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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錯怪宗教裁判所了嗎?
發布時間: 2019/8/22日    【字體:
作者:十五言 林海
關鍵詞:  宗教裁判所 道義裁決  
 
 
宗教裁判所又被稱為異端裁判法庭,它因逮捕、審判和處死宗教上的異見分子,而長期被視為中世紀最濃黑的暗色之一。然而,近年來學者們開始重新檢視宗教裁判所。在一部長達800頁的報告中,學者們得出的結論是,宗教裁判所并不像人們想的那么惡劣。換句話說,與宗教裁判所長期捆綁著的“人性之惡”,其實在人類歷史的其他場合里,也有著相似乃至更甚的表演。
 
歷史學家為宗教裁判所翻案
 
美國密蘇里州圣路易斯大學歷史系系主任托馬斯・F・梅登教授(Thomas F.Madden)近來撰寫了一篇關于宗教裁判所的文章,引發了法律史界的震動。這項“翻案”行動可以追溯到千禧年之前。當時的教皇約翰・保羅二世主動提出,希望學者們弄清宗教裁判所在中世紀到底做了些什么。于是,1998年梵蒂岡向來自世界各地的30位學者開放了圣職部(Holy Office,宗教裁判所的現代繼任者)所保存的檔案。學者們最終寫出了長達800頁的報告,并在羅馬召開新聞發布會將之公諸于眾。他們的結論令人震驚:那些被送到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人,不少都受到的公正的審判,刑訊逼供并不常見,他們中只有大約1%被執行了死刑。
 
這一報告試著傳遞這樣的信息:“大眾關于宗教裁判所的看法是虛妄的。”凡是提到宗教裁判所,難以避免地,人們就會想起火刑和鞭打,想起那些身穿長袍 的教士,不由分說地駁斥異端,不分輕重地判處極刑,不恤老弱地刑訊鞭笞。一切敢于挑戰權威的人,都會被送上絞架或火柱。比如1582年,喬爾丹諾•布魯諾就因為堅持太陽中心說,受囚禁八年后被燒死于羅馬鮮花廣場。因此,“宗教裁判所”這個詞既代表一個機構,也代表一個歷史時期和一種蠻橫專權的權力體制。用梅登的話來說:“如果自己主持的聽證會被稱為‘宗教裁判所’,這對大多數議員來說絕不是一種恭維。”
 
然而,根據那30位學者的研究報告,這種心理感受似乎是有點夸大了。要理解宗教裁判所,還是要回到中世紀的語境。對于那個時代而言,宗教是一種根本的存在方式,關乎科學、哲學、政治、個人身份和世界的根本真理。因此異端學說并不是一件可有可無的小罪,而是會破壞整個社會結構的滅頂之災。因此,在羅馬帝國的《查士丁尼法典》中,宗教上的異端信仰是一樁死罪,因為這挑戰了皇帝的權威。而在各個領地上,被控為異端的人將在當地領主那里接受審判。不論對于皇帝還是地方領主,要從神學上判斷“被告”到底是不是異端,這是非常困難的事。因此,用梅登教授的話說:“歐洲各地有無數的人被世俗統治者處死了,既沒有公平的審判,也沒有任何上訴的機會……因此,與其說宗教裁判所是一種鏟除異己或是壓迫人民的淫威,不如說它是一種阻止不公正死刑的嘗試。”
 
因此,公元1184年,教皇盧西烏斯三世(Pope Lucius III)決定給那些被指控的異端分子獲得公正審判的機會,審判將由知識豐富的法官主持,并按照教會證據法的規則進行。根據當時的世俗法律,異端背叛了上帝和國王,死不足惜;而在宗教世界看來,異端們只是離群的迷途羔羊。主教有責任按照耶穌基督的教誨把他們帶回正途——當然,這也是與世俗世界爭奪司法權的一個大好機會,真正能做到“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
 
用梅登教授的話說,“中世紀的世俗領袖們汲汲于捍衛自己的王國,而教會則在努力拯救靈魂。宗教裁判所為異端分子提供了一種逃脫死刑并重返社會的方法。”但是,一旦那些審判法官確定,某只“羔羊的離群”是出于故意,宗教裁判所就只能“別無選擇”地將不知悔改和頑固不化的異端分子逐出教會,或交由世俗統治者處理。盡管如此,從總數上來看,宗教裁判所仍然拯救了許多無辜(甚至是不那么無辜)的人,而他們本來可能會成為世俗領主或是暴民統治的犧牲品。
 
比“宗教裁判所”更糟糕的審判庭無所不在
 
事實上,這個世界上曾經存在過不只一所宗教裁判所。審判布魯諾的西那所由多明我會創立的異端法庭并非“獨一無二的邪惡”。早在公元2世紀,歐洲就開始有這種以異端為審判對象的宗教法庭。1220年,教皇洪諾留三世認為地方主教鎮壓異端不力,通令建立直屬教皇的宗教法庭。這個法庭設在意大利西南部的一個修道院內。審訊一般秘密進行,根據這個法庭的審訊條例,有兩人作證,控告便能成立。證人如果撤回證詞,就會按異端同謀犯處理。被告如不認罪,可以采用刑訊。被告不僅自己認罪,還須檢舉同案犯和異端嫌疑犯。為異端辯護者應受罰絕。被告認罪之后,如果翻案,按異端處理。被判為異端者,沒收其全部財產。這個宗教法庭一直存在了500年左右,將數以千計的異端送上絞刑架。
 
1229年,教會在圖盧茲召開了一項會議,為了對付當地正在崛起的迦他利派與瓦勒度派的勢力,決定除了圣經《詩篇》和《日誦祈禱書》的經文之外,禁止銷售其他的《圣經》譯本。這個會議的第二項議程,就是成立一個針對迦他利派異端的法庭。這個法庭判迦他利派與摩尼教同為異端,得以處以死刑。他們迅速采取行動,逮捕迦他利派教徒,并處以異端狠毒的刑罰,使得這個教派于百年后絕跡,而瓦勒度派也大受摧殘。不久,這個法庭將視線轉向轄區里的阿拉伯人和猶太人,開始了新的殘酷審判。
 
14世紀以后,王權日益增強,宗教裁判所的主宰從教皇開始變為國王。根據梅登教授的判斷,比較完善的宗教裁判體系,可以避免使“打擊異端”成為一項“群眾運動”。這也是為何當16世紀的女巫大恐慌席卷歐洲時,這股歇斯底里的狂熱正是在那些擁有完善的宗教裁判所的地區得到遏制的原因。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受過訓練的審判官對女巫集會和盜食嬰兒之類的指控進行了調查,并認定它們毫無根據。而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德國,世俗和宗教法庭,以形形色色的理由和罪狀燒死了數以千計的“女巫”。而最早設立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則一直受到普遍的贊揚,被認為是歐洲最好、最人道的法庭。當時還有這樣的有趣記錄:有些在世俗法庭受審的罪犯,故意做出褻瀆神靈的行為,以便被移入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監獄。
 
令人驚訝的是,在世界的另一端,也出現了類似的宗教裁判所。早在1539年,墨西哥的宗教法庭巳開始將抨擊教會的唐卡洛斯•奧梅托奇秦(特斯科科的酋長)判處火刑燒死。1571年,來自西班牙的唐佩德羅•莫亞•孔特雷拉斯主教在墨西哥正式成立了一個名為“異端裁判所圣職部仲裁法庭”的機構,并自任第一屆裁判長。這個法庭在遙遠的南美不遺余力地維護著教會的權威和正統,并將無數“異端”送往“煉獄”。
 
1692年,波士頓東北方向的塞勒姆鎮成立了女巫審判的特別法庭。鎮上的一些女孩集體生病,醫生診斷她們受到了巫術的蠱惑。在草率的指控和粗略的審判之后,共有20名“女巫”被處以絞刑和石刑。然而這些刑罰并沒能使病癥減輕,幾乎每個人都被指責為惡魔,必須送上宗教法庭受審。迫于這種壓力,波士頓總督克勞德•菲普只得下令解散特別審判法庭,并特赦那些疑為巫師的嫌犯。
 
然而,整個美洲的宗教法庭,一直要1820年才停止審判——那一年,奧斯特以《關于磁針上電沖突作用的實驗》一文宣告了電磁時代的到來。科學和革命,正在歐洲刮起摧毀舊秩序的颶風。與此同時,19世紀中期,西歐各國宗教裁判所先后被撤銷。1908年,教皇庇護十世才把羅馬最高裁判所改為圣職部(Holy Office),其主要職能從異端審判轉變為“監視和處罰”參加過激活動的教徒,查禁各種極端書刊,革除教徒的教籍和罷免神職人員等等比較溫和的行動。然而,作為機構的宗教裁判所成為歷史塵埃的同時,作為一種“人性之惡”的宗教裁判所,是否也同樣消失了呢?或許恐怕并不盡然。
 
宗教裁判所今日是否會復活?
 
2006年,捷克導演米洛斯•福爾曼執導的《戈雅之魂》(Goya’s Ghosts)在美國和西班牙同時上映。他借戈雅之名,對于“宗教裁判所”和其所指代的蠻橫權力進行著重新思索。這部電影根據西班牙畫家戈雅的幾幅名畫,《裸體哈瑪》、《宗教裁判所》和《5月3日的槍殺》,杜撰出一個殘忍的寓言。
 
這是1792年的西班牙。法國的革命事業引起西班牙國內的騷亂,天主教當局決定重新啟用令人畏懼的宗教裁判所。教士洛倫佐負責著這個宗教裁判所,并且以司法和上帝之名,不斷地擴張著自己的權力和私欲。他的朋友弗朗西斯科•戈雅是當時西班牙最著名的畫家。戈雅的一名模特、美麗的猶太少女哈瑪(由娜塔莉•波特曼飾演)被指控為“宗教異端”。因為,根據“密報”,哈瑪在一家餐館拒絕吃豬肉,宗教裁判所于是指控他們秘密信奉猶太教。洛倫佐教士在獄中使用滑輪刑(宗教裁判所的六種刑訊手段之一)對赤裸的哈瑪進行逼供,甚至強奸了她。當戈雅為哈瑪求情,說“在肉體折磨之下,我會承認一切荒謬的指控,哪怕指控我是一只非洲大猩猩”時,洛倫佐卻傲慢地說:“如果一個人沒有罪,上帝會保護他不受折磨之痛。凡承認的,一定是因有罪而被上帝拋棄的惡人。”這正是宗教裁判所肆無忌憚地使用刑訊的理由所在。
 
然而世事難料,十余年后,拿破侖的軍隊越過比利牛斯山,占領了西班牙。廢除了宗教裁判所,并且釋放了仍關押在宗教監獄里的“犯人們”。曾經年輕美麗的少女哈瑪走出監獄,已憔悴不成人樣。她的家人在戰事中殆盡,唯有幾乎全聾的、陷入半瘋狂狀態的老戈雅成為她唯一的親人。戈雅此時已經失魂落魄,“幾乎成了自己的一個幽靈”。他得知哈瑪曾在監獄中產下一女——那是洛倫佐的女兒——于是幫助哈瑪找到這個女孩。悲哀的是,這個女孩已在艱難時世中墮落為一名妓女。與此同時,長袖善舞的洛倫佐卻搖身一變,成為西班牙新政權的檢察官,開始“審判”那些宗教裁判所的同事們。在那個“布拉格之春”里,逃亡于蘇軍坦克的輾軋之下的導演福爾曼,借洛倫佐的軀殼在此登場亮相:盧梭和伏爾泰已取代了耶穌和使徒。革命者砸毀教會,開槍打死作彌撒的神父。“革命檢察官”洛倫佐口若懸河地宣判紅衣主教死刑,其義嚴言辭之狀,和當年審判宗教異端時一模一樣。
 
如同一場激烈的反諷,法軍迅速潰敗。洛倫佐被捕,再次站上了宗教裁判所的被告席。紅衣主教宣判其為背教者,應移交世俗法庭處以絞刑。幾位曾與洛倫佐共事、在革命中受他折磨的神父,舉著十字架站在刑臺前,等待他的死前懺悔。用福爾曼的話來說,他借了戈雅之名,想追問的是,那個少女哈瑪可以安然居住的世界,到底在哪里?福爾曼說,既不在天主教的世界里,也不在革命者的世界里。因為這兩個世界中的男人,都有一個相同的名字叫偽君子。于是電影的最終一幕,精神分裂的哈瑪跟在運送洛倫佐尸體的馬車后面,失聰半瘋的老戈雅也遠遠跟著她。
 
當然,如同王怡那篇頗受爭議的影評《集中營、瘋人院或宗教裁判所:電影<戈雅之靈>》的作者王怡所說,誰都無意為中世紀的宗教裁判辯護。“消滅宗教裁判所,解放西班牙人民”,這正是拿破侖推銷大革命的口號。然而革命法庭在西班牙的罪行,卻遠遠超過了西班牙的宗教法庭。美、藝術,以及正直與純潔之愛,該在哪里棲居?這令福爾曼灰心喪氣。
 
福爾曼的另一個追問則是,這樣不由分說的強勢審判,勝者對敗者的道義裁決,為何總在世間復活,不論是宗教的名義或是革命的名義——當洛倫佐戴著高帽接受紅衣主教的審判之時,難免令人心有余悸地想起公審大會。而當高帽隱形,審判者穿上制度和程序的外衣,權力的狂歡和哭泣的火刑柱又在哪里復活登場?或許這才最令福爾曼——以及那些堅稱“宗教裁判所并非世間唯一的惡”的學者們——所憂心和警惕。借用王怡的話說,宗教裁判所是一個現成的集罪惡之大成的象征。但導演并沒有將其放大到極限,而是將宗教裁判所的罪惡,與后世所謂的正義文明的罪惡并列——而這,亦是為何兩百年前的戈雅在畫完《宗教審判所》后,不憚以同樣的血筆繪述《5月3日的槍殺》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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