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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北京國子監街火神廟商會研究
發布時間: 2019/8/22日    【字體:
作者:鞠熙
關鍵詞:  北京 國子監 火神廟商會  
 
 
摘要
 
本文以19世紀以后北京市東城區國子監街中的市民組織火神廟商會為研究個案,發現傳統北京的社會組織有三大特點:第一,商人在基層社會治理中扮演核心角色;第二,商會不僅是地緣性組織,還首先是商品市場中的經濟合作組織,商人與市民是主體;第三,火神廟商會在傳統城市社會中既是基層治理的主體,也是經濟合作與互助的聯盟,以這一組織為紐帶,在街區居民之間形成中產階層聯盟,降低了經濟風險,有效增強了中下層市民應對社會動蕩的能力。
 
中國傳統城市中的街區是如何組織起來的?政治史與制度史學者偏重城市保甲制度的研究,而民俗學與人類學者則普遍相信,宗教在組織城市街區中發揮了核心作用。1925年,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的顧頡剛等五人對妙峰山廟會進行實地考察后認為,香會即是從前的“社”會,是古代社祭的變形,本質上是地域性的公眾組織。施舟人(Kristofer M. Schipper)提出,在北京城市中,祭拜團體與街區疊合,存在著某種“居住的市民性”(citoyenneté de résidence), 即經由共同居住而形成街區組織,通過共同祭祀來完成自治,并以此為基礎組織經濟關系、血緣關系、同鄉關系等其它人際關系。但也有學者認為,中國傳統城市中不存在市民自治組織,只有“農耕者的都市聚落”(Ackerbürgerstä Fdte)。北京歷史上各種“會”的情況復雜,是否存在嚴格意義上的“社區組織”存在爭議。例如美國學者韓書瑞認為,雖然香會成員受到原有社會關系(主要是居住和職務關系)的制約,但居住關系并不是唯一的基礎關系,“嚴格說來這些群體不能算作明確的宗教共同體,它們與P. Steven Sangren所說的20世紀初臺灣的‘社團’組織更為相像:即為了一年一度的慶典活動松散集結起來的城鄉群體”。通過對北京內城金石碑刻的考察,她進一步提出,香會只是一種寺廟捐贈的共同體,沒有材料說明這些共同體存在明確的空間邊界,也不能證明它們中有街坊公會性質的祭祀組織。趙世瑜認為,東岳廟的香會具有街區性,但并不具有“街坊會社”的性質,也不同于施舟人所設想的模式。本文作者通過對北京寺廟碑刻的長期研究后發現,自18世紀以后,北京內城大量出現基層市民的祭祀組織,其成員相對固定,祭祀活動具有長期性。其中相當一部分的祭祀組織,其成員來自同一街區,共同祭祀的行為實際也是在協調街區關系,不能稱之為由于慶典而組成的臨時團體,而的確具有街區組織的性質。但這些街區組織是否存在明確的空間邊界?其社會功能如何?它們由哪些民眾組成?在社會治理中扮演何種角色?
 
為了回答上述問題,筆者重點考察了19世紀以后北京市東城區國子監街中的市民組織——火神廟商會。通過碑文、檔案與實地調查的相互參照,本文發現,該商會是以國子監街喪葬行業商戶為首組成的街區組織,有比較固定的空間邊界與內部認同關系,通過寺廟祭祀協調街區合作,實現基層自我治理。城市商人以經濟活動為基礎,以民俗活動為表象,通過等級明確但又分工合作的街區組織來協調社會關系,以此為基礎形成的城市社會結構,兼具網絡結構和內部認同兩種性質,它以長期居住為基礎,但也以市場關系、階層關系和民俗認同為連結紐帶,具有較高的穩定性,能抵御一定程度的社會動蕩和外界沖擊。直到1950年代末社會主義改造同時摧毀了居住關系、市場關系、階層關系和民俗認同關系后,這種社會結構才最終退出歷史舞臺。從這一個案中,我們發現,傳統北京的街區組織有三大特點:
 
第一,商人在基層社會治理中扮演核心角色。傳統北京以胡同為基本空間單位,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胡同不僅是居住空間,同時也是宗教空間、商業空間與行政空間。與純粹的居民或通勤職員相比,胡同是街區商人的工作地、居住地與主要社會交往空間,他們因此成為街區組織的中堅力量。
 
第二,由于商人在街區組織中的重要地位,“火神廟商會”這類街區組織不僅是地緣性組織,它還是商品市場中的經濟合作組織。在較小范圍的地理空間內,不同行業間結盟,上下階層間結盟,內部彼此認同、共享市場、經濟互助,對外以整體面貌出現,以應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寺廟祭祀是實現內部凝聚力的重要手段,但神職人員處于相對邊緣的地位,商人與市民才是祭祀活動的主體。
 
第三,以“火神廟商會”為代表的街區組織,在傳統城市社會中既是街區治理的主體,也是經濟合作與互助的聯盟,以這一組織為紐帶,街區居民之間,形成了中產階層聯盟,降低了經濟風險,有效增強了中下層市民應對社會動蕩的能力。中國傳統城市長期的穩定性就根源于此。但是,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城市經濟合作共同體賴以生存的自由經濟基礎,和階層合作結構被破壞,與此同時,單位制的興起使共同體成員的共同居住基礎也被破除,這使得這類街區組織最終退出歷史舞臺。
 
以下,本文將圍繞“火神廟商會”這一19世紀北京國子監街中的街區組織,對上述問題進行詳細說明。
 
01 火神廟的歷史
 
火神廟商會圍繞修火神廟而形成,寺廟歷史就是這一組織的歷史。火神廟創建于清嘉慶七年(1802),32名“引善弟子”合力捐資,購買民宅,改建成這處“一方之保障”的圣地。當時供奉的神像包括火神、財神和魯班三位,他們的功能各自不同:火神是地方神,功能是“是方普濟”;財神是商業神,功能是保佑商人財源廣進;魯班是行業祖師,功能是保佑工匠技藝的精湛。清道光十七年(1837),以天源杠房為首的“鄰近居士”再次重修火神廟,并立碑紀念此事。這通《重修火神廟碑記》中記載,此時火神廟中的神像已增至最少七位,每到“報祈之期”,廟內來往人數眾多。但由于火神廟原址坐北朝南,有悖火神“面離之儀”,因此臨近居士募化眾方,捐資重修,并擴建了寺廟,為前來祭祀進香的人們提供休息場所。此時,火神廟的住持是清嘉慶七年住持彭教誠的弟子孟永清。此后,清光緒十四年(1888)十月,火神廟商會再次重修寺廟,在廟中添建了六間客廳。到了1929年北平特別市公安局對寺廟進行普查登記時,火神廟仍然完好。1940年5月,火神廟當時的管理者李惠林向社會局呈送了寺廟登記表。表中聲稱此廟為“火神廟商鋪公產”,住持繼承或管理慣例是由“各商公推管理”。擁有火神廟的商會沒有正式名稱,1929年的會首為慶豐泰,到了1940年,會首分別是張朗軒和盧華亭。
 
20世紀40年代起,火神廟已基本沒有香火。管廟人李惠林住在前院的小西跨院,負責收房錢。到了1948年時,火神廟內居民增加到九戶,院內只有二十五間房,除去正殿三間供佛,還共住有三十四人。1950年代初,東城區的一個鞋社搬入此廟大殿,將廟內佛像或拉到,或移走。正殿前原來立有石碑,也被埋入地下。鞋社搬走后,房產歸房管所所有。
 
2006年調查時,此廟是民居院落,但除了宋家以外,老住戶均已搬走。現存山門三間,紅色院門,門上有門環,花紋,上有火神廟三字,四級臺階,但已封死,無法出入。另開偏門,院內現存正殿三間,正殿前的石碑被埋在地下。現在廟內住了十幾戶人家,2007年重訪時,火神廟山門已修葺一新,內部也在重修。
 
02 火神廟商會
 
上述所有資料都表明,火神廟為火神廟商會公產,歷來由“各商公推管理”。但這一商會并未在北京市總商會中注冊,自1912年至1938年的歷次北京市商會登記檔案中,均未發現有會址設在國子監街(民國時期名為成賢街)的商會。據此可以推測,這一商會完全是民間性的,甚至是半地下性質的。從寺廟住持和管理人聲稱火神廟為商會所修這一點來看,民國時期的火神廟商會和清嘉慶年間創修火神廟的眾鋪戶之間存在繼承關系。以下,本文將依靠檔案與口述資料,嘗試還原這一民間組織的情況。
 
1火神廟商會的成員范圍
 
在清嘉慶七年的《火神廟碑》中,記載了32名捐資修廟的“引善弟子”,其中12名是以商號名義捐資的,包括1家杠房和1家酒店。天源杠房被放在最顯要的位置,并用比其他捐資人更大更粗的字體標出,說明了這家商號在捐贈者中的地位。清道光七年的《重修火神廟碑》中,以天源杠房為首的“鄰近居士”再次重修火神廟。除了天源杠房之外,八名引善人中還有石慶壽、慶豐酒店的名字也曾經出現在嘉慶七年的火神廟碑上,這表明,火神廟的捐資者——“鄰近居士”是一個相對固定的群體,他們在火神廟中共同祭祀,表現出了較高的認同度。除了八名引善人之外,捐資助善人還包括安定門附近的鋪戶,“引善人”和“助善人”的區別,反映出當時捐資人中,已經有“內部”和“外部”的認同區別。與此同時,火神廟商會也還有較強的生命力,正如檔案中所表明的,直到1940年代,這一商會還推舉會頭,管理火神廟,它是火神廟實際意義上的主人。道光十七年的火神廟碑中,提到“祥今募化各方,殫心竭力”,“永來祥張敬辦”,這說明,出面募資的并不是廟中的住持道衲,而是當時一個字號為“永來祥”的商鋪,這個“永來祥”可能就是道光十七年商人會首。雖然無法得知這一商人組織和火神廟的修建孰先孰后,但從碑文來看,他們每隔數年就會重修火神廟,每次重修火神廟的目的都是為了商鋪聚會的方便。到了民國時期,他們自稱“火神廟商會”,公推會首(或會頭)管理火神廟,每年春秋兩次在廟中聚會以增進感情,火神廟雖然仍然有管理人,但呈報廟產、更換管理人仍然需要商會會首逐條核實。可以說,火神廟是這一商人組織的標志,也是他們的圣地。
 
以火神廟為祭祀圣地,是火神廟商會在民俗空間上最重要的特征。除此之外,火神廟商會的成員還具有“核心層——雇傭層——邊緣層”的組織結構特征。
 
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火神廟捐贈者中的核心層是引善人8名,從碑文中來看,他們都是火神廟周圍的臨近居士,早就想要修廟,但是“獨木難支”。解決經費問題的辦法不是增加引善人(核心成員),而是由會員出面募化眾方。在這8名引善人中,這個自稱為“祥”的字號(或者是個人)承擔了主要的募捐任務,并且將自己的名字用小得多的字體寫在末尾,根據碑文閱讀經驗,這種情況往往更加證明了“祥”的特殊地位。這表明,經過30余年的發展,至少在道光年間,這一商人群體已經具有了一定的組織內部分工、結構和認同度,實際上已經具有一般意義上的“社會組織”的品格。
 
捐贈者結構的雇傭層是焚修道士。清嘉慶七年,也就是火神廟初創之時,焚修道士共有三名,為“住持道衲彭教誠、徒孟永清、孫林元義、曾孫林明輝”。清道光十七年時,彭教誠可能已經去世,接替住持職位的是他的徒弟孟永清,寺中另外還有孟永清的徒孫林明輝。30余年寺廟道眾基本未變,保持了創廟時道統的一脈相承。從以往經驗來看,北京內城的寺廟買賣、轉手是相當普遍的,火神廟的道士變動很少,可能與道士只相當于“看廟人”,不是寺廟實際意義上的主人有關。
 
捐贈者結構的邊緣層是助善人,也就是募化活動中的一般捐贈者,他們的范圍僅限于東城區的北部。這說明,當時商人們的實際活動范圍并不大。另一方面,按照碑文中的敘述將助善人的范圍標注在地圖上之后,清楚地發現,這些助善人實際上都集中在東直門內大街、安定門內大街和雍和宮大街,以及東直門內南北小街兩側。這幾條大街在清代中期以后都是繁華的商業街,這證明助善人也可能也以商鋪為主,可以說,火神廟的修建與維持,基本得益于商人的捐助,或者說,得益于清中期以后北京內城商業的發展和商品經濟的發達。根據碑文中提到的捐資人居住地點,我們可以基本繪出火神廟的募資范圍示意圖。
 
2火神廟商會的組織性質
 
雖然火神廟商會缺乏記載,火神廟周圍居住的老住戶對它的回憶也不多,但結合不多的碑文資料和田野訪談資料,本文認為,火神廟商會應該是基于婚喪行業中,基于市場分工與合作形成的街區性組織。
 
正如前所說,道光十七年的火神廟碑中記錄了鄰近的8位主要捐資人,涉及行業包括轎鋪、當鋪、紙馬鋪、酒店、杠房和棚鋪。至今,火神廟西鄰仍然住著一戶當年“天源棚戶”的后人。正是通過對他們的調查,本文得以了解火神廟商會的組織性質。
 
天源棚戶原位于國子監街80號,即火神廟西鄰。據天源棚鋪后人趙某回憶,她祖父出生于1847年,至少在1870年便接手天源號,而在她印象中,父親在世時頻繁出入火神廟,是火神廟商會的重要成員,因此火神廟內也供奉著棚匠行的祖師魯班。關于《火神廟碑》中的“引善人”以及火神廟商會,趙某說:“這都是婚喪口上的,比如說,有喪事不得搭棚吧,他得要棺材吧,得抬杠吧,就這么來往”。換句話說,火神廟商會的核心成員,是由于婚喪行業中商業往來而形成的街區組織。甚至容易被我們所忽略的酒店,實際也與這一行業有著直接聯系。用另一位傳統婚喪業從業者關某的話來說就是:“你這辦事兒沒廚子哪兒成啊,對不對” 。據趙某回憶,棚鋪與杠房、轎鋪等來往甚密,以前他們在火神廟中聚會議事,當火神廟成為大雜院后,各鋪鋪掌就都在分司廳內的西大院茶館議事。這說明,婚喪行業的商鋪之間,出于市場合作的需要,發展出自己的公共空間,這一空間,以前是作為圣地存在的火神廟,1940年代以后變成茶館。
 
19世紀重修火神廟的八家商鋪,其確切地址我們如今已經很難知曉。但通過查閱民國時期戶口檔案和工商檔案能發現,從安定門內到東直門內大街這一段距離內,在1940年代左右共有約250家商鋪,其中與婚喪業有關的商鋪不過10家,與清道光十七年記載的8家相差不遠。結合趙某的回憶情況,我們能繪制出1940年代火神廟商會核心成員的分布范圍。
 
事實上,火神廟商會這樣的婚喪行業合作組織并不是特例,在19世紀至20世紀50年代以前的北京城中,存在數個類似的民間組織。西四白塔寺附近的鴻順堂棚彩就是一例。鴻順堂棚彩專應佛事(即喪事),用其后人關某的話說,“按現在說法就是一條龍似的,咱們是全都能給辦了”,但實際上鴻順堂經營的主要是彩局和響器,根本無法包攬婚喪儀式的全部,它經營的竅門就在于和其他行業之間的密切關系。在鴻順堂最興旺的那幾年,和他們長期來往的關系戶包括:太平倉劉家棚鋪、葡萄園德成號家伙座兒鋪、錦什坊街瑞隆齋冥衣鋪、廚子楊老頭、阜成門內大街慶升號棺材鋪帶杠房、缸瓦市日升號杠房、豐盛胡同東口永吉號杠房。
 
結合火神廟商會與白塔寺地區婚喪業商會的情況可以看出,傳統北京城市中,婚喪行業非常發達,社會分工高度發展,同行內競爭激烈。因此,圍繞婚喪業市場,同一街區范圍內的不同行業之間相互合作,形成商人組織,使行業合作與市場競爭趨于良性。不同組織之間以地域為單位相對切分市場,在本街區范圍內,不僅商會的核心成員之間關系緊密,街區內其他市民也對他們有很高的認同度,從而形成典型的“熟人經濟”。這不僅表現為街區居民在消費意愿上主要認同本街區商鋪,也表現為街區內的經濟互助。
 
火神廟商會內的經濟互助,至少在1900年代左右已經產生,并一直維持到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最終完成之前。從某種意義上說,通過經濟互助所形成的街區關系,是《火神廟碑》中助善人群體得以存在的基礎。
 
據趙某說,自從她記事起,天源號從附近糧店、油店、肉店等商鋪購物,就從來不用現金,而是采取記賬的方式。記賬的折子一式兩份,一份保存在天源號內,另一份保存在店家手中,“肉鋪有肉的,菜鋪有菜的,糧食有糧食的。”賬目以當日價格為準,每年結算一次,結算時間不定,一般是在夏季(棚鋪旺季)過后。根據趙某的回憶,當時與天源號棚鋪保持這種賒賬關系的商鋪有糧店、肉店、布店和油鹽店(圖9)。
 
天源號和它們之間的關系,有如下三種特征。
 
首先,商家之間的這種記賬關系,不是1940年代突然興起的產物,據趙某說,至少從她爺爺開始,就用折子記賬了。同時,這種關系主要是針對杠房、棚鋪等喪葬行業的,因為它們都無法做到全年盈利。杠房是典型的“十年不開張,開張吃十年”的行業,而棚鋪除了應紅白喜事之外,夏季涼棚是主要的收入來源,有強烈的季節性,用趙某的話來說就是“比如說冬季我們活兒少,米面一樣得吃啊,得生活啊,到時候活兒忙的時候再還上,都有折子。”正是出于這樣的原因,火神廟商會中的喪葬行業商鋪,往往與這些日常消費類商鋪形成合作關系,“賬本”或說“折子”,就是這兩種不同行業之間形成聯盟的象征性標志物。
 
其次,天源號與記賬商鋪之間,存在相互選擇的過程。用趙某的話來說就是:“它也看你,按現在的說法,看你有沒有償還能力,沒有償還能力人家不給記賬。”比如說,火神廟內的東天成棚鋪、安定門內大街的耿家福盛永棚鋪就沒有商鋪記賬,原因是資本不如天源號雄厚。而在商鋪選擇天源號的同時,天源號也在選擇商鋪,選擇條件首先是歷史形成的認同關系,例如天源號附近有兩家糧店,天源號偏偏選擇距離自己較遠的一家,原因是這家開張早,“一直在那兒買,不能來回換。”其次,天源號選擇的條件還有階層因素,國子監街內有家非常大的布鋪,但天源號并不和它來往,相反,和天源號來往的商鋪都是中等規模,“鴻三元是兩間門臉兒,賣豬肉的也是兩間門臉兒。賣菜的自個兒是一個大的菜攤。”這種相互選擇造成的結果正是形成中產階層聯盟,一方面降低經營風險,另一方面,其實也是對大商業資本的一種抵抗。
 
最后,由記賬形成的街區經濟合作關系,保證了商鋪有較強的抗變能力。一方面是消費者可以相對寬松地安排流動資金,另一方面是供應商有穩定的市場和收入來源。正如趙某所回憶的,甚至日本時期(指1937年日本侵略北平以后)糧食困難,糧店、菜攤等還是盡量保證對天源號的供應,“吃喝不愁,日本時期那時候供合面,我們沒吃著。我們自己也有糧。我們那時候生活也算很不錯,反正比一般的人稍微強點兒。到什么季節準吃什么。”而同時,天源號也對這些商鋪格外照顧,糧店、肉鋪一到夏天都搭涼棚,天源號一定以最低價給他們搭。這種街區經濟合作關系一直維持到了1950年代,國家對糧食、油鹽、肉類實行統供統銷,大量商鋪鋪長放棄私營進入工廠,居民們離開家住進單位宿舍之后才宣告瓦解。
 
最后還要說明的是,通過田野調查了解到,以火神廟商會為代表的商人組織,其內部不是單一、平面化的,而是往往以某一個相對大資本額的商鋪為首,聚集起眾多底層商人,大資本額商鋪在組織中充當社會資源分配者的角色,同時也要承擔起維護商業秩序、抗衡外界壓力與對外競爭的功能。例如鴻順堂關家,每到逢年過節,關家常去日升、慶升等大杠房拜年,因為它們能拉到生意,相反,其他行業的商鋪往往是來藏經殿拜年。這是因為,權力主要來自于市場,誰能占有市場,誰就在行業聯盟中擁有權力。日升、慶升等大杠房,歷史悠久,曾應過光緒、慈禧、袁世凱等大喪,并與社會上層人物來往密切,民國時期北京幾次大的出殯事件,都由它們應下,再由他們分給其他相關行業的關系戶。也因此,關家才得以參與吳佩孚等大人物的喪禮。而另一方面,大杠房也必須得保持與鴻順堂等商鋪的親密關系,時刻注意以“回禮”的方式維持民俗關系中的平等,因為如果沒有大量中下層商鋪的鼎力支持,這些上層商鋪根本無法做到面面俱到,也無法在激烈的競爭中維持名聲。這樣,在不斷的相互確認民俗關系的活動中形成的階層關系,與其說是階級關系,不如說是資源的集中分配,處于金字塔頂端的上層商鋪,具有某種“市場代表”的性質,它所代表的不僅是自己,而是處于鏈條上的各層商鋪,它們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3火神廟商會的消失
 
綜上所述,火神廟商會主要是以婚喪行業商戶為核心形成的街區性組織。在這一組織中,歷史悠久、資本雄厚的商鋪處于權力頂端,它們在集中分配市場資源的同時,也必須承擔起協調商會成員與街區居民之間關系的責任。街區范圍內的婚喪行業在長期的緊密合作中形成商會,它首先是市場分工與經濟合作組織,但是因為這一組織深深扎根于城市街區之中,其生存強烈依賴于街區居民的認同與信任,因此也與街區其它商業形式組成了經濟互助組織。正是在這樣的機制基礎上,才會出現國子監街八家婚喪業店鋪主要捐資,吸收街區其他捐贈者參與,創建重修火神廟,并使之成為“一方之保障”的歷史。一方面是喪葬行業內部的權力集中,另一方面是喪葬業對街區的依賴,喪葬業中的上層商鋪因此成為街區秩序的堅定維護者,自覺承擔起街區治理的責任。道光十七年的《火神廟碑》顯示,天源杠房雖然不是此次修廟行為的主事人,然而它的捐資數目仍然是最多的,從側面反映出它對自己地位的認識(或者也是其他成員對它應處地位的期待),以及對街區事務的責任感(或者也是其他成員對它應承擔責任的期待)。
 
以火神廟商會為標志的街區組織一直存續到了20世紀年代。至少在1888年時,火神廟商會還將火神廟作為祭祀地點,而最多到了1940年時,火神廟內已經沒有燒香祭祀的活動,開始大雜院化。火神廟商會失去了共同祭祀的特征,但仍保留了市場分工與合作的經濟聯系。從現有材料來看,這種經濟聯系的崩潰最初起源于公私合營的開始。以天源號為例,1956年公私合營開始后,天源號的鋪掌進入北京市第五建筑公司當工人,這對天源號的獨立經營是一次不小的打擊。但直到其父去世之前,天源號棚鋪還與周圍的杠房、棺材鋪等保持著業務往來關系。伴隨著其父的去世,天源號失去了個體經營基礎,最終退出婚喪業經濟舞臺。而某些僥幸從公私合營高潮中生存下來的婚喪業商鋪,如鴻順堂,也在1963年北京市政府明令禁止婚喪業后停業。自此,火神廟商會所反映的婚喪業商人組織,基本徹底退出了北京城市社會。
 
由于國家對糧、油、米面和肉類等生活必需品的控制,街區經濟互助組織面臨更多的考驗。據趙某等人回憶,早在日偽政府統治時期,政府就控制了米面業、肉業等銷售,街區中的相應店鋪大多經營不佳,這影響了街區經濟互助的能力,但并未對這種街區組織造成致命打擊。另一方面,正是由于這種街區經濟互助緩沖社會危機,讓個體商鋪有更好的自我調節能力,社會動蕩在某種程度上還強化了經濟合作。因此,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國家實行統供統銷政策,打擊個體經營形式,大量商鋪放棄私營進入工廠,居民離開家住進單位宿舍之后,國子監街的街區經濟互助組織才最終消失。
 
總之,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城市經濟合作共同體賴以生存的自由經濟基礎和階層合作結構被破壞,與此同時,單位制的興起使共同體成員的共同居住基礎也被破壞,主要通過寺廟與共同祭祀而維系的民俗認同關系不復存在,火神廟商會所代表的北京城市傳統街區治理結構也最終退出了歷史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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