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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我國“信教公民近2億”
發布時間: 2019/8/29日    【字體:
作者:張雪松
關鍵詞:  信教公民 宗教  
 
 
2018年4月3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了《中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實踐》白皮書,其中提到:“中國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宗教,信教公民近2億,宗教教職人員38萬余人。佛教和道教信徒眾多,但普通信徒沒有嚴格的入教程序,人數難以精確統計。佛教教職人員約22.2萬人。道教教職人員4萬余人。10個多數人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總人口2000多萬人,伊斯蘭教教職人員5.7萬余人。天主教信徒約600萬人,宗教教職人員約0.8萬人。基督教信徒3800多萬人,宗教教職人員約5.7萬人。中國還存在多種民間信仰,與當地傳統文化和風俗習慣結合在一起,參與民間信仰活動的群眾較多。”應該說這是目前為止,對我國宗教信徒人數最權威的數據,也是十分實事求是、客觀中立的表述;不過這些數據在網絡上卻引起不少議論,比如像“燒傷超人阿寶”等網絡大V都表達了“異議”,甚至認為這說明我國宗教信徒人數的大發展,是無神論、唯物主義的“慘敗”和“投降”。應該說這些議論是十分片面的,筆者就此想談三點看法:
 
第一,我國信教群眾人數不存在短期內較大幅度增長的問題。以往我們說中國信教群眾1億人,采用的數據來自1956年5月30日,周恩來總理接見巴基斯坦宗教代表團、印尼伊斯蘭教代表團時提到:中國差不多有1億人口信教。原國家宗教事務局副局長陳宗榮在國務院新聞辦白皮書發布會上回答記者提問時也指出:“當時中國的總人口是6億多人,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到現在中國的總人口已經增長了一倍還多,到13億多人,所以人口有大量的增長。由于各種原因,經過這么多年的發展,再加上人口的增長,信教人數增長是很自然的事。”所以說目前我國信教群眾達到2億,也絕不是什么值得大驚小怪的事情。
 
第二,決不能將信教群眾視為“階級異己力量”,看作“反動”“落后”的代名詞。在“極左”年代,片面、僵化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宗教豐富的闡述,極端化為“鴉片論”和“消亡論”兩點,即認為宗教是“壞東西”、宗教遲早要被徹底消滅。甚至由此“引申”出應該人為加速宗教的消亡,降低一個地區的信教群眾人數、乃至于將一個地區的信教人數降低至零,就是一個地區工作做得好的表現。在“大躍進”瘋狂的年代,到處刮“共產風”,一些地區搞“無宗教縣運動”,推行“三獻一退”(獻經書、獻法器、獻教堂,退出宗教團體),極大地傷害了廣大信教群眾的感情,嚴重破壞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時至今日,某些符合政策、應該批準開放的宗教活動場所,由于各種原因長期不能開放,部分原因也是個別領導干部仍然報有對宗教的傳統偏見,認為以往沒有這個宗教活動場所,從“我”任內開始有了,就是“我”的工作沒有做好。這些想法,都是對黨的宗教政策沒有“全面”認識,對于宗教極端狂熱應該加以制止,對于合理合法的宗教活動應該予以保護。
 
馬克思本人早就指出,取消“國教”,在國家層面上不支持任何一種宗教或教派,即實現了國家層面上的無神論,即便這個國家內的大多數公民還信仰這樣或那樣的某種宗教或教派,并不影響國家層面的無神論,這個國家仍然是自由的國家,因此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時明確指出:“由此可見,甚至在絕大多數人還信奉宗教的情況下,國家是可以從宗教中解放出來的。”對待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無神論”深刻而豐富的論述,同樣也是我們需要認真學習領會,不能簡單片面化理解的。
 
第三,如何理解宗教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作用。廣大信教群眾也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者,改革開放以來,扭轉了以往對宗教社會功能純粹負面的看法,開始認識到宗教具有雙重作用。既然宗教具有正反兩方面的雙重作用,那么我們就應該因勢利導,積極引導宗教界發揮正面作用,而引導的目標就是“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應該說,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對我國各種宗教現象、遇到的各種問題,已經能夠發揮較好地解釋乃至預見作用;但是由于以往傳統觀念的束縛,對于宗教問題總是感覺“敏感”,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宣傳力度還有所不足,以致于以往對宗教僵化片面的理解仍然影響著不少人的頭腦。這次白皮書的發布,恰逢其時,既是一個很好地對外宣傳,也十分有利于國內廣大黨員干部、人民群眾對我國的宗教情況和宗教政策有一個較為全面的認識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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