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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佛教文化交流
發布時間: 2019/8/22日    【字體:
作者:何方耀 拉杰夫
關鍵詞:  印度佛教 中國文化  
 
 
中國和印度兩個文明古國,由于兩國相互接壤,所以賦予了兩國接觸交往的契機,而佛教則是其中重要的橋梁。自公元前 5 世紀前后,佛陀創立佛教以來,到中國傳道的印度僧人和到印度求法的中國僧人,成為當時中印兩國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兩漢之間,佛教傳入中國,隨后佛教不斷發展壯大。自此以后,中印兩國佛教僧人交往不絕,成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非常重要組成部分。
 
印度佛教與中國文化交融
 
公元前5世紀,為了反對種姓制度和婆羅門的壟斷地位,佛教通過內心反省和沉思的方式,要求教義能被印度所有階層的信眾所了解,進而推動了佛教的在印度的發展和傳播。孔雀王朝著名國王阿育王(公元前273—前232年)在位期間,佛教進入興盛時期。阿育王致力于發展和傳播佛教,派遣佛教團體到外國傳教,推動了佛教對外的傳播。隨著孔雀王朝的滅亡,印度重新陷于混亂,但佛教的對外傳播并沒有因此停止,由來自印度和中亞的傳教僧人在兩漢之交,在陸上絲綢之路上,中國通西域的過程中,印度佛教與中國人相遇了。
 
兩漢之間的混亂,給印度佛教提供了進入漢帝國的重要契機,佛教成為處于動蕩中的中國百姓心靈上的寄托。最初進入中國的印度佛教并沒有以本來的面目出現在中國人面前,而是“與黃老之學牽合附益,形成佛道式佛學”。印度佛教中的諸如業、輪回、無常等觀念,對于中國人來說無疑是陌生且與當時傳統文化相違,中國信徒不得不借用道家語言進行翻譯和解釋,然而正是通過這樣的方式,佛教得以在中國迅速傳播開來。直到在印度僧人和中國僧人的努力下,更多的梵文佛經得到翻譯,佛教經典的翻譯某種程度上意味著佛教不斷中國化,與中國文化逐漸交融。同時,佛教和道教的差別逐漸展現在中國人面前。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玄學興起,并與佛學相結合在一起,佛玄式佛學推進了佛學在中國的全面發展,使之“適合于有教養的僧人和上層在家信徒”。魏晉時期的中國佛教依附于玄學,其中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兩者在哲學方面的共性,一個清談和一個思辨將二者結合在一起。
 
在中印佛教交流史上,中印兩國佛教高僧的交往和交流,對佛教文化在中國的傳播和本土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公元6世紀,著名高僧南印度人菩提達摩(Bodhidharma)克服重重困難,在中國渡江北上弘揚大乘佛教,成為中國禪宗的初祖。公元8世紀,蓮花生大師(Padmasambhava)應藏王赤松德贊迎請入藏弘法,成功在中國西藏創立了第一座佛、法、僧三寶齊全的佛教寺院——桑耶寺,奠定了西藏藏傳佛教的基礎。在中國方面,佛教高僧西晉法顯大師為了到印度求得佛法,以 65 歲高齡穿雪山,越沙漠,渡驚濤,到去印度和斯里蘭卡尋覓真經戒律。貞觀元年,唐朝高僧玄奘在長安出發,獨自一人西行五萬里,歷經艱辛到達印度佛教中心那爛陀寺取得真經。
 
因此,在中印兩國的高僧大德努力下,到了隋唐時期,佛教經過數百年的傳譯和發展,將中印文化融于一體,并在中國逐步發展成法相宗、華嚴宗、律宗、天臺宗、凈土宗、禪宗等本土化的派系和獨具特色的漢傳佛教,從此以后佛教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然而,與此同時,在13世紀佛教在印度幾乎消亡,中國與南傳佛教諸國卻得到不斷發展。在宋元以后,佛教向整個中國社會滲透,積淀在中國文化的各個層面,深刻的融入到中國的文化體系、風俗習慣中,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印度佛教影響下中國文化新形態
 
英國當代宗教學者弗蘭克·惠林說:“佛陀在他的領悟中接受了一個超越現實、不可抵抗的異像,并且感到非將這個異像超越正常的社會和政治界線進行傳播不可,而且這個異像被千百萬人在所謂的佛教運動中所傳播、所改變,并且創造性地當地化。”佛教無疑是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和主要紐帶,兩國之間多方面的交流都是通過佛教得以順利展開的。下面主要從思想哲學、文學藝術、物質文化三個方面進行分析佛教的傳入給中國帶來的影響:   
 
在思想哲學方面,中印文化交往最核心的部分應該就是思想文化的交流,而其中最核心的又是印度佛教的傳入和“化”中國。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和傳播,對中國思想哲學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傳統農業文明基礎之上,中國的傳統文化誕生了。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中雖然有不少人談鬼神,然而卻沒有建立真正的宗教體系。中國主流文化儒家的創始人孔子對“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中,可以看出中國人把重點放在社會倫理道德,把探討和解決人世間的實際問題放在優先地位,忽視宗教在社會中調適作用。而印度佛教則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和氛圍,剛好給予處于混亂災難中的中國百姓心靈上的慰籍。佛教的傳入,一切經文以“如是我聞”四字,所有的一切語言充滿了由天神在說的神圣性,給中國人帶來了一種宗教邏輯思維方式,使中國人對于宇宙和人生的觀察有了一種崇高的恐懼感。從整個印度佛教傳播中國旳過程分析,中國對佛教宗教思想“萬法的空性”的吸收,這也是佛教之所以進入中國內地并長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南北朝到宋初,中國很多一流的思想家皆為佛學家。中國人將印度佛教加入自己的思想,使之成為中國化的佛學。在13世紀,佛教的形而上學的學說對宋明時期的新儒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新儒學把佛教和道教的成分融入儒家思想中去,重新評價人類和宇宙的問題。經過多年的融合,印度佛教的宗教思想逐漸與中國思想交融,發展成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中國文化。
 
在文學藝術方面,從南北朝起,印度的寓言、神話、故事、雕塑等隨著佛教的傳入大量涌入中國,豐富了中國文學藝術表達形式和內容。魯迅在《〈癡華鬘〉題記》中寫道,“嘗聞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國文藝,往往蒙其影響。”
 
在文學方面,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出現一種特殊的文學體裁,即鬼神志怪,祖臺之的《志怪》、張華的《博物志》、曹毗的《志怪》、孔約的《孔氏志怪》、王嘉的《拾遺記》、干寶的《搜神記》、陶潛的《后搜神記》等。到了唐代,傳奇、變文出現,進一步推動中國文學的發展,例如王度的《古鏡記》、沈既濟的《黃粱夢》、李公佐的《南柯太守傳》、敦煌變文作品《目連變文》等等。唐詩宋詞等也深受佛教影響,詩人如王維、李白、杜甫、白居易,詞家如歐陽修、蘇軾、李清照等,其詩其詞不乏契合佛教精神之作品。元明清時代的小說和寓言,如民間文學中的龍、《西游記》中的猴等都有印度痕跡。在藝術方面,佛教對中國藝術的發展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伴隨印度佛教傳入中國的佛教造像既有印度本土的特征,也深受希臘造像藝術的影響。中國接受佛教造像藝術后,開始創作中國本土的佛教造像,出現了“梵華和光”的特征。在繪畫上也受到印度的影響,創造了新的繪畫方法,比如利用暈染法表現立體感,曹不興借鑒印度藝術創造出“曹衣出水”的樣式,這些藝術方式也廣泛影響了中國傳統藝術。印度音樂大概在漢代已經傳入我國,中間經歷南北朝,唐代時相當盛行,在中國已經有一定影響力。所以,印度的文學藝術通過佛教傳入中國,不僅在體裁、內容、形式上對中國有著很大影響,而且在審美情趣、創作方式、技術方法各方面深刻影響了中國文藝。
 
在物質文化方面,伴隨印度佛教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和扎根,“經由引入新的圣物、符號、建筑、法器,以及其他各種大大小小的物品,乃至看待這些物品并與其互動的新方式,佛教還改變了中國人的物質世界。”佛教在中國的信徒與日俱增,與佛教有關的宗教活動也經常舉行,那么寺廟成為僧侶及信眾重要的活動中心,也隨之在中國大地上涌現。佛教寺廟成為中國建筑及城市的重要組成部分,并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中國的佛教建筑以中國傳統建筑方式為主,吸收改造印度建筑樣式,為中國建筑藝術的發展提供了新方向。中國最早的寺廟可能是在1世紀時,隨著最早的異域僧人聚居區的出現及擴大,由民居改建而成的。因為寺廟大多由富裕的中國人捐贈改造而成,所以中國寺廟以中式建筑風格為主,融合印度式平面方形、四面開門、中央建主體建筑的布局風格,逐漸演變成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佛教寺廟。中國很多橋梁與佛教的義理與實踐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至少從6世紀開始直到清末,中國僧人在橋梁的建造和修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中國,橋梁則是慈善、悲憫和善政的象征。在造橋工事中,僧人主要負責組織橋梁建造需要的募捐活動,甚至有時候參與橋梁的設計及建造,推動了中國造橋事業的發展。佛教在中國物質文化的發展演變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寺廟、橋梁、佛塔、念珠、椅子和制糖技藝等傳播和發展深刻影響了中國物質文化。
 
中印佛教文化相互交融的影響  
 
佛教“對中國文明作出了補充,在它身上打上了自己永久的烙印(比如在不計其數的藝術作品中),同時浸淫于中國文明的影響之中,無法祛除。”佛教傳入中國是中印兩國文化交流史上,最為重要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的大事。正如季羨林先生認為,佛教“幾乎影響了中華文化的各個方面,給它增添了新的活力,促其發展,助其成長。可以說,不研究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就無法寫出真正的中國文化史、中國哲學史或者中國歷史。或者說,弄不清印度文化、印度佛教,就弄不清我們自己的家底”。
 
從印度佛教傳入中國開始,似乎更多時候側重于看到,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影響。但是,往往文化交流是多方面、多角度、多維度,特別是中印兩國悠久的歷史文化交流。因此,在印度佛教文化影響到中國的同時,中國的文化在某種程度對印度產生影響。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印度古代沒有歷史,所以很多時候中國文化對印度產生的影響知之甚少。但古代印度著名史詩《摩訶婆羅多》一書中,曾在很多地方提到中國,從里面可以得知古代印度對中國的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對印度影響較為深遠的唐朝高僧玄奘,他的事跡至今在印度仍然被大部分印度人知曉,并出現在印度中學教材當中。
 
佛教傳入中國,推動了中印兩國佛教文化的交流,促進兩國文化的相互發展,成為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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