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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鬧與鄉村廟會傳統的生命力 ——以冀中南地區為中心的考察
發布時間: 2019/9/5日    【字體:
作者:華智亞
關鍵詞:  廟會 熱鬧 靈驗 民間信仰 傳統 冀中南  
 
 
摘要:冀中南鄉村有舉辦廟會的傳統。新中國成立后,這一傳統一度中斷,但改革開放后得以復興并有繁榮之勢。廟會是鄉村生活中的熱鬧事件,廟會的主辦者也會盡力追求和營造熱鬧的效果,而熱鬧不僅是人們所歡迎的一種生活狀態,還可以看作神靈靈驗與否以及靈力大小的外在指標,因而舉辦廟會并營造熱鬧效果,不僅提供了一個讓鄉村居民體驗熱鬧的機會,還可以確認、彰顯甚至生產神靈的靈驗。舉辦廟會所帶來的神圣和世俗生活的雙重回報可以部分地解釋當地人對廟會的熱情以及廟會傳統的生命力。
 
一、導論
 
在河北農村,尤其是冀中南平原地區,民眾有著舉辦廟會的傳統。在當地,舉辦廟會被稱為“過廟會”,或簡稱為“過廟”、“過會”。這些廟會一般以村落為單位,以村廟為中心,祭祀村廟中供奉的社區神,它是遍布中國、形式各樣的廟會的一種類型。雖然中國的廟會具有多種功能,但一般研究者都承認廟會本質上是一種民間宗教信仰活動。例如,劉鐵梁認為“中國城鄉的廟會是漢民族民俗宗教的基本實踐模式之一”①,而歐大年(Daniel Overmyer)則主張“中國地方宗教的組織、結構和內在邏輯鮮明地體現在村落廟會上”②。這在河北地區同樣適用,趙世瑜指出“但無論如何,其廟會在該地之形成,首先是崇神祈靈而來”③。
 
河北鄉村廟會的歷史悠久,并已融入老百姓的生活之中而成為一種習俗慣制。趙世瑜根據對民國時期河北各地地方志的統計,發現該地區廟會數量巨大,難以勝數。例如,武安縣每年有102處廟會,張北縣有46處廟會,而吳橋縣每年各處廟會總共歷時130余日。④
 
新中國建立后,這一地區鄉村舉辦廟會的傳統一度中斷。改革開放后,在傳統復興的大背景下,這一地區的鄉村廟會又如雨后春筍般出現。當前,鄉村廟會在冀中南地區依然興盛。例如,據不完全統計,河北省南部的邢臺市(原為邢臺地區,轄2市15縣,共有191個鄉鎮)每年共有村落廟會1719個,平均每個鄉鎮9個⑤。而據筆者對趙縣的常信一村、常信二村和林子村的調查,2009年平均每個村的廟會組織要參加周邊47個村的廟會,差不多平均一個星期就要參加一個廟會。顯而易見,這一地區的廟會傳統有著旺盛的生命力。這自然提出一個問題,即這一地區鄉村廟會的傳統何以能夠保持生命力?換句話說,當地人為什么熱衷于舉辦廟會?
 
這似乎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對于華北廟會的調查和研究或多或少都觸及到這個話題。既有的回答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通過對廟會功能的分析來代替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一些研究者指出除了求神保佑之外,華北的廟會具有文化娛樂、商業貿易等功能,進而暗示這些功能可能是導致廟會繁榮的原因。例如,趙世瑜認為“華北地區廟會如此頻繁,當與其商品貿易功能有關”(1)。村落廟會,尤其是那些處于交通中心且規模較大的村落廟會,確實具有這些功能,但值得注意的是,廟會的功能并不一定等同于廟會主辦者的動機和目的。這種結構功能主義的視角有可能忽視村落廟會及其所體現的民間宗教信仰自身的邏輯。另外一種傾向則是把廟會看成一個權力角力的場域,不同的社會力量為了達到自己的目標而利用廟會這一活動。例如,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認為舉辦廟會是地方精英獲取權威的一個重要途徑(2)。趙旭東則主張華北鄉村廟會文化的復興與轉變體現了現代民族國家對鄉村社會的改造(3)。而通過對趙縣范莊龍牌會的分析,岳永逸認為廟會是鄉村社會各種力量角逐、表現自己的場所(4)。這種政治學的視角能夠揭示出廟會不同參與者的多樣性追求和基于廟會的復雜社會關系圖景,但一個缺憾是廟會及民間信仰僅被看成是一種工具而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顯然這兩種研究進路都有化約論(reductionism)的傾向,即較少考慮廟會和民間信仰自身的邏輯;同時,它們基本上讓廟會的主辦者處于失語狀態,因為我們從這些研究中很少能聽到廟會主辦者的聲音。本文試圖超越這種結構功能主義和“廟會政治學”的思路,以對冀中南鄉村廟會的田野考察為基礎,直接傾聽廟會主辦者的聲音,把村落廟會看做當地民間信仰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民眾生活和民間信仰自身的邏輯中尋找信仰者熱衷于舉辦廟會的原因,從而為探尋村落廟會傳統的生命力提供一個新的思考角度。
 
二、冀中南地區的鄉村廟會
 
本文所指的冀中南地區主要包括現在河北省的邢臺地區和石家莊地區,同時也包括鄰近的保定地區、衡水地區和邯鄲地區的一些縣。這一地區基本上位于華北平原,這里除了幾座中等城市和數十個縣城,星羅棋布著上千個村落。這些村落在自然環境、經濟生產、歷史文化、語言風俗方面極為相近,同樣,宗教生活方面也大同小異。
 
在這一地區,除了少數天主教村莊外,大多數村落中都活躍著一批虔誠信奉民間信仰的村民(5)。這些村民一般被稱為“行好的”,他們自己也認同這一稱呼,并以此與天主教徒以及少數信仰其他宗教的村民相區別。
 
“行好的”一方面要在家中供奉神靈,另一方面還要參加村落中“行好的”的集體活動,如廟會或進香。由于去遙遠的進香中心需要一定的時間和金錢,并不是每一個“行好的”都會參與,所以相對而言,村落廟會則是一個村落中所有的“行好的”都會參與的集體活動。
 
大多數村落廟會一年舉辦一次,每次持續三到五天。廟會上的活動可以分為請神、祭神和送神三個階段。因為這一地區很多村落沒有修復村廟或者修復的村廟很小,舉辦村落廟會時,往往要在村子中選擇一塊開闊地搭建一個臨時的棚子,當地人稱為“神棚”或“醮棚”。廟會開始時,要把神靈迎請到這個棚子中,這一過程一般被稱之為“請神”。神靈請到了神棚中之后,就進入祭祀神靈的階段。屆時,信仰的村民家庭都會派人去神棚中給神靈燒香、上供和祈求神靈賜福保佑。除了本村的村民之外,鄰近村落的村民或者單獨或者有組織地前來趕廟會,他們有的是來祭神求神的,有的是被主辦村的村民邀請來做客的,有的是來看熱鬧或者購物的,因為廟會期間除了祭祀神靈以外,還有廟戲、民間花會、馬戲、現代歌舞等娛樂項目,而且,廟會也能吸引很多流動商販,在廟會期間形成一個廟集。這樣的場景持續三到五天,就到了送神的階段,即把神靈送回他們所在的地方。送神意味著一次廟會的結束。
 
這樣的村落廟會都是由村落中“行好的”來組織的。圍繞著村落廟會的舉辦,一個村落中的“行好的”往往形成一個廟會組織,這種組織一般也稱為“會”(6),其領導一般稱為“會長”,主要成員一般稱為“會頭”或“會首”。在廟會之前的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就要開始籌備,會頭之間進行分工,分別負責搭建神棚、聯系戲班、邀請花會、備辦供品等,在籌備過程中村中所有“行好的”都會自愿地參與。在廟會舉辦期間,也是會頭和“行好的”負責請神、送神、維持秩序、準備食物、招待客人等所有的工作。而廟會的所有花費也都是由“行好的”負責籌集,除了平時積累的香火錢和村民們的捐贈外,剩下的錢則是由“行好的”,尤其是會頭們來分擔。
 
三、廟會與熱鬧
 
從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在冀中南地區,廟會都是由信奉民間信仰的村民——“行好的”——所組織和舉辦的。那么“行好的”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呢?他們為什么熱衷于舉辦廟會呢?在田野調查中,筆者發現一個頻頻被“行好的”所提及但是容易被忽視的目標,那就是對“熱鬧”的追求。例如:
 
趙縣范莊村龍牌會的會長S先生說:“那咱們過會為了什么?我是個會頭,做了18年會頭,作為一個會頭來說,起碼過幾年下來以后,人們心里還會感到,一個廟會很熱鬧,讓人們開心。我得搞這個。”(7)
 
趙縣林子村娘娘會的會長W女士說:“俺們辦廟會不求別的,就求讓鄉親們熱鬧一下。”(8)
 
趙縣溝岸村的一位會頭L先生說:“我們村的廟會,據說過去是辦廟會求神,希望別下冰雹。現在年輕人誰管呀,你下雹子你就下,是吧?在過去,農民種二畝地,要是被冰雹砸了以后,就顆粒無收。現在不是,現在人都拿這冰雹不當回事。不過是有這個事,記住這個日子了,到時候過個廟會,熱鬧一下。”(9)
 
可見,“熱鬧”是冀中南地區“行好的”過會時所看重的一個因素。作為用來形容人多嘈雜且氣氛歡快的社會情境的一個概念,中國人對“熱鬧”一詞如此熟悉和習以為常,以至于它成了一個常被忽略的或者不言自明、不需要解釋的概念。所以,“熱鬧”一詞雖頻頻被“行好的”提及,但很少被人注意。
 
臺灣學者潘英海指出,“熱鬧”是中國人生活中相當特殊的一種社會心理現象,常常表現為一定的社會事件,構成熱鬧的三個基本要素是“人群”、“活動”和“聲音”(10)。顯然,冀中南鄉村廟會都具備“熱鬧”的這三個基本要素。
 
首先,無論何種類型的廟會都會導致人群的聚集。雖然華北平原上的村落人口大多在2000至5000之間,但由于改革開放后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家庭成為日常生產生活的基本單位,同時,改革之前經常出現的政治運動很少出現,所以在大多數時間里,村落生活中不會出現大規模的人口聚集。而廟會則是會引起人群聚集的少數機會之一。一個村落的廟會一般除了吸引本村的大部分人口外,還會吸引鄰近村落的人口、一批流動的商販、以及外來的戲班、馬戲團、歌舞團等,所以過會總是會導致人群的聚集。
 
其次,廟會上活動種類繁多。舉辦廟會時,除了日常生活中的寒暄問候、燒香磕頭、商品買賣之外,還有大量日常生活中不易見到的活動,如:請神送神、繞境巡游、燃放鞭炮、敲鑼打鼓、誦經念佛、歌舞戲劇、馬戲雜耍等。所以,很明顯,廟會期間的活動數量和內容是平日所不能比擬的。
 
再次,這些活動產生了各種各樣的聲音,如鑼鼓聲、鞭炮聲、誦經聲、人們說話聲、交通工具的噪聲等,這些聲音交織在一起,就是構成“熱鬧”的那種嘈雜和喧鬧。
 
所以,冀中南地區的鄉村廟會具備“人群”、“活動”和“聲音”這三個構成“熱鬧”的基本要素,是鄉村生活中一種熱鬧的社會事件。
 
事實上,在冀中南地區,熱鬧不僅是各種廟會的屬性,也是廟會的主辦者,即“行好的”,在過會時努力追求的目標。為了追求熱鬧的效果,廟會的主辦者們也做出了各種努力。一般而言,在廟會時營造熱鬧效果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第一是利用娛樂活動吸引人群。在冀中南鄉村,廟會是為數不多的能夠有集體娛樂活動的機會,這些娛樂活動在過去主要局限于地方戲和民間花會表演。在這一地區,唱戲是村落廟會的一個突出標志,也是村落廟會不可或缺的內容,而去廟會上看戲也成了這一地區的習俗。很多時候,廟戲的數量和質量成了衡量廟會好壞的指標,甚至不同村落為了廟戲而相互競賽。據一位老人回憶,石家莊市郊的振頭村一次廟會時上演了九臺戲,因為熱鬧非凡而被附近各村人所稱頌,鄰近的簡良村為了蓋過振頭村,隨后特意在自己的廟會上準備了十臺大戲(11)。在趙縣范莊村,2003年廟會因為是否請戲班的問題而發生很大波折。由于該村廟會組織經費不足,2003年廟會時就不準備請戲班了,這一決定引起了軒然大波。后來在村里一個女會頭的力爭下,會頭們還是請了一個戲班。這一事件至今仍被廣泛談論,說明唱戲在村落廟會上的重要性。當被問及為什么一定要請戲班唱戲時,這位女會頭對我說:“不能不請,不管這個戲好與賴,咱們不能缺,缺了就不熱鬧了,也就不圓滿了。”(12)
 
除了地方戲之外,在當地稱為“玩意兒”的民間花會表演也是營造熱鬧氛圍的一種娛樂活動。在冀中南地區,各個村落往往都有一到兩個民間表演藝術隊伍,他們由村民自愿組成,傳承一些在當地喜聞樂見的民間表演藝術,如扇鼓、秧歌、舞獅、旱驢、武術等。在舉辦廟會時,這些花會會被主辦者邀請前去表演。例如,在2010年廟會前夕,寧晉縣中曹村的廟會組織就派人到周邊各村發放、張貼邀請信,信中說:“為把今年的廟會辦得更加熱鬧繁榮,營造濃厚的歡樂和諧氣氛,熱忱歡迎各村民間傳統演藝團隊光臨助興。”(13)顯而易見,邀請花會前去表演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增加廟會的熱鬧氣氛。
 
第二是邀請“香頭”提供現場服務。在冀中南地區,幾乎每個村落都有幾個“香頭”,他們被認為能夠與神靈溝通,并通過“看香”的方式為村民提供占卜、預測、治療等服務(14)。有些香頭是村落廟會組織的成員,有些則不是。在村落廟會期間,廟會的組織者總是會邀請本村或外村的“香頭”們去神棚中提供“看香”服務。所以一般的村落廟會中,總能看到幾個乃至十幾個香頭在神棚中為有需要者提供服務。
 
在這一地區,“香頭”們能力也有高低之別,這被當地人稱為“道行”深淺。“道行”深的香頭往往遠近聞名,求其幫助者甚至來自外村、外縣。因而這種名聲很大的香頭往往也是村落廟會的主辦者競相邀請的對象,因為他們的出現會吸引遠近村落中的有需求者前來趕會,這無疑可以增加廟會的人氣和熱鬧程度。例如,在趙縣范莊村的龍牌會期間,不僅有本村的數個香頭在神棚中提供服務,還有來自鄰近的常信一村、郝莊村的著名香頭。
 
第三是“行好的”組織之間的相互趕會。在冀中南地區,每當一個村落舉辦廟會時,鄰近村落的“行好的”就有組織地前去趕會。這種相互趕會的關系是有意建立的。一般一個村落的“行好的”會在舉辦廟會之前就把請帖送到鄰近村落“行好的”手中,請帖上一般寫明舉辦廟會的日期。屆時,收到請帖的“行好的”就會前往趕會。趕會的隊伍由數人至數十人不等,大多為女性“行好的”。這種趕會是相互的,一個村落的“行好的”組織去參加別的村落的廟會時,別的村落的“行好的”有義務在該村舉辦廟會時前來趕會。例如,2009年常信二村的“行好的”在舉辦自己的村落廟會時,有49個村落的“行好的”組織前來趕會,這就意味著常信二村的“行好的”有義務去參加這49個村落的廟會。所以,廟會的主辦者總是要設立專門的記賬處,記錄前來趕會的外村“行好的”捐贈的油錢數目以及對方過會的日期,以便到時候組織自己的成員前去趕會。而不前往趕會不僅是失禮的表現,也會導致對方在下一年不再前來參加自己的廟會,從而導致雙方關系的中斷。
 
冀中南地區這種“行好的”組織之間相互趕會的現象,已經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注意。有研究者認為,這種相互趕會可以增強村落之間的聯系(15)。考慮到這一地區村落內部宗教信仰的異質性(即村落內部除了“行好的”之外,還有天主教徒和其他宗教信仰者),而這種相互“趕會”主要限于不同村落中的“行好的”之間,所以其意義主要在于“行好的”相互捧場、增加對方廟會的熱鬧氛圍。因為這種相互的趕會無疑可以促使鄰近村落的“行好的”義務性地參與,這樣自然可以增加人群、活動和聲音,從而增加廟會熱鬧的效果。
 
四、人、神與廟會上的熱鬧
 
“熱鬧”是“行好的”舉行廟會時所希望達到并努力追求的一個重要目標,那為什么他們追求這一目標呢?這個問題相當復雜,因為人們有多重動機去組織和參與廟會。下面將從兩個方面進行一些分析。
 
一方面,“熱鬧”是受人們歡迎的一種社會生活狀態,所以冀中南地區的“行好的”在舉辦廟會時也會盡量營造熱鬧的效果。
 
中國人對熱鬧的喜愛已經是一個不言自明的事實(16)。而這種對熱鬧的偏愛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人的宗教信仰生活。例如,魏樂博(Robert Weller)認為,中國民間宗教是“熱鬧”的宗教:它們充滿了人,嘈雜喧鬧,具有不同的聲音和鮮艷的色彩(17)。同時,他發現追求熱鬧和追求保佑一樣是人們去寺廟的動機之一(18)。而通過對陜北社會的研究,周越(Adam Chau)則發現,在陜北,與普通話“熱鬧”一詞相對應的“紅火”在當地是一種積極的、為人們所向往和追求的社會性的模式。換句話說,紅火是一些社會事件如葬禮、婚禮、宴席或者廟會所期望達到的一種狀態,所以在陜北,對于組織者來說,廟會與婚禮等社會事件一樣,如果被認為不紅火,就意味著失敗,會給主辦者帶來恥辱和不光彩,所以廟會的主辦者盡可能地追求熱鬧的效果。而對于廟會的參與者來說,廟會提供了一個讓他們體驗紅火的機會(19)。
 
同樣,在冀中南地區,人們也是喜歡“熱鬧”的,而通過舉辦廟會,“行好的”不僅集體公開地祭祀所信奉的神靈,而且可以吸引人群,提供多種娛樂活動,從而使廟會成為鄉村生活中一種熱鬧的社會事件,為人們體驗熱鬧創造了機會。所以如同前面所引用的一些“行好的”的話所顯示的,舉辦廟會的一個目的就是給人們提供一個享受熱鬧的機會。事實上正是這樣,過會時的熱鬧場景是受人們所歡迎的。對此,定縣政府在上世紀60年代的一份報告里有著生動的描述:
 
農民對廟會有著濃厚的興趣和習慣,他們把它當做自己的節日。廟會期間,家家戶戶都要包餃子、包粽子、請親戚,穿上最好看的衣服、帶著一家大小到廟上去看熱鬧。一般的學校、生產隊要放一天或半天的假,沒有放假的農民也要自動請假,誰也攔不住。(20)
 
不僅“行好的”會參與廟會,甚至信奉天主教等其他宗教的村民也會出現在廟會的場合。一位“行好的”告訴筆者,這些人來廟會不是為了燒香、敬神,主要是為了看“熱鬧”(21)。
 
正因為如此,在冀中南地區,一方面,廟會是鄉村生活中為數不多的可以提供熱鬧的機會,另一方面,廟會上的“熱鬧”是受人們歡迎的,所以舉辦廟會的“行好的”都會努力追求廟會的熱鬧效果。
 
另一方面,正如所有的廟會最初都是為神靈而舉辦的一樣,廟會上的“熱鬧”也與神靈有關。
 
這涉及到中國民間信仰的一個核心問題。對于中國的民間宗教信仰者來說,不論他們信奉的神靈有何不同,無一例外地是他們都希望自己信仰的神靈是靈驗的,或者說,他們只崇拜那些靈驗的神靈(22)。但是不同的神靈的靈驗是不一樣的,有的神靈被認為很靈驗,有的神靈被認為不怎么靈驗。這種神靈靈驗的差異被有的研究者概括為“靈力”,即不同神靈的靈力有大小之別(23)。這一屬性再加上中國民間神靈的多樣性使得判斷某一具體神靈靈驗與否非常重要。一般來說,有兩種判斷神靈靈驗的方式。一種是直接的體驗,如某一信仰者直接體驗神跡,或者通過神跡故事了解到其他人所經歷的神跡;另一種是間接感知的,即通過一些外在的指標來判斷一個神靈是否靈驗,例如膜拜的人數、廟宇的人氣、香火的旺盛、捐獻的多少等。例如,韓森(Valerie Hansen)發現:一般人們認為,如果一個神靈不靈驗,沒有神跡,就不會有信奉者前來祭拜祠廟、參加廟會(24)。所以,一個神靈的廟宇或者為其舉辦的廟會人氣旺、捐獻多、香火盛意味著神靈很靈驗(25)。而幾乎所有這些因素都可以歸到“熱鬧”這個概念,所以最終“熱鬧”成了衡量神靈靈驗如否的一個重要的外在指標。例如一個“熱鬧”的廟宇意味著有很多信仰者前來燒香膜拜,說明該廟宇的神靈是靈驗的,否則不會吸引這么多信仰者。反之,一個不“熱鬧”的廟宇意味著門庭冷落,沒有多少信仰者,說明該廟宇的神靈不靈驗。
 
“熱鬧”成為神靈靈驗的一個重要指標,這樣,一方面,信仰者可以根據神靈的廟宇或廟會熱鬧與否去判斷神靈是否靈驗并進而選擇要敬拜的神靈,另一方面,這也使得通過對“熱鬧”的營造而彰顯、確認神靈的靈驗成為可能(26)。后面這一點正好反映了眾多研究者已經發現的“神人相依”的關系。例如,涂爾干(Emile Durkheim)認為“沒有神,人當然不能生存,但如果人不對神進行崇拜,神將會死亡。(27)”同樣,在中國民間信仰領域,人神也是相互依存的,“人需要神袛的庇護與顯靈,神則需要人的承認和報答”(28)。而通過舉辦廟會來營造熱鬧氛圍也成了人們承認和報答神靈的一種重要方式和途徑。
 
對于冀中南地區的“行好的”而言,他們同樣希望自己所信奉的神靈是靈驗的。所以他們也希望通過一些熱鬧的活動來表明他們的神靈是靈驗的,而廟會正好是這樣一個場合。如前所述,廟會是“行好的”信仰生活的集中展示,也是鄉村生活中一種熱鬧的社會事件。
 
在冀中南地區,廟會的主要活動是集體公開的上供、念經,而信仰者則可趁機前來膜拜、還愿。由于廟會大都周期性舉行,而且一年一次,所以廟會期間信仰者最為集中,因而廟會成為展示神靈靈驗與否的一個重要機會。一個廟會越熱鬧,說明參加的人越多,進而暗示該廟會所祭祀的神靈越靈驗。所以,在冀中南鄉村,廟會的熱鬧程度成了神靈靈驗最直接的指標。而通過舉辦廟會營造熱鬧成了“行好的”確認、展示,甚至生產神靈靈驗一個重要機制,所以“行好的”不僅熱衷于舉辦廟會,而且非常在意廟會的熱鬧與否。
 
這種通過過會來營造熱鬧氛圍進而確認和彰顯神靈靈驗的方式得到了一些村落廟會案例的支持。一些村落廟會的最初舉辦就是因為廟里供奉的神靈的靈驗。在《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中記載的定縣東旺村的廟會可以說明這個問題:“東旺村里有一個城隍廟,座北向南。據現在人傳說,這廟先頭很靈驗。鄉民有病或是不能解決的事情,到城隍廟里焚香禱告,病可痊愈,事可解決,所以有人主張發起廟會。”(29)
 
通過舉辦廟會,神靈的靈驗不僅可以得到確認,而且會進一步彰顯。在定縣調查中,研究人員詳細記載了一個村落廟會起源的故事。定縣藥劉莊本來沒有廟會,1927年冬,村長提議把村西的一棵大柳樹鋸下賣了,拿賣得的錢來興辦學校。因為有人反對,所以沒有實行。到了1928年正月,有人對村里人說他做了一個夢,夢見神仙說村西的大柳樹將要顯神,柳樹皮可以治一切病癥。后來村人多去燒香磕頭,請柳樹神治病。恰巧有的病人刮柳樹皮煮了喝了,果然痊愈。于是村人辦廟會,給柳樹神演戲。另外一種說法則是,村中一個人說他一天路過大柳樹時,忽然不能動彈,在那里站了一天。村里人把他弄回家問他怎么回事,他說他曾經說過不信神靈的話,今天走到大柳樹下,就不能動轉,一定是大柳樹顯神,所以怪罪下來。于是村里人辦廟會,給柳樹神演戲。還有一種說法則是,無極縣的一個病人經過大柳樹,看到這棵大柳樹高大威武,就跪下來給它叩頭,向它祈求,后來病體痊愈。這個病人把這件事告訴村里人,村里人決定辦廟會。雖然不能確定這三種說法中的哪一種是事實,結果是藥劉莊開始辦廟會了,日期定在三月初二到三月初五,全村先合攤150元作為辦廟會的費用,請來了戲班,搭起了神棚,供奉上神位,同時也吸引了很多做買賣的。廟會演戲前幾天,村中就通告全體村民,村民們于是接親戚朋友來看戲,預備好飯菜,大吃大喝。到了廟會那幾天,村民和學生都停止工作,為的是過廟會(30)。
 
正如歐大年(Daniel Overmyer)在引述這個案例時所指出的,定縣藥劉莊的故事是有關華北村落廟會起源的不可多得的材料(31)。從這段材料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廟會、熱鬧以及神靈靈驗的關系。雖然關于柳樹神的靈驗的顯現有不同的說法,但毫無疑問的是,舉辦廟會的原因是柳樹神顯靈了,所以可以推斷,確認和彰顯柳樹神的靈驗如果不是村民們舉辦廟會的全部目的的話,也是一個重要目的。而且,這一目的通過廟會的舉辦確實達到了,因為如同這一地區的其它廟會一樣,藥劉莊的廟會也是一個熱鬧的事件,吸引了遠近的村民。結果,到研究者調查的1929年,“每天到會的人數約4000上下,多是附近十幾個村莊來的。(32)”在廟會期間,“各村來求柳樹神的很多,男女老幼,擁擠不動。(33)”可以看出,通過廟會的舉辦,柳樹神的靈力得到了確認和彰顯,因為不僅藥劉莊本村的人,而且很多附近村莊的人都知道柳樹神的靈驗了。
 
甚至有時候,通過廟會的舉辦,一個先前并沒有多少靈力的神靈也變得廣為人知。例如,筆者所調查的河北欒城縣的東營村因為村子小所以一直沒有自己的廟會,但村中的“行好的”經常參加鄰近村莊的廟會。1995年,村領導主動找到村中的“行好的”,商量在本村舉辦廟會,領導的想法是通過舉辦廟會來吸引商販,從而解決本村因沒有集市而帶來的商品交換難題,因為廟會的舉辦總是會吸引一些商販前來的。這一想法正中“行好的”下懷,他們也早就想在本村舉辦廟會了。經過一番準備,在村領導的支持下,“行好的”向村民們募集了資金,并請來了戲班唱了三天戲,而且邀請了他們經常去趕會的鄰近村落的廟會組織前來參加。同時,“行好的”做了一個佛爺的塑像在廟會上公開地供奉起來,而這個佛爺以前是不存在的,因為此前,盡管各個“行好的”自家都供奉著自家的神靈,但并沒有全村公共的神靈。這樣第一次廟會就舉辦了。以后每年的農歷三月二十五,他們都舉辦廟會,結果幾年之后,原本并不為村民所知的佛爺開始有了“靈力”,吸引了村內村外的人前來祭拜,而且幾年后為其修建了一個小小的廟。這個有明確起源的廟會案例更清楚地顯示廟會與神靈靈力的關系,一個新的神靈經過村落廟會的舉辦,營造了熱鬧氣氛,聚攏了人氣,帶來了香火,而逐漸被認為具有了一定的靈力。
 
五、結語
 
在冀中南地區,舉辦廟會是當地的一項傳統。這一傳統在新中國建立后雖然一度中斷,但改革開放后得以復興,并有繁榮之勢。
 
雖然大多數研究者都承認廟會本質上是一種民間宗教信仰現象,但既有的研究大都強調廟會的社會、經濟和娛樂等方面的功能,或者強調廟會作為實現其它目的的工具,而較少審視廟會在民間信仰自身的邏輯和實踐中的意義;同時,既有的研究往往忽略了廟會的主辦者——在冀中南鄉村就是信奉民間信仰的村民——的聲音。通過對冀中南鄉村廟會的田野考察,并結合相關的文獻資料,本文從中國人特殊的心理現象——熱鬧——的角度探討了當地信奉民間信仰的村民為什么熱衷于舉辦廟會的問題。本文的發現是,廟會本身是鄉村生活中一種熱鬧的社會事件,同時,廟會的主辦者,也就是當地的民間宗教信仰者總是盡可能地追求廟會的熱鬧效果。這種對熱鬧的追求一方面是因為熱鬧是一種中國人所喜歡的生活狀態,而另一方面,從神人相依的角度來看,廟會上的熱鬧可以看作是判斷神靈是否靈驗或者靈力大小的一個外在指標,所以當地的民間宗教信仰者可以并希望通過舉辦廟會并營造廟會上的熱鬧氛圍來確認、彰顯、甚至是生產神靈的靈驗。也因為如此,廟會成為確認、彰顯乃至生產神靈靈驗的重要場合,而熱鬧則是隱藏在其背后的文化邏輯。
 
當然,當強調對熱鬧的追求和冀中南地區廟會的關系時,筆者無意于否認廟會的其它功能和它們對于信仰者的吸引力。相反,本文的分析可以看作是對既有研究的一個補充。同時,本研究試圖揭示,冀中南地區的鄉村廟會作為一種熱鬧的社會事件可以給當地人尤其是當地的民間宗教信仰者提供神圣和世俗生活的雙重回報,這一點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釋當地人對廟會的熱情以及廟會傳統的持久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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