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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和福利國家:此消彼長的競爭
發布時間: 2019/9/5日    【字體:
作者:陳志武
關鍵詞:  宗教 福利國家  
 
 
   政府福利可以被理解為是對金融市場和教會保障的替代,也就是說,既然逆向選擇等問題,使金融市場那么難發展,而宗教保障的范圍又有限,并且也有逆向選擇和搭便車問題,那好,就由政府利用行政權力,強制各個公民都參與社保等福利項目,由政府代替金融市場、代替教會給老百姓提供風險保障。
  
   既然政府福利聽起來這么好,那為什么并不是每個國家都搞完全的福利國家呢?有了政府福利之后,金融市場和教會是否會被擠掉呢?即使在今天的美國,老百姓的消費中,教會提供了40%左右的保險作用,如果政府福利增加,是不是宗教的保險價值就會大打折扣呢?今天我們就來談這個話題。
  
福利國家與教會保險的沖突
 
   針對這些問題,有兩組數據可以對比一下。一方面,雖然基督教以前在歐洲,后來才到美國,但是,在今天,歐洲的許多教堂被廢棄,或者轉變為商店,或者轉變為迪斯科舞廳,而在美國,教會的力量那么強大,到目前還沒有哪個候選人說他不信基督教但還選上總統的。紐約大學Stasavage教授和耶魯大學Scheve 教授在2006年發表的研究中,有一組大規模問卷調查數據,就是問不同國家的人“上帝在你的生活中多重要?”,并要求在1到10之間打分,1表示最不重要而10表示最重要:打分越高,說明宗教信仰越重要,信得越虔誠。結果,美國人宗教信仰最虔誠,平均分數為8.5,而傳統的西歐社會要低很多,比如德國、挪威、法國、英國、荷蘭,分數不到5,丹麥和瑞典最低,只有4分,說明歐洲人對待宗教遠不如美國人認真。
  
   另一方面,我們都只知道歐洲,尤其北歐多是福利國家,包括政府社保、醫療保障、失業保障等,應有盡有,但美國的政府福利沒那么多。在1990-1998年間,美國每年的福利開支平均是GDP的6%,而瑞典平均每年花GDP的23%在福利上,法國、荷蘭、比利時花大約20%,英國、德國、丹麥和挪威在15-16%之間。發達國家之間的政府福利差別真的很大!
  
   這些現象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這兩組數據之間有必然聯系嗎?在 Stasavage教授他們于2006年發表的研究(Religion and Preferences for Social Insurance)中,他們借助22個發達國家的數據做了詳盡分析,發現各國的福利開支跟宗教信仰虔誠度是顯著的負相關:信教虔誠度低的國家,福利開支占GDP之比就高;或者說,福利開支越高的國家里,人們信教的程度就越弱。
  
   他們的分析當然證實了信教和政府福利之間的替代關系,有了教會的支持就可以減少對政府的依賴,而如果政府福利支持很多,就不需要教會的幫助,信教虔誠度就降低了。這個很好理解,跟我們之前談過的一致。
  
   可是,讓孫挺納悶的是,美國和英國、荷蘭、德國雖然金融發達程度有差別,但是到今天,在這些發達國家,金融產品,尤其保險類產品都很豐富,這個國家的老百姓不是靠金融市場解決未來生活風險就可以了嗎,怎么還要么需要政府,要么需要教會的支持呢?
  
   挑戰在于,金融產品是很多,但是,在目前的金融發達程度下,你必須有足夠高的收入,否則,你就沒法用現有金融產品解決好各種未來生活與工作風險。正如我們之前說到的,在美國,高收入群體中信教的人數占比低,他們從宗教得到的保險效果也低,而政府福利對他們來說不足以感到痛癢,但是,越是收入低的群體,他們越需要教會帶來的保障。也就是說,政府福利和宗教保障所服務的群體主要集中在低收入人群,因此,政府與教會之間的競爭也主要集中在這個群體上。
  
   這也是為什么在美國,今天最反對大政府的不是市場派經濟學家,而是宗教領袖。或許是美國的教會領袖們看到,之所以西歐的教會影響力每況愈下,就是因為那里的福利國家體制把窮人的需要都解決了,教會的保險價值被取代了,就不再有那么多人想去教堂了,因此,為了保住教會在美國社會的影響力,宗教領袖們比任何其他群體都更反對“大政府”、反對政府福利,讓大量美國人繼續依賴教會。于是,盡管當初是基督教排斥“用錢賺錢”的金融市場,但如今,反而是教會人士呼吁讓市場而不是政府發揮更大的作用。
  
   2003年美國三位神學理論家(Fernandes, Purcell 和 Wiesinger)出版了一本關于上帝與政府之關系的著作《上帝、政府和通往暴政之路:關于政府與道德的基督教立場》,其中說到,“《圣經》反對大政府。人類政府的角色是有限的——它不是我們面對的所有問題的萬能解。當政府嘗試解決人類面對的每個問題時,政府就是在想法取代上帝。指望政府解決我們所有的問題(貧困、醫療、教育等等),那只能是偶像崇拜(拜錯了神),不會有好結果!” 從他們的論述中,你看到,基督教思想領袖們的確把教會跟政府看成是一種競爭關系,他們當然是希望在解救人類苦難、面對生存風險挑戰方面,教會和政府各有各的分工,井水不犯河水,而不是像西歐、北歐那樣搞全能福利國家,結果是連窮人也不去教會了。
  
政府福利在美國如何出現
 
   當然,紐約大學Stasavage教授他們基于22個發達國家的研究,畢竟還是停留在相關性分析的層面。可是,政府福利和信教虔誠度的負相關性反映的是因果關系嗎?到底是像印尼在亞洲經濟危機后的經歷一樣,政府福利多之后導致人們信教的激勵下降,還是信教虔誠度高的社會更會阻擋政府福利的推出呢?
  
   針對這個問題,Stasavage教授他們在第二項研究中進行了細致探討(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ligion and Social Insur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在這項研究里,他們考察美國48個州政府推出工傷保險福利的時間以及補償金額,在1910年之前,美國基本沒有政府福利,但是,從1910年開始,先是紐約州政府推出工傷保險,不僅負責受工傷工人的醫療費用,也補償他因傷損失的工資收入,這是美國最早的社保計劃之一;加州、新澤西、伊利諾伊、威斯康星、俄亥俄等州,在1911年推出工傷保險,而最晚推出工傷保險的是密西西比州,到1948年才立法推出,比較晚的州還有阿肯色,1939年才推出,以及佛羅里達州和南卡,1935年推出。
  
   有意思的是,各州推動工傷保險,不僅先后差距大,推出之后,提供的保障支出數目也是千差萬別。在1910-1930年間,紐約州提供的工傷保障費平均是該州人均收入的2.18倍,也就是說,受傷后的收入比正常工人要高一倍多!道德風險應該不低。在美國各州中,紐約州的工傷福利最高。而最低的是差不多最晚才推出工傷保險的阿肯色州,就是克林頓總統出生的那個州,工傷保障費是當地人均收入的0.13倍,密西西比州的保障費是人均收入的0.23倍,受傷后的收入損失極大。其他各州的福利水平都介于阿肯色和紐約州之間。
  
   當然,如果你關心美國政治,從推出工傷福利的時間和保障水平上,你基本能判斷各州的投票傾向:很早推出并且保障福利高的州,肯定是民主黨的基本盤,比如紐約州、加州,都偏向“大政府”;而很晚推出并且保障福利少的州,肯定是共和黨的,都主張“小政府”。工傷保險顯著提高工人應對工作風險的能力,避免工傷導致赤貧。在工傷保險立法之前,工人只有在法庭上證明上級失職才能獲得雇主的賠償,否則就只能自己承受后果。然而,庭審中上級往往把責任推到其他工人,或指責員工沒有遵守工作流程。有了工傷保險后,雇主和員工分攤保費,并事先支付;發生事故后,工人不必證明上級失職,而是直接得到規定數額的賠償。
  
   那么,為什么各州推出工傷保險的時間和保障額差別這么大呢?Stasavage教授他們的分析發現,最為關鍵的決定因素之一是每個州信教人口的占比:教徒占比越高的州,推出工傷保險的時間就越晚、工傷賠償金額越低。很顯然,宗教信仰強的州更會排擠政府福利,不希望大政府擠掉教會的保險作用,要保住教會的陣地。
  
   今天我們談到的第一個要點是,經過一個多世紀的城市化和工業革命帶來的人口大流動,到20世紀初的美國,絕大多數家族的成員都分散在不同地方,使家族有形無實。所以,家族內部的風險保障功能基本消失,美國人只能在金融市場、宗教和政府福利之間找答案。跟中國今天的情況類似。其次,雖然金融產品已經豐富、可以幫助解決多數風險挑戰,但前提是個人要有足夠高收入。對于低收入群體,還是只能依靠教會保險和政府福利。在中高收入群體不需要教會、也不需要政府福利的情況下,教會和政府的競爭就集中在低收入群體上。第三,不管是基于美國的微觀數據,還是基于22個發達國家的經歷,教會勢力強的社會傾向于阻擋福利國家的出現,至少會努力限制政府福利規模;而北歐、西歐的經歷說明,政府福利強了之后,會減少公民信教的激勵,導致教會勢衰。
  
   看到教會跟福利國家之間的競爭之后,你了解到,“小政府、大社會”市場經濟模式的強硬推動者不是學者,而是教會領袖們。從長遠看,誰會在這場競爭中勝出,是教會還是福利國家?儒家家庭或金融市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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