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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宮佛教舍利與錢幣供養——以法門寺地宮為例
發布時間: 2019/8/29日    【字體:
作者:張正雄 姚皓杰 陳錦航
關鍵詞:  金錢鋪地 舍利 玳瑁開元通寶 供養  
 
 
摘要:本文首先對法門寺地宮出土的三類錢幣進行了介紹,并指出法門寺地宮中的金錢鋪地現象具有封閉儀式和供養兩個屬性,進而分析了兩類錢幣供養舍利的類型,認為中國舍利地宮中的金錢鋪地現象是從舍利容器中放置金銀幣現象演變而來的。
 
在李唐王朝最后一次封閉法門寺地宮時,有大批珍貴器物作為供養品被放置在地宮中,在1987年法門寺地宮被人們重新發掘之后,很多研究者的目光聚焦在地宮中出土的宮廷金銀器、伊斯蘭風格的琉璃器、絕世珍品秘色瓷等器物上,而對地宮中發現的2萬余枚錢幣的關注相對較少。實際上這點對我們深入解讀唐代佛教文化、政教關系、貨幣政策、經濟發展等都具有重要意義,其研究價值應值得重視。
 
無論在古代中國還是古印度,佛教舍利與錢幣經常在考古活動中被一同發現。古代中國與古印度不同的是,古印度將金銀幣一同放入舍利容器中,這與佛教的七寶供養相符;而到了古代中國,則發現的是中國本土的銅幣、通寶之類,其中比較特別是法門寺地宮中的金錢鋪地現象。有學者研究指出,這一現象代表了舍利供養的中國化——以中國獨創的方式供養舍利,那么對這種現象是否還有其他的解釋?
 
一、地宮錢幣分布情況
 
法門寺地宮出土銅幣2萬多枚,多散撒于地宮踏步臺階及前、中、后室地面,少量盛于出土之寶函內。計有“半兩”、“五銖”、“貨泉”、“開元通寶”、“乾元重寶”、“會昌開元”等30余種,僅“會昌開元”就有“京”、“潤”、“輿”“洛”、“洪”、“昌”、“藍”、“鄂”、“兗”、“平”、“粱”、“宣”、“襄”、“越”、“潭”、“梓”、“廣”等17種。有些銅幣還有供奉者的墨書題名。
 
地宮錢幣分布情況如下:一是踏步漫道、平臺和隧道中的錢幣均勻散落在地面上,是最主要的供養物;二是前室東北角的唐開元二十九年石函內,有153枚開元通寶銅錢;三是后室素面銀燈內放置13枚由玳瑁制成的“開元通寶”,極為獨特。
 
唐玳瑁開元通寶共13枚,以玳瑁磨制雕鑿而成,較通用錢幣形制稍大。造型外圓內方,面、背皆有內外廓,外廓較寬而厚,但仍透明。12枚錢文減地陰刻出“開元通寶”四字,另有一枚陰刻蓮瓣式花紋。出土時,13枚均無使用痕跡。
 
開元二十九年石函,漢白玉質,由盝頂蓋與長方形函體組成。函內有凹槽,出土時函內置放佛幡和“開元通寶”銅錢等。
 
圖1:玳瑁開元通寶            圖2:開元二十九年石函中的開元通寶
 
進入地宮,在中室放置佛指舍利的靈帳的漢白玉雙檐彩繪靈帳底座地上,同樣鋪滿了銅錢。秘龕內裝有佛指舍利的五重寶函,四周也由錢幣環繞。
 
二、法門寺地宮錢幣供養的特點
 
法門寺地宮中的錢幣具有供養涵義。“供養”在佛教中可分為兩個層面,一是對佛的供養,人們以珍寶、飲食、臥具、湯藥、燈具、花、香、果、幡蓋等供奉于佛,以求福報;二是對僧侶的供養,僧人因為要摒棄紅塵煩擾靜心修行,難以自謀生活用品,所以需要信眾的供養。幫助僧人修行也可為供養者積累功德。法門寺是唐代宮廷道場,在唐代絕大多數皇帝心中其宗教地位十分重要。其供養的對象主要為佛祖(佛祖舍利)。這從地宮中出土的捧真身菩薩可見一斑,在鎏金銀質捧真身菩薩手持的荷葉形托盤上有一塊刻有發愿文的牌匾,上面的文字是:“奉為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廣孝皇帝,敬造捧真身菩薩,永為供養。伏愿圣壽萬春,圣枝萬葉,八荒來服,四海無波。咸通十二年辛卯歲十一月十四日皇帝延慶日記”。
 
唐懿宗晚年為迎奉真身舍利專造此菩薩像,托盤本是放置真身舍利的,因而“永為供養,主要是供養佛祖真身(舍利是佛身的象征)。尤為值得注意的是,皇帝供養佛祖時懷著虔誠的心愿——渴望佛祖保佑自己健康長壽、兒孫滿堂、萬邦臣服、四海升平。換句話說,皇帝虔誠的供養帶有很強的目的性和功利性。法門寺在唐代屬于皇家寺院,對法門寺真身舍利的虔誠供養在當時李唐王朝的統治者心中與唐王朝的國運息息相關。
 
錢幣作為一種供養品,具有久遠歷史。佛祖釋迦牟尼生前的居所——祇洹精舍的故事開啟了錢幣供養(財富供養)之先河。祇洹精舍所在地本為波斯匿王的太子逝多的園林,舍衛城的長者給孤獨(波斯匿王的主藏吏別號須達)欲購其地以建精舍獻予佛陀,乃依太子所提條件,以金錢布滿園中之地,太子感其誠心,遂施園中所有林木,兩人合建精舍,祇洹精舍是佛陀生活傳法的重要場所。“金錢布地”因此成為佛之居所的視覺特征。法門寺地宮同樣為佛(佛骨舍利)之居所,故而錢幣布地有莊嚴佛之居所這一涵義。
 
法門寺地宮的錢幣供養也有呈現出了一些獨有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銅錢數量較為龐大。法門寺地宮出土銅幣2萬多枚,這一數目在目前的同類考古發現中高居首位。
 
圖3:法門寺地宮踏步漫道與平臺上的銅錢
 
(二)錢幣種類多樣,涉及的歷史朝代較多。比如秦半兩、漢五銖、新莽的多種貨幣、隋五銖以及唐朝各個時期的貨幣。其中,唐代貨幣的比例最大。這些錢幣既然是以唐王朝的名義在非常嚴肅的大型法會中供養給舍利的,那么為什么不選用清一色的當朝貨幣來供養?李唐皇室若想做到這點應該是非常容易的。這樣看來,似乎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當時的人們想要有意突出貨幣的跨時代特點。聯系到一些民間宗教的裝臟儀式中會有意選用一些舊日歷的作法,以及南京報恩寺等地出土的舍利函中的錢幣也有很強跨時代性的特點,我們認為供佛錢幣的跨代性是一種宗教儀軌,錢幣時代的久遠與連貫更能突出供佛的嚴肅與虔誠,以此更易求得大福報。
 
(三)珍貴的玳瑁開元通寶。這批玳瑁錢是專為佛教供養特別制作的。唐代皇室用玳瑁制作的錢幣為我國考古發掘所罕見,具有施財、供奉、吉祥之意。這是世界上目前發現最為珍貴的古代貨幣品類之一。玳瑁是一種珍貴的海洋生物,當時由沿海一帶的地方官負責進貢給朝廷,唐皇室命人將其專門打造成當朝錢幣的樣式來供奉舍利。這種稀有而珍貴的幣種不為流通、不為賞賜王公大臣而專為佛舍利打造,一方面可以看出唐王室對供養舍利的高度重視,另一方面也突出了供佛者本身的崇高地位,這與普通百姓的供養形成鮮明對照。唐代就有制作花錢的情況,純金開元通寶與玳瑁開元通寶類似,都不是流通貨幣,而多數花錢是用來賞賜功臣貴族供其把玩的物品,玳瑁開元通寶在法門寺地宮里卻成為了供佛寶物。
 
圖4:純金開元通寶
三、中國佛教地宮中錢幣類型的分析
 
(一)舍利容器中的錢幣
 
 目前發現的在舍利容器中供養佛舍利的錢幣實例并非只有法門寺一處。例如:1836年英國人查爾斯·馬森(Charles Masson)在阿富汗瓦爾達克省(Wardak),發現了1件帶有銘文的銅質舍利瓶,根據瓶身上佉盧文的描述,這件舍利瓶的年代為公元51年。瓶中有佛骨舍利,舍利瓶內有66枚錢幣,這些錢幣的時代涵蓋了閻膏珍(Vima Kadphises)、迦膩色伽一世和胡毗色迦(Huvishka)三位國王治下的貴霜王朝,時間大致從公元95年至190年。隋朝使用大業石函安放舍利,也在其中發現了少量錢幣。
 
圖5:阿富汗地區出土的舍利容器及伴出的供養物品
 
可以看出,在舍利容器中放置的錢幣具有跨地域、跨國度、跨朝代的特點,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舍利容器中放置錢幣的方式是受到古印度的影響,到中國發生了變化,中國用石函、石制地宮在塔下安放舍利,是一種永久安放,而古印度的舍利容器多為非永久安放,要有一定移動性,方便性。另外,容器及錢幣的材質也發生了變化,用石函、銅幣、代替了金銀容器和金銀幣,在石函之內又用金銀函盛放舍利(嵌套方式),錢幣不與舍利在同一空間,所以石函與銅錢幣成為舍利最外層的設置。通過這一點,可以反推出法門寺地宮中唐開元二十九年石函也可能是唐代的舍利容器,雖然出土時其內部并沒有舍利,僅有錢幣和經幡,而其內部原本應該還有一個金銀材質的舍利容器在其中。
 
(二)金錢鋪地用的錢幣
 
地宮中金錢鋪地的現象相對比較少見,這種情況一般會用到大量錢幣,而且錢幣的時代跨度較大,并非僅僅使用當朝的錢幣。為何會出現金錢鋪地與多朝代錢幣共顯這兩種現象?
 
對于多朝錢幣在地宮中共顯的現象的理解前文已經提及一種可能——即有意強調時代的連貫性進而凸顯儀式的嚴肅和供養的虔誠。那么除此之外會不會有其他可能的情況呢?
 
法門寺地宮中的佛指舍利由于是皇家供養、皇家主辦,所以會有極其盛大的舍利安放儀式。如果舍利安放儀式是皇家壟斷的,那么法門寺地宮中出土的唐代之前的錢幣可能說明中國古代的錢幣收藏實踐從唐代就已經開始了,本來皇家更為強調使用本朝錢幣,多朝代的錢幣出現可以說明唐代皇室及其大臣有意無意保留了一部分前朝的貨幣,因為這些錢幣在本朝已經具有稀缺性,所以用在安放舍利這樣的重大儀式中。
 
另一種情況則可能是當時將舍利從長安送還法門寺的途中,有百姓自發前來迎接安放舍利的隊伍,沿途百姓可能供養很多錢幣,其中一些錢幣是前朝貨幣(古代在民間少量使用前朝貨幣的情況始終存在),負責安放舍利的官員將錢幣收集起來,放在了地宮之中,邊封閉邊撒,具有一種儀式性。
 
從印度等地出土的舍利函來看,供養舍利的錢幣基本在函內,因而在地宮中進行金錢鋪地往往被認為是中國的獨創,實際上我們可以按照舍利容器中的錢幣放置情況來推測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如果將地宮視為一個放大的舍利石函空間,也就是大型石函,石函內的周圍空間是要放置錢幣的。由此來看,金錢鋪地這種現象并非中國獨創的舍利供養儀式,而是逐漸從舍利容器中放置錢幣這一類型演變而來的,同時又是封閉地宮儀式的一部分,這也間接說明了地宮中安放舍利儀式之隆重。后來在時代較晚的其它佛教地宮中也發現了錢幣,說明地宮中撒錢幣的儀式在法門寺地宮之后得到了延續。這點由下面的一些考古實例中即可看出:
 
上海松江方塔靈巧的石函蓋上,旁邊還散落了幾十枚銅錢。
 
杭州雷峰塔五代地宮中間放置鐵函,鐵函的底板下面放置大量銅錢,鐵函與四周磚壁的空隙間,有銅錢、銅鏡等,它們大多放置在鐵函的須彌座上。
 
河南登封市法王寺二號塔地宮出土銅錢30枚,均為“開元通寶”。其中地官內出土4枚,有兩枚放置在官室東壁的小臺面上,剩余的均出土于踏道填土內。
 
遼寧朝陽北塔天宮地宮出土銅錢共400余枚。發現于石函、甬道各處。時代自漢至北宋慶歷年間(遼重熙十二年以前),北宋錢居多,唐開元通寶錢次之,遼錢未見;南京大報恩寺塔基地宮出土銅錢初步清點有6000余枚,是地宮瘞藏最多的供養物品。以方孔圓錢為主,其中時代最早的為秦“半兩”,最晚的為宋真宗“祥符元寶”,數量最多的是“開元通寶”,并發現有多種花錢和其他特殊錢幣;陜西周至八云塔地宮出土銅錢,一是夾雜在地宮甬道和甬道南端的封門磚之中;二是出土于地宮上室的南壁與上室底之間;上海松江圣教寺塔地宮出土銅錢186枚。地宮頂部填磚中2枚:一為祥符元寶,一為咸平通寶。石函蓋上有41枚;漆盒內有99枚,全部是唐開元通寶;地宮底面上有46枚。
 
這些實例足以證明唐之后,金錢鋪地顯現的延續性,以及法門寺作為唐代皇家寺院在宗教儀軌上的重要貢獻。
 
                                           
 
注釋:
①③徐胭胭.析唐法門寺地宮“金錢布地”現象[J].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7(5).17-32.
②姜捷主編.法門寺珍寶[M].三秦出版社,2014.
④高西省.法門寺出土的玳瑁開元通寶[J].文博,1993(04),74-77.
⑤戴建兵.中國貨幣文化史[M].山東畫報出版社,2011.
⑥李發良.法門寺志[M].陜西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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