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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民族國家構建中應對復雜多樣性的政治策略及其效果
發布時間: 2019/8/29日    【字體:
作者:周少青
內容提示:文章在分析印度復雜多樣性的基礎上,較為詳細探討了印度政府應對這一復雜多樣性的政治策略,即廢除種姓制度,實行國民一律平等的憲政民主制度;堅持印式“多元一體”,但不承認任何“族性”分類;創制“非對稱性聯邦制”,通過接納地區多樣性而強化中央權力。對語言多樣性問題,印度政府在國語或單一官方語言政策失敗、不得不接受語言多樣性的政治化和國家化的情況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抑制語言劃邦或“語言民族主義”產生的消極后果。總體而言,在應對復雜多樣性問題上,印度政府的做法基本上是成功的。它有效地維護了印度政治上的一體化和國家的統一性。
關鍵詞:  印度 民族國家構建 多樣性 政治策略  
 
 
印度是一個有著“驚人多樣性”[1](P.61)的后起的發展中國家,它的多樣性是“是擺在表面上的,誰都看得見。這和身體的外貌以及某些精神上的習性和特征都有關。”[1](P.62)印度的多樣性不僅表現在種姓、宗教、文化、地區、語言、人種等各個方面,也表現在地理分布及生態環境上。①事實上,多樣性已然成為印度的一種標識,它滲透在印度國家和社會的方方面面,表現在政治制度、經濟發展、文化傳統、社會生活以及人的精神面貌等各個維度。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指出,“印度是一個極端多樣化的國家,擁有眾多不同的追求,大相徑庭的信仰,判然有異的風俗和異彩紛呈的觀點。”[2](P.1)歷史上,印度的這種復雜多樣性甚至也被英殖民者視為“優點”,因為這一特性可以被用來進行“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3]現實中,印度的復雜多樣性為其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厚重的文化和觀念基礎,也為其躋身世界大國,參與全球競爭,提升國際形象提供了用之不竭的寶庫,但同時也對印度民族國家構建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如何在這樣一個充滿多樣性和差異性的國度建構一個統一的、富有凝聚力的民族國家是擺在歷屆聯邦政府面前的重大任務。
 
1947年獨立后,印度領導人開始在國家制度建構層面,系統審視印度的復雜多樣性,在將語言多樣性政治化和制度化的同時,果斷廢除種姓多樣性(制度),并將宗教、文化和地區維度的多樣性徹底“去族性化”。②創制“非對稱性聯邦制”,通過接納地區多樣性而強化中央權力。與此同時,為遏制語言多樣性政治化、制度化帶來的離心傾向,印度政府還啟動邦內第二語言政策(策略)、潘查亞特制度等制衡性機制,防范語言邦一語獨大。同時,考慮按經濟、社會發展程度以及生態類型劃邦,將提高治理的有效性與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或者說國家安全結合在一起。
 
總的看來,在應對復雜多樣性問題上,印度政府的做法基本上是成功的,它有效地維護了國家的統一與穩定,使這個極其多元的廣袤國家,在經濟、社會發展,政治和文化影響力等各個方面持續上升。印度“統一性”構建的案例也表明,在民族國家構建問題上,沒有統一的模式可循。印度民族國家構建具有非典型性。  
 
 一、印度復雜多樣性的形成及其對多民族國家統一性的挑戰
 
 (一)復雜多樣性的形成
 
印度是一個有著數千年文明歷史的古老國度,③其復雜多樣性深刻地孕育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④歷史上,印度作為一個相對統一的政治單位存續時間非常短暫。⑤相反,分裂、分離和“外族”入侵占據了印度歷史的絕大部分。⑥這一獨特的歷史經歷和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印度文化復雜多樣性的格局。由于種種原因,印度沒有形成類似古代中國那種以中原文化為核心的主體文化,其“原初的和次第侵入次大陸的各種文明都未能將侵入的異族文明有效整合、融合或同化”,[4]如此,印度文化的發展和變遷一方面表現為不斷的文化更替或更迭,另一方面則呈現出一種罕見的兼收并蓄的“文化堆”現象。
 
印度最早的原住民是尼格利陀人和原始澳大利亞人,⑦數千年來,他們先后遭受達羅毗荼人、雅利安人、波斯人、希臘人、突厥人(包括突厥化的蒙古人)以及西方國家如葡萄牙人和英國人的入侵,這不僅持續改變并豐富著印度的人種多樣性,而且使得印度呈現出一種高度多元文化的境況。事實上,印度社會和國家就是多種文化主體博弈交融的結果:雅利安文化與達羅毗荼文化的沖突磨合,印度教及佛教與伊斯蘭教文化的捍格濡染⑧,印度文化格局與現代西方文化的摩擦交融,⑨以及近期全球化與印度本土化的交流融會,⑩等等,不僅鍛造或型塑著現代印度國家的特性,而且造就了印度社會“無比多樣性和復雜性”。11
 
(二)復雜多樣性之多維
 
當今印度有各類博物館或大熔爐等夸張稱號,如“人種的”、12“民族的”、[5](P.1)“宗教的”、[6](P.35)“語言的”、[5](P.1)“文化的”[7]等。除此之外,印度還存在著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種姓多樣性”,這種多樣性不同于傳統的族裔、宗教、語言和文化多樣性,它對相關人群的區隔效應是全面的、系統的和根深蒂固的。
 
1、種姓多樣性
 
種姓制度曾是印度最基本的社會制度,現在仍是最重要的社會結構。種姓制度將印度教徒區分為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四個等級,外加一個等外層級“賤民(也稱“不可接觸者)”。種姓制度既是一種森嚴的等級制度,又是主體多樣性的一種社會結構。
 
盡管有著3000多年的歷史和實踐,但是如何定義種姓制度仍舊是一個富有挑戰性的話題。印度著名學者古里耶(Ghurye)指出,針對種姓這一復雜的現象,任何嘗試進行定義的做法都會遭到失敗。[8](P.19)他認為,種姓制度至少有以下六個特點,第一,社會被分割為若干部分;第二,嚴格的等級制度;第三,飲食和社會交往方面存在種種限制;第四,不同種姓集團的成員在宗教和世俗方面享有不同的特權,遵守不同的禁忌;第五,缺乏選擇職業的自由;第六,婚姻方面也存在諸多限制。[8](PP.1-30)巴納巴斯(Barnabas)在此基礎上,補充了兩點,一是認為種姓制度具有排他性,二是認為“每個種姓都有迫使成員服從各種規定的權威機構”。[9]
 
塞勒斯丁·布格列(Célestine Bouglé)指出,種姓制度具有三大特征:一是職業世襲制度(Hereditary specialization);二是階序(等級)(hierarchy);三是排斥性。他認為這三個特征相結合構成了種姓的基本屬性。布格列認為種姓制度盡管不是印度社會特有的現象,[10](P.66)但完整意義上的“種姓精神”僅存在于印度社會的土壤中。[10] (P.67)
 
以種姓為基礎的印度社會既是“自我維系的(self contained)”,又是“絕對區隔的(segregated)”,同時又以特定的等級和禮儀將他們相互聯系。[11](P.48)各個種姓之間除了“斥力”以外,還存在著“凝聚力”,其中,印度教和一種叫做“賈吉曼尼”的制度起到很大作用。13
 
縱向來看,種姓制度及其塑造的社會結構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其延續的時間幾乎與印度文明等長。3000多年以來,印度歷史上不乏試圖消滅或改革種姓制度的政治家或思想家,14但他們的努力都沒有獲得成功。橫向來看,種姓制度決定和影響著印度教徒和印度社會的方方面面,從政治經濟制度,到宗教哲學、文學藝術,一直到婚喪嫁娶、衣食住行無不受到種姓制度的深刻影響。可以說,不了解種姓制度,就無法了解印度的歷史,也無法理解印度的現實。實際上,“沒有種姓就沒有印度教”,[10][P.64]沒有印度教也就沒有印度。因此,要了解印度社會的實質,就必須要深入研究種姓的方方面面。[12][P.38]
 
2、語言多樣性
 
語言多樣性是印度社會的基本特征。印度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有著豐富語言傳統的國家,其語言多樣的原發性是如此之強,以至于語言多樣性被稱“自然現象”。[12]印度著名語言學家潘迪特(Pandit)認為印度是一個“社會語言學的巨人(sociolinguistic giant)”。[13](P.38)據內政部2001年公布數據表明,在印度,超過100萬人(作為母語)使用的語言有30多種,超過10000人(作為母語)使用的語言高達122多種,[14]其他類語言和方言更是高達1500多種。按照美國(CIA)2011年的大語種統計口徑,印地語為43.6%,孟加拉語8%,馬拉地語6.9%,泰盧固語6.7%,泰米爾語5.7%,古吉拉特語4.6%,烏爾都語4.2%,卡納達語3.6%,奧迪亞3.1%,馬拉雅拉姆語2.9%,旁遮普語2.7%,阿薩姆語1.3%,邁蒂利語(Maithili )1.1 %,其他5.6%。[15]語言是印度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深刻的“族性要素”,它對于印度政治和社會的影響是長期的、結構性的。
 
3、宗教多樣性
 
同樣,印度是一個宗教多元的國度,南亞次大陸是世界四大宗教即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和錫克教的發源地。瑣羅亞斯德教和猶太教在印度也有著悠久的歷史,印度是世界上瑣羅亞斯德教信徒和巴哈伊教徒最多的國家。[16](P.94)同時,印度也有著相當數量的伊斯蘭教徒。按照美國中央情報局2011年的統計,印度教徒占總人口的79.8%、伊斯蘭教徒占14.2% 、錫克教徒占1.7%、基督教徒占2.3%,耆那教和其他十多個宗教及宗教信仰不明的共占2%。[17]
 
宗教多樣性不僅體現在多種宗教的共存上,也體現在印度教自身。朱利斯·利普內爾(Julius Lipner)指出,“印度教是一棵獨木成林的榕樹”,[6](P.56) “印度教的‘榕樹模式’是一種充滿內在聯系的多中心現象。”[6](P.56)從印度教自身來看,其內部紛繁復雜,道統眾多(有希瓦、沙克蒂、外士那瓦等)、派系(濕婆、毗濕奴、性力等)林立,神靈體系更是復雜非凡,除了眾所周知的一些主神如梵天、毗濕奴、濕婆以外,還有數不清的各種神靈,15此外,印度教徒也崇拜各種自然神甚至萬物飛鳥走獸,等等。正如查爾斯·艾利歐特(Charles Eliot)所言,“印度教是過分茂盛甚至有些混雜的叢林”。[18](PP.86-87)有學者甚至稱“印度教是一種結構松散的信仰聯盟”。[6](P.77)印度教的多樣性顯然受到諸如地區、種姓、語言和各種習俗的影響。
 
4、人種及族裔多樣性
 
人種方面,從膚色來看,印度人涵括了當今世界人口的主要膚色,膚色由淺到深,白、黃、棕、黑膚色的人都可以在印度找得到。印度著名人類學家B.S.古哈(Biraja Sankar Guha)認為,印度主要的族源群體有尼格羅人、原始澳大利亞人、蒙古人、地中海人、雅利安人、阿爾卑斯迪納拉人等。16
 
關于現代印度族裔多樣性,學界普遍存有三種觀點:一是,印度官方的觀點,認為印度國民在長期的歷史洗禮之下已經融為一個統一的民族,他們之間并沒有明顯的民族界限和差異。二是,多數外國學者和部分印度學者則堅持認為,印度存在眾多的族裔多樣性,并承認民族差異和矛盾。持有第三種觀點的學者認為,印度雖然存在民族差異,但是不承認民族沖突和矛盾。[19](PP.185-186)事實上,印度的族裔多樣性也是“擺在表面上,誰都可以看得見”。歷史上,隨著人群遷徙和融合,印度形成了數以千計的少數族群。林良光先生將印度人劃分為印度斯坦族、泰盧固族、孟加拉族、古吉拉特族、馬拉亞拉姆族、卡納塔克族、阿薩姆族和錫克族等11個主要民族和數以千計的其他少數族群。[19](PP.186-194)
 
除了上述種姓、語言、宗教和人種及族裔的多樣性以外,印度在生態環境及經濟社會發展程度等方面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性(多樣性)。
 
(三)對多民族國家統一性的挑戰
 
印度的這種復雜多樣性在為印度經濟社會發展和文化、精神生活提供豐富養料的同時,對印度民族國家構建構成嚴峻的挑戰。民族國家構建涉及領土、人口、邊界的確定與鞏固、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體制、制度和機制的建立17以及民族意識的鍛造、國家認同建設等多個方面,顯然,這些方面的促成,離不開對多樣性的改造和整合。
 
美國民主政治學家利普哈特提出:“政治學上有一個相當確定的命題,此即,欲在一個多元社會里建立并維持穩定的民主政府形態,是相當困難的一件事……多元社會深刻的社會分歧與政治歧義,則是導致民主政體不穩定與瓦解的罪魁禍首。”[20](P.1)盡管,長期以來許多印度學者和政治家都認為,“凡是不帶偏見的觀察家,站在公正的立場上,以敏銳的洞察力考究印度的時候,就會發現印度具有兩個相互對立的特點:它的多樣性和統一性”,[21](P.3)但是,顯然,與強大的復雜多樣性相比,印度國家的統一性無時不刻不處于威脅中。可以說,在應對多樣性問題上,印度國家政治精英面臨的挑戰是世界上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
 
二、應對“復雜多樣性”:印度中央政府的策略選擇
 
印度獨立后,隨著民族獨立運動與英殖民者矛盾的逐漸褪卻,其內部復雜多樣性所孕育的各類矛盾開始浮出水面,宗教的、語言的、種姓的、族裔的和地區的沖突層出不窮。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性和聯邦的合法性,新生的印度民族國家開始系統審視和應對國家豐厚而沉重的多元文化遺產。通過不同的策略選擇,最大程度地化解了民族國家構建中的各種離心因素。
 
(一)廢除種姓制度(多樣性),實行國民一律平等的憲政民主制度
 
種姓制度根植于印度深厚的歷史土壤當中。從多樣性的維度來看,種姓制度有著“多元文化主義”的外觀,它至少聚合了膚色、種族、政治地位、社會分工、教育、價值觀、著裝規范等十分多元的要素。3000多年來,種姓制度對于維護印度社會結構的基本穩定,發揮了巨大作用。事實上,印度之所以雖歷經內亂和外侵而不崩潰,或者說印度之所以“崩而不潰”,與種姓制度的綿延功效有著密切的聯系。
 
然而,從本質上來說,種姓制度(多樣性)歸根到底是一種高烈度的等級制度,它嚴重妨礙印度的民族國家構建進程(agenda)——以平等的公民身份(權利)整合差異性群體這一事關全局的政治整合方略,因此在印度獨立的第二年即1948年,印度議會就將種姓集團宣布為非法;在1950年生效的印度憲法中,系統地對種姓制度做出富有針對性的禁止性規定,并制定了相應的處罰措施。此后在憲法修正案及其他相關法律中,完善了廢除種姓制度的相關規定。印度憲法第15、16條規定,任何人不得因宗教、種族、種姓、性別、出生地、血統和住所等受到歧視;第17條明確禁止“不可接觸制度”,將“為保持純潔性而拒絕與某些人接觸”規定為犯罪。
 
(二)堅持印式“多元一體”,但不承認任何“族性”分類
 
在國家根本制度設計理念上,堅持“一個民族(nation)、一個國家”原則甚至“印度熔爐(Indian melting pot)”理念,不給任何“族性”分類留下政策和法律空間。首先,在聯邦制度設計方面,汲取印巴分裂慘痛教訓,不承認全體國民nation之外的任何類型的民族集體nationality身份;其次,盡管實際上存在為數不少的族裔群體,但是在政治參與或其他政治單元的設計上,極力避免ethnic groups的識別或劃分方式;再次,從上述理念出發,印度的憲法、法律和政策文本中,不存在“民族”、“族群”、“族裔”等基于血緣和文化的區分范式。在其有關保障弱勢群體的平等權包括“平權行動”的法律文件如憲法中,用“表列種姓”、“表列部落”、“落后階層”、“少數群體”、等概念或術語代替“少數民族”、“少數族群”。18
 
顯然,印度的民族國家構建范式,受到西方國家“一族一國”理念的深刻影響,為了防范亞國家民族或族群概念進入政治構建過程,印度國家精英在其制度和理念設計中巧妙地回避了“民族”、“族群”等任何可能引起分離或離心的政治想象,將“民族”概念專屬性歸于印度民族國家(India Nation)。
 
(三)語言的博弈:單一化與多樣性
 
1、國語或單一官方語言政策的努力
 
語言的均質化對民族國家構建的意義如何強調都不過分。“語言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符號,它所承載的文化符號和社會思想也體現了一個民族國家的身份與特征”,[22]語言對于民族意識的形成、國家認同的構建起著靈魂般的塑形作用。缺少了共同語言這個紐帶,民族國家的建構就會成為無根之木、無源之水。這在極端多元的印度尤為如此。印度的國家精英深諳這一點。早在民族獨立運動時期,印地語就成為動員廣大民眾的強有力的工具。隨著獨立運動的高漲和民族國家構建大任的即將到來,以甘地為代表的政治家不失時機地提出,將母語人口最多的印地語作為未來印度民族國家的“國語”,這一提議當時也得到了許多非印地語精英的擁護或贊同。
 
獨立后,印地語的國語方案遭到國內非印地語地區尤其是南方部族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印地語的國語化將嚴重損害他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益,一些邦甚至因此而發起了規模宏大的反印地語運動。為了維系聯邦的統一和完整,印度議會隨后推出的憲法中,沒有使用“國語”的提法,而是將印地語規定為“官方語言”,并把英語列為時效為15年的官方語言。同時憲法《第八附表》還列出了15種國家承認的邦級官方語言。”[23]
 
進入20世紀60年代以后,隨著英語15年官方語言地位時效的到來,印地語有望取得全印唯一官方語言的地位,然而,由于當時“語言建邦”在實踐中已四面開花,形成了強大的政治勢能,加上英語人群的抵制和斡旋,1963年推出的《官方語言法》并沒有按照1950年憲法預期的那樣,把印地語規定為全印唯一官方語言,相反它實際上將印地語、英語和邦語言一并規定為合法的聯邦語言,從而奠定了影響深遠的三語格局。
 
2、語言多樣性的政治化和國家化
 
必須指出,承認語言的多樣性并繼而將其政治化和國家化并不是印度國家精英的初衷。它是印度民族國家構建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策略,也是維護聯邦統一與完整的重要政治舉措。多樣性的語言是印度的重要歷史文化遺產,也是印度各邦的重要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利益之所在。同時,與種姓多樣性和宗教多樣性相比,語言多樣性具有平等的屬性,它更多地聚焦世俗化的利益,并為這種利益的合理分配提供一個合理的政治框架。語言多樣性政治化和國家化的一個重要體現是所謂“語言劃邦”。
 
從歷史上看,印度自古就是一個具有復雜語言多樣性的國家。早在1898年,愛爾蘭學者喬治·格爾森(George A. Grierson)就對英殖民時期的印度語言狀況進行了調研,撰寫了11卷本的調查報告,詳盡展現了英屬印度時期的語言多樣性。印度的語言“復雜多樣性”在全世界范圍內都是獨一無二的。司福曼(Schiffman)認為,語言多樣性貫穿于印度漫長的歷史歲月里并根植于其深厚復雜的文化土壤中,是印度文化多樣性的重要組成部分。[24]馬里卡爾郡(Mallikarjun)認為,印度語言多樣性是一種重要的文化遺產,是印度社會文化發展的資源寶庫。[25]
 
同時,語言多樣性也是印度地方(各邦)利益的關鍵之所在,卡巴昶達尼(Khubchandani)根據語言和特定群體的關系,把印度劃分為北部及中部語言區、南部語言區、西部語言區和東部語言區,19指出,就區域性而言,在印度沒有一個邦和直轄區是使用單一語言的。印度36個行政區劃中,有28個地區都是使用兩種甚至多種官方語言。[26]南方部族之所以不同意把印地語作為唯一官方語言,是因為他們幾乎不使用印地語及其近親烏爾都語(如泰米爾納德的使用人口比率僅為0.0002%),而在印度北方,使用印地語的人則高達96.7%。在南方人看來,“印地語獨尊”(Indian only)政策會嚴重侵犯他們的語言權利。他們認為,其他印度語言,像泰米爾語和孟加拉語等享有與印地語一樣成為國家官方語言的權利。如果由政府強制推行某種語言作為官方語言,會使其他語言群體在職業、政治和社會等方面處于不利地位。[27]
 
與種姓多樣性(制度)相比,語言多樣性具有平等的屬性,在印度諸多的社會文化中,語言多樣性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語言代表的更多的是地區的差異,而不是身份的等級。語言體現在憲法、聯邦制、教育、媒體及日常生產生活中,而不是特定身份人群中間。與此同時,語言多樣性比宗教多樣性更缺少“神圣的”性質,更聚焦民眾的世俗生活。在印度,承認語言多樣性,更多的不是在承認一種身份,而是一種平等的生活方式。印度有47種語言作為教學語言、71種語言用于廣播電視,15種語言被印在印度的紙幣上,22種語言成為了各邦的官方語言(加上英語是23種)。[28]語言是一種極其重要的生活需求。
 
承認語言多樣性在印度民族國家構建中的一個最重要的體現便是語言劃邦。早在1956年印度國會就通過了邦改組法,國家按語言分布特點重新劃分行政區域。[29]從那時起直至今日,新的“語言劃邦”訴求一直沒有停止過。一些地方勢力把語言視為爭奪權力、資源和利益的重要抓手。語言多樣性政治化的消極后果不斷顯現。
 
總之,語言多樣性是印度重要的傳統和文化遺產,也是攸關各個地區和群體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地位的一項重大利益(權益)。同時,語言多樣性也攜帶著更多的平等主義基因和世俗主義情懷。在印度民族獨立運動和國家構建歷程中,“語言先后充當了爭取民族獨立、謀求地方自治的籌碼,甚至成為印度共和國處理中央與地方關系的重要依據”。[30]
 
承認語言多樣性并將其政治化和國家化是印度民族國家構建方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在政治及國家層面接納語言多樣性,印度聯邦在照顧不同地區(邦)發展水平和歷史文化差異性的基礎上,實現了國家的政治一體化和統一。
 
3、多種制度和機制抑制語言劃邦的消極后果
 
語言劃邦是印度歷史發展和政治過程的邏輯結果,也是印度國家精英迫不得已的一個政治選擇。語言建邦政策確立后,印度國家精英從制度和機制設計等各個層面,沖減語言建邦對國家整合造成的消極影響。這些制度和機制包括:
 
第一,在三語政策框架內,突出印地語的主導地位。除在聯邦層面規定印地語的官方語言地位外,在印地語地區和非印地語地區都規定了必須教授印地語的法定義務。20
 
第二,加強少數群體權益保護,以少數制約少數。在尊重各邦的法定自治權的同時,中央政府進而與邦政府乃至基層政權協調制定政策保障少數群體權益。印度各級政府在多個層面設立了維護少數群體的經濟、社會、語言、宗教和文化等權利的專門管理機構,這些專門機構在保障特定少數群體權利的同時,對邦權力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約。
 
第三,實施邦內“第二語言”政策,防范一種語言在邦內獨大,同時緩解邦內第二語言群體提出語言劃邦的要求。具體路徑是,在那些存在著一定比例(30%)第二語言群體的邦,推行一定形式的自治政策(如享有以該群體的語言提供教育的權利),滿足他們自我管理的需求。
 
第四,推行基層自治的“潘查亞特”制度,在村、鄉、縣三級建立群眾自治機構,這些基層自治組織在分解和弱化邦權力的同時,客觀上維護了聯邦的權威。
 
第五,考慮新的劃邦標準,如按照經濟、社會發展程度以及生態類型劃邦,21從而避免單一語言劃邦帶來的種種弊端。
 
第六,也是最重要的,不斷創新,用聯邦制、民主、分權等原則創造的彈性空間化解“語言民族主義”的剛性所可能導致的離心及分離主義傾向。
 
上述種種舉措的實施或交錯運用,將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語言劃邦政策、理念和實踐牢牢控制在聯邦國家可以接受的范圍內,比較有力地維護了印度民族國家的統一性。
 
(四)創制“非對稱性聯邦制”,通過接納地區多樣性而強化中央權力
 
印度是典型的單一制聯邦制國家。中央政府享有超越各邦的特權,它不僅可以命令、控制各邦,而且享有廢止各邦自治、解散其政府的權力。[31](P.115,P.135)根據印度憲法,聯邦(權力)是堅不可摧的,而各邦的權力是可塑的——邦的疆界和名稱是可以重新劃分和命名的。22中央政府之所以擁有這樣的權力,與印度歷史上和現實中的地區多樣性密不可分。為了每個差異性(多樣性)地區都能夠通過恰當的邦權力設置得到表現,賦予中央政府在全國范圍內根據實際情況配置權力和資源就成為一種必須。事實上,早在印度獨立初期,這種各個地區(邦)的聯邦化程度不同的非對稱性聯邦制就已經開始扎根。
 
獨立以來,正是在保護文化、習俗多樣性和滿足地區差異性需求的名目下,在非對稱性聯邦制的框架下,聯邦議會多次通過了變更邦的邊界或重新劃邦,或變更邦的權力范圍的立法。23
 
此外,印度政府還以多層聯邦制的形式引入了新的政治和行政結構,以適應一個地區內社區的特殊關切。應生活在阿薩姆平原的博多部落族群與山地部落民的要求,印度政府決定于1993年成立博多地區自治委員會(Bodoland Autonomous Council),該機構成為了阿薩姆邦境內的博多人構建制度化的自治框架下的一個重要平臺。這種制度安排也適用于該國其他地區,安得拉邦的特棱戛納(Telengana)地區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32]
 
正如威爾·金里卡所說,“印度國家日益聯邦化是少數民族和語言少數群體政治調適的過程,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多元文化主義與聯邦主義相結合’,并被證明是管理多樣性和解決沖突的最有效方法”。[33][PP.623-640]這里,尊重和保護多樣性,或滿足地區差異性的政治訴求成為印度聯邦政府自我賦權、強化中央政府權力的一個合法性依據。
 
三、印度中央政府在應對“復雜多樣性”政治策略上的績效評價
 
印度作為一個國家和文明已經存續了5000年之久,[3]但是其作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存續時間還遠遠不足百年。數千來年,印度雖然也出現過一些大的王朝和帝國,但其前后實現統一的時間不過寥寥數百年。印度歷史上從未出現過類似中國那樣的“大一統”局面。歷史上印度不斷遭遇入侵,其文化的原生性、碎片化和多樣化程度復雜得難以想象。
 
近現代以來,印度遭受到伊斯蘭莫臥兒王朝和西方殖民者尤其是英國數百年的統治。為了便于統治,不論是莫臥兒王朝,還是英國殖民者,都對印度實行了不觸動原有社會結構和文化傳統的保守型統治。19世紀中期開始,印度獨立運動逐漸興起,民族主義精英在獨立過程中,更多的采取和平、保守的方式,圣雄甘地發起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最終使印度在沒有經過暴力革命的情況下,就實現了民族獨立。暴力革命的缺失,一方面意味著印度社會沒有經受劇烈的社會動蕩,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其原有的結構基本沒有受到觸動——革命的成功只是少數精英主導的結果,沒有經歷大規模的自下而上的社會動員和組織重構。也就是說,印度的獨立運動同樣沒有改變其千百年來復雜多樣性的社會結構。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基礎上,印度的國家精英開啟了民族國家構建歷程。為了締造統一、均質化的國民身份,政治精英們首先將政治和社會變革的矛頭指向存續了數千年的種姓制度,通過廢除多元的、等級身份制度,將億兆低種姓和賤民人群納入平等的國民身份體系中——盡管由于強大的歷史路徑依賴和印度民族國家構建中存在的種種不足和缺陷,24種姓制度在法社會學意義上還左右著印度的社會甚至政治結構,但是印度畢竟在制度上數千年來第一次實現了民族國家框架下的人人平等的價值理念。這是一個劃時代的歷史進步。
 
在進行公民均質化構建的同時,為了防范承認族性多樣性所導致的分離或離心傾向,印度國家政治精英拒絕進行任何形式的民族識別或區分,巧妙地借助于“落后階層”、“少數群體”、“弱勢群體”等術語,來表達印度多樣的族性群體所面臨的問題,從而在法理上避開了任何形式的亞國家族性群體對國家統一性的消極影響。
 
當然,這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結為“形式主義的”的行事邏輯,在實踐中的政治效用十分有限:那些實際上屬于族裔、宗教、文化和語言上的少數族群,并沒有因為政府不承認其“少數民族”或“少數族群”身份,而變得更加忠誠。從國家的角度來看,否定族性群體存在的路線,似乎并沒有減少現實中的特定族群的離心甚至分離傾向。
 
在應對多樣性問題上,最值得關注的是語言多樣性問題。鑒于語言多樣性所承載的歷史的和地區的傳統重任以及語言在政治參與、經濟社會發展以及文化傳承中的現實作用,印度政府在種種壓力下,決定承認語言多樣性并將其政治化和國家化。語言多樣性的承認及系統制度化在保證地區平衡發展和保障語言群體平等權利的同時,實現了印度民族國家的政治一體化和最低限度的統一性。25當然,也要看到,語言多樣性的承認及制度化,也潛伏著不可小覷的危機:該政策雖然對調試印度復雜多樣性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客觀上也促成了印度國家地域結構、行政結構的分裂傾向。在語言劃邦的政治導向下,一些人口基數較大的語言群體,不斷向中央政府施壓,要求成立以他們的語言為邦語言的新邦,這一點不僅激化了邦內不同語言群體之間的沖突,也在一定程度上挑戰著印度國家的統一性。
 
總之,在應對復雜多樣性問題上,印度的做法總體上是成功的。在印度這樣一個極端復雜多元的國家,建成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大挑戰。早在印度獨立之初,就有許多學者預言“印度國家的統一性將不會持久”,其邏輯路徑是印度國家“內部存在的諸多差異性最終將導致印度的分裂”。[34](P.33,P.176)然而歷史已經證明,作為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印度不僅沒有深陷分裂主義的漩渦,而且日益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和活力。這其中一個重大的因素,應該是印度人應對多樣性的政治智慧和策略。
 
四、結束語
 
如何處理內部的多樣性問題是當今世界各民族國家共同面臨的重大任務。由于歷史經歷、文化傳統、族群結構、民族國家觀念等諸多因素的差異,在對待多樣性問題上,并不存在一個普遍適用的模式。印度應對多樣性的政治策略選擇,顯然與其特殊的歷史經歷、文化傳統、族群結構、建國模式甚至地理環境、地緣政治等要素密切相關。
 
也許在一個外來者看來,印度民族國家構建的成效并不理想甚至可以歸結為“失敗”,但是這可能更多的是因為這些外來者并不十分了解印度。26在許多印度學者看來,印度的統一性并不僅僅是“政治上”的,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27
 
著名學者比庫·帕雷克(Bhikhu Parekh)認為,每個多元文化社會都需要設計適合自己的政治制度,以適應其歷史、文化傳統和多樣性的范圍和深度。[35]情況正是這樣,印度民族國家構建方略以及其應對多樣性的政治策略,既不同于西歐的典型民族國家,也不同于那些后起的發展中國家如土耳其。28印度強調國家的包容性,對多樣性有著自己獨特的理解。印度應對其“復雜多樣性”的理念,一方面來源于對自身國情的深刻把握,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民族國家觀念的影響。它一方面承認并將語言多樣性政治化、國家化,另一方面卻拒絕承認任何族類群體的存在。所以,印度的經驗是獨特的,其民族國家構建具有非典型性。
 
注釋:
 
1印度在地理上可分為三大區域,北部為喜馬拉雅山區,中部為印度-恒河-布拉馬普特拉低地,南部則是西高止山脈和東高止山脈圍成的印度半島,其中北部的高山峻嶺造就了中部肥沃的低地(否則印度中部將是一片沙漠),這一點也被視為多樣性互相成就的一個客觀證據。
 
2這里的“去族性化”不僅是要去“nation”或“nationality”,而且也不承認“ethnicity”。
 
3印度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非常短暫,但它作為一個古老的文明圈歷史悠久。歷史上,印度文明圈至少包括現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尼泊爾、不丹等國。
 
4早在舊石器時代,印度就有人類居住。
 
5其較長的幾個王朝如孔雀王朝(公元前322年-公元前185年)、笈多帝國(公元320年-540年)、戒日帝國(公元606-647年)等加起來不過數百年。
 
6從公元前600年左右的“十六雄國時期”,到波斯(公元前6世紀)與馬其頓入侵時期(公元3世紀),從公元前2世紀初開始的大夏希臘人入侵,再到王國混戰不已的拉其普特時期(公元7世紀中葉直到12世紀末),從伊斯蘭教統治的德里蘇丹國尤其是莫臥兒帝國時期,再到近現代的殖民時期(葡萄牙、荷蘭、法國和英國等先后殖民印度),在絕大部分歷史時期內,印度都處于內部混亂和外部入侵交替出現的歷史境況中。
 
7因其體質特征與澳大利亞土著人相似而得此稱謂。
 
8伊斯蘭文化與印度本土文化交匯,又生出一些新文化,如印度教和伊斯蘭教教義結合而有錫克教,印地語受波斯語影響而有烏爾都語。參見尚會鵬:《印度文化史》,廣西大學出版社出版,2007年出版,第203頁。
 
9“以基督教文化為核心的西方文化對印度的輸入、滲透和影響日益加深,以至于發生了印度傳統文化的變異以及在與西方文化的沖突和交融中逐漸形成的英-印復合型文化的產生”。參見趙鳴岐:《碰撞與變異——西方文化沖擊下印度傳統文化的變異及其現代化轉型探析》,載《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
 
10“印度社會的文明史不僅證明了印度史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家而且也展示了全球化與印度本土文化的交流、沖突和融合的客觀現實,以及在這種沖突種印度的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文化繁榮。”參見李云霞:《印度文化多樣性初探》,載《亞洲研究》,2015年第5期,p.89頁。
 
11“在印度,宗教、語言、地區、部落、種姓和社會階級等諸因素的交錯影響下,文化多樣性的情況極為復雜。”參見尚會鵬:《印度文化傳統研究:比較文化的視野》,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頁。
 
12“這里既有身材矮小的尼格利陀人,也有身材高大的北歐人種;既有黃色或褐色的蒙古人種,又有白色的雅利安人等等。”參見王樹英:《宗教與印度社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頁。
 
13印度教的“潔凈”“污穢”觀念和“業報輪回”思想將各個種姓的處境牢牢固化,而賈吉曼尼制度又將他們巧妙地連接在一起,這種類似“地主和長工”的相互依存的社會鏈和“生死有命”的印度教一道造就了舉世罕見的等級森嚴的種姓社會。
 
14歷史上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曾是種姓制度的堅決反對者,但即使在佛教最興盛的歷史時期(公元前3世紀-公元3世紀)也沒能使種姓制度消亡。
 
15在印度教體系內,其神靈數目高達3300萬之巨。
 
16參見孫士海、葛維鈞主編:《印度》,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頁,另外一種觀點認為,印度的族源群體包括,達羅毗荼人、蒙古人、尼格利陀人、北歐-雅利安人、原始澳大利亞人和西部短頭顱人。參見趙伯樂:《印度民族問題研究》,北京:時事出版社,2015年版,第16頁。
 
17安東尼·史密斯將這種政治一體化概括為“官僚式融合過程”,它包括包括“人們熟悉的國家構建的許多手段:建立全國統一的法律規范和司法體系,創立單一的稅制和財政制度,統一的交通和通訊體系,精簡行政機構以提高辦事效率,將權力集中掌握在居于首府的統治者手中”。參見安東尼·史密斯:《全球化時代的民族與民族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版,第106-107頁。
 
18如,為解決低種姓(部落)和賤民等弱勢群體實際上存在的不平等問題,印度法院同意將將“種姓”作為甄別落后階層的一個標準。
 
19中部及北部地區主要使用印歐語系語言為主,分別是印地語、烏爾都語和旁遮普語使用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46%;南部地區主要包含4種達羅毗荼語系語言,使用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25%;東部地區使用孟加拉語、奧里亞語和阿薩姆語等3種印歐語言,使用者15%;西部地區使用印歐語言為主,分別是馬拉地語和古吉拉特語,使用者占14%。
 
20盡管在一些地區(邦)如,泰米爾納德邦、西孟加拉邦、卡納塔克邦,印地語的推廣并不盡如人意,但總體上,“隨著印地語所攜帶的政治、文化經濟資本的全面提升,越來越多原使用非印地語的公眾人物,開始意到印地語平臺的重要性”。參見姜景奎、賈巖 :《印地語優先:印度的語言結構正在發生重大變化》,載《世界知識》,2018年第1期.
 
21不少印度學者認為,應考慮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程度以及“善治”的需要,重新進行行政區劃,他們建議將印度劃分為50個邦。Vijay Kumar Kaul, India’s Diversity: From Conflicts to Innovation, Working paper in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Network (SSRN), June 2014.
 
22到目前為止,印度國會已通過20多個改變有關邦面積、邊界和名稱的法案。Sarkaria Commission Report on Centre- State Relation, Government of India, 1988.
 
23如根據1950年1月26日生效的印度憲法,將全印劃分為ABCD四類29個邦;1953年新建講泰盧固語的安得拉邦;1956年對邦級行政區劃做了一次重大調整,全國按主要語言重新劃分為14個邦和6個中央直轄區;1960年5月取消孟買邦,新增古吉拉特邦和馬哈拉施特拉邦;1966年印度議會通過成立旁遮普語言邦的法案,原旁遮普邦重新劃分為旁遮普邦和哈里亞納邦,并成立昌迪加爾中央直轄區;1968年8月馬德拉斯邦更名為泰米爾納杜邦,再到到2000年11月查提斯加爾從中央邦分離出來,烏塔蘭查爾從北方邦分離,賈坎德從比哈爾邦分離出來,一直到2014年2月國會批準從南部安得拉邦分出特倫甘納邦。與此同時,國會還通過立法對一些特定邦(地區)進行特殊授權,如印度憲法371條授予那加蘭邦和米佐拉姆邦有根據其獨特的社會習俗和習慣法來分配該地區土地和其他資源方面的自治權力(利)。如此等等。參見馬得汶:《印度建國后邦級區劃變動中的兩次重組浪潮探析》,《南亞研究季刊》,2010年第1期。
 
24如經濟發展的不足和路徑偏差所帶來的中產階級群體嚴重畸小、政治民主化過程中的政黨政治種姓化以及社會(世俗主義)變革的極端保守等等。
 
25事實證明,基于“語言建邦”的民主制,并沒有削弱印度民族國家的整合性,相反,“語言建邦”夯實了民主的基礎,使其更加具有包容性,并為以前被排斥的群體提供了分享政治決策的機會。同時,這也最大限度上,減少了地方對聯邦制的不滿情緒,客觀上促進了印度國家的統一性。
 
26筆者在印度調研的經歷或許可印證著一點。在孟買大學,當筆者提問“多樣性如何挑戰印度的統一性”時,一位政治學教授很急切地接過了話題,她驕傲地說“多樣性是印度的最大優勢,正是這復雜的多樣性造就了獨特的印度”。當筆者問及“印度民族國家構建中主要存在哪些挑戰時”,另一教授立即回應說“印度沒有民族國家構建議程”,這位教授認為:民族和國家是相互構建的,是一個嵌入式建構的過程。他反駁了英國殖民者的觀點(該觀點認為是英國構建了印度)。他認為,與其說是英國構建了印度,還不如說是印度的文化構建了印度。印度“馬賽克”式的文化,不同文化主體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融合共同構建了印度民族國家,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在尼赫魯大學,當筆者問到如何理解印度的“多元一體”時,斯瓦蘭·辛格教授強調,首先需要區分“一體”與“同質”兩個概念,他認為“一體”與“同質”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印度需要的是“多元一體”,而不是高度同質性的文化。印度文化是復合型的文化,是由基于宗教、語言、種姓、文化生成的復雜多樣性,但是其多樣性又能統一于一體。辛格還認為,“宗教性”和“民主制度”的融通是印度復雜多樣性于一體的重要表征。根據《憲法》,印度是一個世俗民主國家。然而,實際上,印度卻是世界上宗教影響最深的國家,是多種宗教的發源地,被稱為“宗教博物館”。宗教客觀上成為了不同文化、不同個體的粘合劑。他指出,印度教并不是一個單一的宗教,而是融合了多種地域和宗派的文化,印度教自身的發展就是“多元一體”的一個典型。
 
27馬德拉斯大學的一位教授甚至認為“印度是一個文化的概念,而不是一個政治概念,文化不能分開,因為所有文化相互交織。
 
28土耳其建國后狂飆挺進的世俗主義改革與印度溫婉的世俗主義路線形成強烈的對比,前者因此成為伊斯蘭國家中最世俗化的國家,后者則最終形成印度教對國家和社會強大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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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由中央民族大學世界民族學人類學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和紅梅執筆,在此感謝她的辛苦付出)
 
 原文發表在《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
 
文章已于2019-07-27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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