憲法的認可與保護,“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改變而改變”[39]。故“憲法慣例確認”這一路徑宜以“不成文憲法的確認”代之。強世功教授認為,在我國成文憲法實施不利的情形下,還有一套在憲政實踐中實際發揮憲法功能的規則,這些就是中國的“不成文憲法”,譬如規范性憲章,包括黨章、黨內規范性文件、黨內慣例、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重要理論、黨的重要文件等。[40]在我國,就宗教問題而言,以19號文件為代表的一系列執政黨的權威文件與論述,實際上起到了“不成文憲法”的作用,與憲法文本結合,可以解釋“宗教信仰”這樣有高度政治性和意識形態性的概念。綜上,盡管傳統的“五大宗教”說頗為有力,但這種有力更多是實然和事實層面的;有關學者希望能在應然與規范層面加以論證,方法和路徑的選擇卻值得商榷。
 
四、五大宗教之限無規范依據
 
若要將憲法上的“宗教信仰”限縮到五大宗教的自由,應當是法律保留甚至憲法保留的事項,那么所謂五大宗教之限,能否從憲法文本中找到直接或間接的依據?第36條第二、三、四款都可解釋為對第一款的某種限制,第二款“(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任何宗教或者不信仰任何(或特定)宗教,不得歧視信仰任何宗教和不信仰任何(特定)宗教的公民”,可解釋為“對限制的限制”,法律限制宗教信仰自由的底線是不得強制信仰和歧視。第二款確認了公民在選擇信仰的宗教時有絕對的意志自由:可以選擇信仰任何宗教,自然不限于五大宗教;可以選擇不信仰任何特定宗教,包括五大宗教;還可以選擇不信仰任何宗教。第三款限制宗教活動,第四款則限制了宗教團體及其事務,兩者均是針對外在的宗教實踐。這三款規定統一于第一款,將第二、三、四款結合,主觀內在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客觀外在的宗教實踐自由被區分開來,前者不設限,后者才有邊界,如此形成了一個完整的、以第一款的“宗教信仰自由”為中心的權利規范:一個公民可以完全自由地選擇是否信仰任何宗教(包括五大宗教),也可以不信仰任何宗教(包括五大宗教);如果信仰某個宗教,那么因此而為的宗教實踐,不得違反憲法和法律,如破壞社會秩序、公民身體健康、國家教育制度等;因此結成的宗教團體及其事務,不受外國勢力支配,否則不受憲法和法律的保護。
 
故憲法第36條的規定都未對第一款的“宗教信仰”的范圍作明文限制,不過八二憲法還有第51條構成了對公民權利的原則性限制。只是該條同樣僅能針對外在的宗教實踐,單純信仰某個宗教屬于公民精神事務,法律不應也無法干涉,公民在精神領域享有絕對自由。國家可以有意識地引導,憲法關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精神文明建設的規定為國家主動影響公民的思想提供了依據,但強制施加則侵犯了個人的良心和意志自由。一個公民信仰某種宗教,即便不屬于五大宗教,單純的內心確信,和一般的宗教行為與實踐,只要不違法或犯罪,國家不得也無法干預;特定情形下,如信仰邪教和極端教義,可能或已經產生社會危害性了,可進行教育、引導、規勸,使其主動改變信仰,甚至基于公共利益嚴格依法對其宗教實踐設置一定限制,如不得宣講傳教,但絕不能用立法、行政手段以及刑罰強行塑造人的內心信仰,更不能以犧牲該公民的其他權利或其他公民的權利為手段強迫放棄或轉變信仰。綜上,現行憲法的文本并未對第36條的“宗教信仰”做任何范圍上的限制;即便有,也是沒有正當性與實際意義的。
 
在法律中,宗教信仰自由以自由權和平等權的不同形式出現。有一部分規定了作為平等權的宗教信仰自由,譬如《選舉法》第3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年滿十八周歲的公民,不分……宗教信仰……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教育法》9條,“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財產狀況、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就業促進法》3條,“勞動者就業,不因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視”。前述條文中的“宗教信仰”必然就是憲法第36條第一款中的“宗教信仰”;前述條文所確定的權利,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受教育權、勞動就業權,在全體公民中是普遍和平等的,無論信仰何種宗教、信仰的是不是五大宗教。以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為例,除法定情形(犯罪被剝奪政治權利、未達法定年齡)外所有公民一律平等享有,其中并無特定宗教類型的限制,信五大宗教的公民有選舉權,信東正教、猶太教、民間宗教等非五大宗教的公民毋庸置疑也同樣享有;若采“五大宗教”說之觀點,則難以解釋,為何直接根據憲法制定的《選舉法》,其第3條的“宗教信仰”是普遍而不設限的,《憲法》36條的“宗教信仰”卻只是那五個。“五大宗教”說無疑與作為平等權的宗教信仰自由相沖突。
 
“五大宗教”的說法也未見于任何黨的規范性文件中。中國共產黨向來堅持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和立場,形成了一系列基本觀點與政策,所主張的“宗教信仰自由”,首先是宗教的自由,其次并不限于特定宗教。正如19號文件所言,是“信仰這種宗教”或“信仰那種宗教”、信仰“這個教派”或“那個教派”的自由,并未指定是哪個或哪些宗教和教派。毛澤東指出,“共產黨對宗教采取保護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這種教的或信別種教的,一律加以保護,尊重其信仰,今天對宗教采取保護政策,將來也仍然采取保護政策”[41];“根據信教自由的原則,中國解放區容許各派宗教存在。不論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們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給以保護。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們的自由,不許加以強迫或歧視”[42];“我們黨和政府實行徹底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這就是……信仰哪一個宗教、哪一個教派,是自由的”[43];“凡屬信教群眾的宗教活動,只要不違反國家的法律、法令,不影響生產秩序和社會秩序的都應當允許”[44]。可見中國共產黨所言的宗教信仰自由只有一個原則性限制,只要不違反社會主義憲法和法律,就屬于憲法保護的“宗教信仰”之范疇,無分種類和派別。盡管常以五大宗教為例,或圍繞五大宗教進行闡述[45],是由于五大宗教影響廣、信眾多,是我國宗教的主流和統戰工作的重要內容,黨和政府很重視,但這些表達都只是對一定時期社會狀況的描述,不是政治或法律決斷,隨著現實發展完全可能改變。所謂“五大宗教”只是事實上的宗教分布格局,不是國內法上具有約束力的規范。在規范性文件尤其是憲法和法律中,從未有過“我國的宗教就是五大宗教”或類似表述,相反表明五大宗教只是我國的“主要宗教”[46]。可見,“五大宗教”是主流但非獨占,有優勢而無優先。誠然,過去我國政府只實際認可五大宗教,近年來宗教管理政策已悄然變化,開始承認其他宗教的存在,嘗試將之納入國家治理的范圍。[47]
 
前述觀點還能從對修憲者原意的回溯中得到支持。現行憲法頒行已逾30年,當年修憲者的很多理解在今天都不再適用,然而就第36條而言,追溯原意仍有價值與意義。因為一方面,八二憲法至今已有四個修正案,修改達31處,各章均有涉及,作為一項重要的基本權利,第36條始終未改動一字,說明當初修憲者的設計并未過時;另一方面,我國的宗教政策始終未變,執政黨一再強調宗教是一項長期的工作,宗教政策和方針必須保持穩定和延續,這說明第36條也未發生重大變遷。1982年修憲時,彭真委員長說過,“宗教是客觀存在的,要尊重客觀”[48],按照這一精神,任何客觀存在的宗教,無分高低優劣,均應得到尊重。3月16日分組討論后彭真委員長發言時又特別提到:“拿什么(作為修憲)的標準?最大多數人民的最大利益。當然有的問題要照顧少數,例如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信眾哪怕是少數人,只要不破壞國家統一,不搞損害人民利益的活動,那就要保護。”[49]就是說,宗教信仰自由乃屬于要“照顧少數”的問題,這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實際的結合。[50]這里的“少數”,應理解為信仰宗教的公民相對于堅持無神論、不信仰宗教的公民是少數,信仰五大宗教之外其他宗教的公民則是少數中的少數;前者要照顧,后者當然更要照顧。信仰任何宗教的公民,只要不破壞國家統一、不損害人民利益,法律即不干涉,并予以保護。彭真在代表憲法修改委員會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做《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的說明》時說我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這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對待宗教信仰問題的一貫方針……在我國,有些人信仰這種或者那種宗教,這是客觀的社會存在。不論信仰宗教的公民,還是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在政治上的共同點是愛國、擁護社會主義。宗教信仰問題,決不能也不應采取強制手段去解決。”[51]當時的一些刊物上,已有根據彭真講話精神對“宗教信仰自由”的解讀[52],申明和強調宗教信仰自由的廣泛性與普遍性,主體廣泛而普遍(全體公民),內容廣泛而普遍(任何宗教或教派)。
 
八二憲法在宗教信仰自由條款上繼承和回歸五四憲法,而在五四憲法中,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是廣泛而不預先設限的,前提僅為非“披著宗教的外衣進行反革命活動”便可,“憲法草案還規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我們一方面保障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另一方面懲辦那些形式上披著宗教外衣而實際上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帝國主義分子和叛國分子……我們的國家將如同過去一樣切實地保障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但是,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和保障反革命活動自由,是絕對不能混同的兩件事,我們的憲法和一切法律同樣是永遠不會讓那些披著宗教外衣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分子得到一點方便”[53]。在我國的宗教形式相對較少的五四憲法時期,憲法和法律至少在文本上沒有確立所謂的幾大合法宗教;后來的歷史證明,“反革命”和“封建迷信”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判斷,即便所謂的“五大宗教”亦無法豁免。八二憲法在繼承的同時也發展了五四憲法,其中就包括以規范的“違法”取代政治的“反革命”作為判斷某一宗教合法性的標準。故在我國當下,任何宗教只要不違法就是“合法宗教”,與其他因素無關;只不過第一性的“內心信仰”不可能違法,第二性的基于“內心信仰”的“外在實踐”才存在違法與否的問題;任何我國境內真實存在的宗教,在原初的信仰層面,都應與五大宗教一樣,是憲法上的宗教,是“合法宗教”。然誠如前所述,是否違法并不是認定宗教合憲性的最佳標準,更好的做法,應當是建立一個如上文第二部分所論述那樣的判斷標準的體系。
 
五、結語
 
七八憲法因其保守性、過渡性,無法完成在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上撥亂反正的重任,于是才有了1982年的全面修憲。第36條的設計,是鑒于“文化大革命”對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全方位、不分種類和派別的踐踏,這種踐踏絕不僅禍及信仰五大宗教的公民。故修憲回歸五四憲法之規定,不止是保護某個宗教及其信徒,乃是無差別、平等地保護信仰任何宗教的公民。當下與修憲時相比,狀況已全然不同:彼時我國公民的宗教信仰百廢待興,如今百花齊放;當年的宗教構成相對簡單,主要是傳統的五大宗教,現在已有了很多其他宗教,既有從國外新傳入者,也有復興的本土民間信仰和原有外來宗教。與信仰市場的繁榮相比,宗教人權保障和法治建設已經滯后。我國境內真實存在的宗教,無論信徒多寡,教義為何,只要符合一定的實質與形式要件,都應在憲法層面得到原則性的認可與保護;五大宗教固然是大眾主流,然所謂“小眾”和“大眾”其實是辯證的,五大宗教也可能是“非主流”,例如在某些特定宗教之信徒的聚居區,信他教者,即便所信為五大宗教,亦是少數派,可能受歧視和排斥;更可假設,若某天“儒教”成為法定宗教,那五大宗教大概都成了“小眾”;遑論五大宗教內部其實也是有所差別的。如此,憲法平等地認可與保護所有宗教,也是保護主流的五大宗教,所謂“五大宗教”說并無規范與政策依據,至多是一個“慣例”或“共識”而已,且不符合我國憲法的精神與規定,實可休矣。
 
《朝陽法律評論》2016年
 
【注釋】 *黃鑫,中國人民大學憲政與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1]付子堂、張永和主編:《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12—2015)解讀》,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05頁。
  [2]馮玉軍:《我國的宗教信仰自由狀況》,載《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12年第4期。
  [3]2007年2月12日全國性宗教團體負責人“共迎新春佳節”中南海座談會上,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傅鐵山主教代表中國宗教界發出了“發揮優勢,共建中國和諧宗教;五教同光,創建和諧寺觀教堂”的倡議,正式提出“五教同光”的概念,得到了賈慶林等中央領導同志的充分肯定與宗教界人士的積極響應,被視作在全國較高層次第一次明確把中國宗教劃分為五大宗教的信號;之后,國內又開展了一系列的以“五教”為主題的活動;江澤民同志也曾經有過相關表述:“我們尊重歷史上形成的我國五大宗教的格局”(參見《江澤民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1頁);在我國一些官方背景的宗教類出版物中,如《中國宗教》《法音》《中國穆斯林》等,常見“五大宗教”的明確提法;一些省的地方立法中亦有類似“宗教就是五大宗教”的規定,如河南、四川、安徽、江蘇、陜西五省的宗教事務條例的第2條:“本條例所稱宗教,是指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實踐中,亦只有五大宗教有自己的依法登記設立的宗教團體,在政協中有一席之地(中國宗教界和平委員會,即“中宗和”)。
  [4]無神論本身是一種信仰形式,宗教也有一神論、多神論和無神論宗教之分,一神論宗教如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多神論宗教如道教、神道教、印度教,佛教有時被認為是無神論宗教。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曾在Torcaso v. Watkins —案中嘗試將無神論納入宗教自由條款保護范圍。
  [5]參見陳鵬:《論憲法上的宗教概念——從美國最高法院判例法的發展切入》,載《環球法律評論》2012年第1期。
  [6]關于“文化大革命”期間基于七五憲法宗教條款對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尤其是宗教活動自由的限制,參見趙樸初:《切實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載《在全國政協第六次專題討論憲法修改草案座談會上的發言》,1982年第5期。
  [7]參見趙樸初:《切實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載《在全國政協第六次專題討論憲法修改草案座談會上的發言》,1982年第5期。“一九七八年憲法……第四十六條關于宗教問題的規定,完全沿襲了一九七五年憲法的有關條文,這對肅清‘四人幫’在宗教問題的極左思潮的流毒、貫徹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很不利的。因此,這次憲法修改草案,根據新中國成立以來宗教工作的歷史經驗,吸取了各宗教愛國人士的合理建議……恢復了一九五四年憲法第八十八條,這體現了黨和政府尊重和保護宗教信仰自由,對宗教界人士的正確意見是重視的,對廣大信教群眾是關懷的。”
  [8]關于我國的政教關系,盡管憲法沒有明文規定,但政教分離的原則是沒有爭議的,在此試舉一些來自官方的例證:江澤民同志1999年明確指出要堅持政教分離的原則(參見江澤民:《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暨國務院第三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講話》,載《人民日報》1999年9月30日);2001年12月10日又再次強調我國實行政教分離(參見李松鋒:《試論我國憲法中的政教分離原則》,載《“行動中的中國宗教法治”——紀念〈宗教事務條例〉頒布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69頁)。1998年,前任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葉小文表示我國政府貫徹政教分離原則(參見葉小文:《我們為什么主張宗教信仰自由》,載《中國宗教》1999年第1期)。現任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王作安2009年撰文指出,我國的新型政教關系是以政教分離為基礎、政教和諧為價值取向(參見王作安:《關于當代中國政教關系》,載《學習時報》2009年11月23日);2010年和2013年又兩次公開強調我國是政教分離的國家(參見柴愛新:《協調“社會主義與宗教”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專訪國家宗教局局長王作安》,載《暸望東方周刊》2010年1月11日;王作安:《宗教問題怎么看怎么辦》,載《學習時報》2013年4月22日)。
  [9]之所以舉這個例子,一則是因為在美國司法史上也曾有過類似爭議,譬如lynch v. Donnelly案,可作參考;二則是有人對此表示質疑與不滿,譬如網友“信天優”的文章:“祭孔”是宗教行為嗎?原文鏈接http://blog.sina.com.en/s/blog_60681b7d0100du62.html, 2015年5月20日最后訪問。
  [10][英]麥克斯·繆勒:《宗教的起源與發展》,金澤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16頁。
  [11]參見[德]費爾巴哈:《基督教的本質》,榮震華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9—11頁。
  [12][美]肯特·格里納沃爾特:《宗教與美國憲法:自由活動與公正》,程邁譯,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127—132頁。
  [13]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90頁。
  [14]呂大吉:《宗教學通論新編》,轉引自葉小文:《宗教七日談》,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7年版,第5頁。
  [15]林來梵:《從憲法規范到規范憲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頁。
  [16]劉茂林:《中國憲法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88頁。
  [17]參見魏宏:《論我國的政教分離制度及其完善》,參見劉澎主編:《國家—宗教—法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頁。
  [18]參見李申:《宗教論》(第一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頁。
  [19]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8頁。
  [20]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載《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頁。
  [21]參見李申:《宗教論》(第一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頁。
  [22]參見許崇德:《憲法起草過程中的片段回憶》,載《中國人大》2008年9月25日。事實上,在一些信徒聚居區,不信教或信仰他教者,確實容易被孤立和排斥,無法融入當地社會;基層政府工作人員若不信教,會很難開展工作。
  [23]參見張友漁:《關于修改憲法的幾個問題》,載《法學研究》1982年第3期。在憲法修改委員會分組討論時,谷牧委員也表達了相同的觀點,參見許崇德:《憲法起草過程中的片段回憶》,載《中國人大》2008年9月25日。
  [24]參見許崇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史》(下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0,337頁。
  [25]參見許崇德:《憲法起草過程中的片段回憶》,載《中國人大》2008年9月25日。
  [26]蘇聯1977年憲法第52條規定,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包括進行無神論宣傳的權利,最終隨著蘇聯的解體成為歷史;朝鮮1972年憲法第54條規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和反宗教宣傳的自由,但在20世紀90年代的修憲中被刪去。
  [27]參見顧肅:《宗教與政治》,譯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頁。
  [28]參見呂大吉:《宗教學通論新編》,中國社會科學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
  [29]參見[美]小W.科爾·德拉姆、布雷特· G.沙夫斯:《法治與宗教:國內、國際和比較法的視角》,隋嘉濱等譯,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45—8頁。
  [30]參見[美]肯特·格里納沃爾特:《宗教與美國憲法:自由活動與公正》,程邁譯,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134頁。
  [31]此處所說的“神職人員”,排除了在宗教組織或活動中為信眾提供各種服務的一般人士,特指經過了一定專業訓練、具備一定業務基礎、得到了某種認證(不一定是所在國官方的認證)的職業宗教人員,是有一定門檻的。
  [32]之所以強調“行為”,是因為宗教中對特定個人的內心崇拜或仰慕是無法避免的,也是法律無須調整的。此要件指教義中沒有,或任何人都不得要求基于宗教的個人崇拜而進行奉獻(如金錢、肉體、勞務等)或犧牲。參考法國與歐洲人權法院對于“頭巾法案”的處理,可以認為,這種行為會破壞我國憲法所確認與倡導的平等價值;或者,由于這種行為在實踐中極易侵害公民權益,導致違法犯罪,故經過價值權衡,就如同各國法律大多允許限制甚至禁止師生之間的戀愛和性關系一樣,憲法在認可宗教時應對這一行為予以否定性評價。
  [33]基于憲法保護應盡可能寬廣的原則,這一要件只選擇了我國憲法認可與秉持的與宗教信仰有關的三個最重要價值。之所以沒有通常的“公序良俗”,一則是因為價值多元的時代,“公序良俗”的判斷大多抽象,缺少規范性;二則是因為一些宗教,尤其是外來宗教,本身可能與當地的風俗習慣不同甚至相悖,若強調不得違背“公序良俗”,不利于宗教寬容、教俗和諧。也沒有“法律法規”,因為宗教一般不會公然主張違法,即便有,譬如主張迫害異教、民族分裂、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等,則或有悖于前述三種價值,或違反了其他形式要件,均能排除;在此之外,某一宗教若仍與實定法沖突,譬如主張以聚眾淫亂的方式侍奉神,法律只需對其這部分違法的主張否定,該宗教的其他合法主張或實踐仍受保護,合憲性并不必然喪失。究其根本,除非是特別重大的利益,立法應盡量避免介入對宗教合憲性的判斷,否則不利于憲法對少數派的平等保護。
  [34]引自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劉澎研究員2014年5月26日晚19時到21時在北京大學凱原法學樓307會議室舉行的“宗教管理法制化的路徑和前景”講座上的發言。
  [35]參見王廣輝、劉祎:《“宗教”一詞在憲法中的意涵——中美憲法解釋技術之比較分析》,載韓大元、林來梵、鄭磊主編:《中國憲法學基本范疇與方法2004—2009》,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13頁。
  [36]參見魏宏:《關于宗教團體登記制度的法理分析》,載《中國民族報》2007年9月18日。
  [37]國家宗教事務管理局和民政部對申請登記的宗教團體須要求符合“有可考證的,符合我國現存宗教歷史沿革,不違背團體章程的經典、教義、教規”之要件,因此有學者認為,在我國符合前述要件的只有五大宗教。參見王廣輝、劉祎:《“宗教”一詞在憲法中的意涵——中美憲法解釋技術之比較分析》,載韓大元、林來梵、鄭磊主編:《中國憲法學基本范疇與方法2004—2009》,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14頁。
  [38]俄羅斯一直就東正教的法律地位問題和我國進行溝通和磋商,根據學者的研究,新中國成立后,為滿足廣大東正教徒的宗教需求,中國政府建立了東正教自治教會;到2006年,中國有東正教徒7000至15000人,東正教堂12座,主要分布于北京、上海、東北和西北地區。參見戴桂菊:《中國的俄羅斯東正教研究》,載《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006年第5期。2013年5月10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曾親自會見來訪的俄羅斯東正教大牧首基里爾,這對東正教在我國的正常化無疑是一個積極的信號。
  [39]參見習近平2014年9月5日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40]參見強世功:《中國憲法中的不成文憲法——理解中國憲法的新視角》,載《開放時代》2009年第12期。
  [41]毛譯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583頁。
  [42]《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2頁。
  [43]李維漢:《統一戰線問題與民族問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8頁。
  [44]肖賢法:《全面正確地貫徹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載《中國民族》1980年第12期。
  [45]例如1982年中共中央19號文件第二部分對我國當時宗教狀況的闡述、1985年習仲勛《一定要抓緊落實黨的宗教政策》的講話、1991年國務院《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第六部分“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
  [46]“中國是個多宗教的國家。中國宗教徒信奉的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中國公民可以自由地選擇、表達自己的信仰和表明宗教身份。”參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宗教信仰自由狀況》,1997年10月16日。
  [47]2004年起國家宗教事務局增設“業務四司”,承辦五大宗教外的其他宗教業務,此前我國官方只認可五大宗教,業務四司的設立是國家宗教事務局的業務首次拓展到五大宗教之外,參見《大陸民間宗教管理變局》,載香港《鳳凰周刊》2014年第7期。2011年的《宗教藍皮書:中國宗教報告》已經直面民間信仰和新興宗教的問題。
  [48]許崇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史》(下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9頁。
  [49]《彭真傳》編寫組:《彭真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1頁。
  [50]參見王漢斌:《王漢斌訪談錄——親歷新時期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58頁。
  [51]參見許崇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史》(下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37頁。
  [52]參見佚名:《憲法修改草案的幾個問題解答》,載《求實》1982年第6期。
  [53]劉少奇:《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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