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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合憲性辨析
發布時間: 2019/8/22日    【字體:
作者:莫紀宏
關鍵詞:  人民檢察院 組織法 憲法 合憲性  
 
 
摘要:考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立法的歷史變遷,不同階段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存在合憲性、正當性方面的問題。2018年新修訂的《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文本規定,在形式和內容兩個方面都存在合憲性評價方面應當關注的理論問題。2018年新修訂的《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盡管在形式合憲方面還存在一些需要在法理上進一步加以論證的問題,但在法律功能上卻很好地體現了現行憲法關于檢察機關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的各項制度要求,為保證司法體制改革,進一步發揮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功能起到了很好的法治保障作用。
 
1979年7月1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根據1983年9月2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決定》第一次修正,根據1986年12月2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的決定》第二次修正,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以下簡稱《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第1條明確規定:“為了規范人民檢察院的設置、組織和職權,保障人民檢察院依法履行職責,根據憲法,制定本法。”從上述規定來看,新修訂的《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無疑是高度關注自身合憲性的。“根據憲法,制定本法”充分反映了立法者對《人民檢察院組織法》本身的憲法依據的重視,所以,從審查《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立法意圖來看,立法者是不可能存在主觀上的違憲、與憲法不一致或與憲法相抵觸的立法故意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從法理上不能基于合憲性審查理論,對《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合憲性做更深層次的理論分析,從而更好地認識黨的十九大報告所提出的“推進合憲性審查工作”的重要意義。從我國現行憲法第67條賦予全國人大常委會享有憲法解釋的職權規定來看,由于新修訂的《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已經明確地表態屬于“根據憲法,制定本法”,這一結論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基于憲法的授權對自身立法是否合憲做出的正式法律判斷和明確結論,因此,在實踐層面,不能再以違憲為由請求審查《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合憲性,必須要以實施新修訂的《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為契機,保證憲法實施,維護憲法的法律權威。從法理層面來分析《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合憲性問題主要是從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角度進一步深入分析《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在實施過程中需要通過法律解釋或者是檢察解釋加以進一步明確的事項,從而為《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有效實施提供充分的法理依據。
 
一、《人民檢察院組織法》歷史變遷中的合憲性問題
 
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在新中國立法史上的存在有一定的特殊性。建國初期,早在1951年9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就通過了《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暫行組織通則》及《各級地方人民檢察署組織通則》,并于1951年9月4日由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生效。上述關于人民檢察院的組織立法高度關注了自身的立法依據,例如,《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暫行組織通則》第1條明確規定:“本條例依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第五條、第二十八條及第三十條之規定制定之。”根據上述規定,《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暫行組織通則》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的相關條文制定的,從立法的合法性角度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可以視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暫行組織通則》的“上位法”和法律依據,這樣的立法技術已經體現了立法本身的“合憲性”要求。盡管《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并不具有憲法的特性,但是卻成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暫行組織通則》的立法依據,體現了立法本身的正當性特征。
 
1954年9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通過之后,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于1954年9月21日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組織法》,該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共計22條,并沒有在文本中明確“根據憲法,制定本法”,從立法正當性角度來看,1954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并沒有建立自身與1954年憲法之間的“上下位法”關系,從形式合憲角度來看,無法得出該人民檢察院組織法是與憲法相一致或不相抵觸的結論。更有意思的是,1954年制定的《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一直到1987年11月24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作出決定:批準《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關于對1978年底以前頒布的法律進行清理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以及附件一《1978年底以前頒布的已經失效的法律目錄》、附件二《1978年底以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準的已經不再適用的民族自治地方的組織條例目錄》之后,作為已經由新法代替的41件法律之一,與《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暫行組織通則》及《各級地方人民檢察署組織通則》一同失效。但是,全國人大常委會上述決定并沒有說明1954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何時失效,特別是《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暫行組織通則》及《各級地方人民檢察署組織通則》在1954年憲法誕生后是否還有效,是否與1954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并行生效直至1979年新的《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生效之日起失效等等,這些最基礎的法理問題都沒有予以明確。從法理上推斷,1954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應當在1979年7月1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后失效,而《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暫行組織通則》及《各級地方人民檢察署組織通則》應當在1954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生效后失效。但是,1987年11月24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作出的決定并沒有做上述區分,就存在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存在形式相當模糊的問題,這反映了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在早期的立法體制下沒有考慮到立法的正當性和立法依據的科學性問題,很難將1954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以及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暫行組織通則》及《各級地方人民檢察署組織通則》納入到規范和科學的合憲性審查框架中來審查其立法的正當性。
 
1979年7月1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1979年7月5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令第四號公布、1980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組織法》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恢復社會主義法制的背景下制定的。該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并沒有說明立法的依據,但在第4條第二款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通過檢察活動,教育公民忠于社會主義祖國,自覺地遵守憲法和法律,積極同違法行為作斗爭。”根據1979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制定的時間,可以推定該法第4條第二款所規定的人民檢察院自覺遵守“憲法”的規定,這里的“憲法”應當是1978年憲法。事實上,1979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法律依據是1978年憲法。1975年憲法第25條第二款規定:“檢察機關的職權由各級公安機關行使。”由此可以推定,1951年出臺的《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暫行組織通則》及《各級地方人民檢察署組織通則》因為1975年憲法上述規定而失去了合憲性,故從邏輯上來看,1987年11月24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作出決定,宣布1951年出臺的《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暫行組織通則》及《各級地方人民檢察署組織通則》已經被1979年出臺的《人民檢察院組織法》所代替這種補充性說明完全沒有必要,而且也不是因為1979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出臺上述兩個法律文件被代替而失效,根本的原因是1975年憲法已經規定檢察機關的職權由公安機關行使,故根據1975年憲法,1951年出臺的《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暫行組織通則》及《各級地方人民檢察署組織通則》已經不具有合憲性。1978年憲法第43條恢復了1954年憲法規定的人民檢察院的憲法地位,明確規定:“最高人民檢察院對于國務院所屬各部門、地方各級國家機關、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公民是否遵守憲法和法律,行使檢察權。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和專門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的范圍行使檢察權。人民檢察院的組織由法律規定。最高人民檢察院監督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和專門人民檢察院的檢察工作,上級人民檢察院監督下級人民檢察院的檢察工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負責并報告工作。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負責并報告工作。”隨后,1979年7月1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關于修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若干規定的決議》,該決議通過修改1978年憲法第43條,明確規定:“最高人民檢察院領導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和專門人民檢察院的工作,上級人民檢察院領導下級人民檢察院的工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負責并報告工作。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它的常務委員會負責并報告工作。”在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對1978年憲法作出上述修改的同日,五屆人大二次會議同時通過了《人民檢察院組織法》。所以,從立法事實上來看,是先有1978年憲法關于人民檢察院憲法地位的規定以及1979年7月1日五屆人大二次會議對1978年憲法關于人民檢察院領導體制和活動程序的修改規定,然后才有1979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出臺。1979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雖然沒有在條文中明確說明是“根據憲法”,制定本法。從全國人大通過1979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時間順序和法律效力上來看,1979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立法依據是1978年憲法。
 
1979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生效后,遇到了1982年現行憲法的誕生。從法理上來看,1982年憲法與1978年憲法在關于人民檢察院的憲法地位的規定上立場是一致的,因此,可以推定,根據1978年憲法制定的1979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也是符合1982年現行憲法要求的,只要該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在繼續生效過程中沒有被明確宣布違反了1982年憲法的規定。這就是說,1979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在1982年現行憲法生效后仍然具有合憲性,盡管它自身的直接立法依據是1978年憲法。1982年憲法誕生后,1983年9月2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通過、1983年9月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六號公布施行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決定》,該決定有兩個特征:一是屬于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法履行現行憲法第67條第(三)項規定的職權,即“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進行部分補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該法律的基本原則相抵觸”;二是該決定是在1982年現行憲法通過之后做出的,應當說該決定并不違反1982年憲法的精神。
 
1979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在實施過程中,總共經過了三次修改,包括1983年修改、1986年修改和2018年修改。1986年修改在我國的立法制度上開創了先例,1979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在1986年修改時不是通過對《人民檢察院組織法》自身的修改決定來修改的,而是通過對地方組織法的修改間接地修改了1979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相關規定。1986年12月2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作出的《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的決定》中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第三十五條第二款、《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第二十二條第一款按照本決定第十八條作相應的修改。”從立法技術上講,通過修改地方組織法從而對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也作出相應修改,是我國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常設機構在行使立法權方面的“創新”,這充分說明了人民檢察院組織法與其他法律之間的緊密聯系,也說明了國家機構組織規范之間具有整體性和協調性,對某一個國家機關組織法的修改必須同時考慮與其緊密聯系的其他國家機關的組織法是否也要做相應變更,這種修改思路比較接近“合憲性審查”的邏輯。
 
1979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經過1983年、1986年兩次修改后,在規范人民檢察院的各項活動、推進檢察體制改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對其進行了第三次修訂。此次修訂涉及整個司法體制改革,其重要性不言而喻。2018年新修訂的《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于2018年8月24日還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進行了審議。該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工作規則》、《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2018年工作要點》,審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修訂草案)》、《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修訂草案)》。習近平總書記在會議上指出:“要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深入研究司法責任制綜合配套改革方案,加快構建權責一致的司法權運行新機制。”上述充分說明2018年新修訂的《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重要性,也是黨領導立法原則的重要體現。1979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在具體實施中,其自身的合法性、正當性始終得到了立法部門的高度關注,這就為從合憲性審查的角度來評價《人民檢察院組織法》提供了最基本的法律依據。
 
二、《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憲法依據問題
 
縱觀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立法的歷史演變,雖然從總體上來看,立法的精神始終關注與憲法保持一致,但在立法形式上確實也存在關注合憲性不夠具體細致的問題。1951年出臺的《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暫行組織通則》及《各級地方人民檢察署組織通則》沒有在條文中建立起與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之間的法律聯系,存在合憲性依據不明的問題。《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暫行組織通則》雖然提到依據《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相關規定制定,但《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畢竟不是憲法,也不具有作為臨時憲法《共同綱領》那樣的法律效力①。1954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盡管是在1954年憲法誕生之后出臺的,但在文本中并沒有闡述與1954年憲法之間的邏輯關系,只能從條文的實體內容和制度上判斷是否與1954年憲法相一致,這就說明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在早期發展的過程中,對自身的合憲性問題不夠關注。1979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在合憲性上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沒有從法律效力上明確自身與1954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之間的關系,直接導致了198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把1954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作為已經被新法代替的法律而被宣布失效,但法理上的問題就是在198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宣布1954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失效之前,事實上在制度層面存在1954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與1979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長期共存的問題,甚至還與1951年出臺的《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暫行組織通則》及《各級地方人民檢察署組織通則》長期共存,這說明了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在自身發展的過程中,曾經存在著立法形式不規范、不科學的問題。1979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也沒有說明自身與憲法的關系,盡管從事實上可以判定1979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是基于1978年憲法制定的,但由于對1978年憲法的法律效力和存在的合法性的投鼠忌器,導致對1979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自身的憲法依據語焉不詳。直到2018年第三次修改1979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時,才在第1條明確規定“根據憲法,制定本法”。所以說,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形式上的合憲性直到2018年剛剛具備,這一方面說明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立法技術和理念的不斷進步,另一方面也體現了最高國家立法機關對法律自身應當具有的合憲性品格的尊重。
 
從2018年新修訂的《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實質合憲來看,也存在一些需要在法理上進一步加以研究和探討的問題。2018年新修訂的《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第1條明文規定:“為了規范人民檢察院的設置、組織和職權,保障人民檢察院依法履行職責,根據憲法,制定本法。”很顯然,新修訂的《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立法宗旨是要解決人民檢察院的“設置、組織和職權”問題。而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根據憲法,制定本法”。但是,根據2018年3月1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審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的最新規定,現行憲法第135條第三款明確要求:“人民檢察院的組織由法律規定。”據上規定,現行憲法非常明確地講人民檢察院的“組織”由法律規定,對于人民檢察院的“設置”、“職權”,現行憲法并沒有明確授權法律可以加以規定,所以,從合憲性形式審查的角度來看,2018年新修訂的《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第1條就必須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擴張性解釋,才能與現行憲法第135條的規定精神相一致。此外,新修訂的《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第3條明文規定:“人民檢察院依照憲法、法律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設置。”現行憲法并沒有明確規定法律可以規定人民檢察院如何設置,而新修訂的《人民檢察院組織法》自行確定人民檢察院的設置方法,上述規定需要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進一步解釋和說明。憲法與法律之間的立法事項不是簡單的立法任務分工,存在著立法自身的正當性、科學性的價值判斷。姑且不說新修訂的《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在現行憲法沒有明確授權的前提下就自行詳細規定了人民檢察院的“職權”這本身是否“違憲”或者“與憲法不一致或相抵觸”,由新修訂的《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作為下位法來規定作為上位法的“憲法”應當規定什么,從立法理論上看,是不嚴謹的,這與201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3條所規定的“立法應當遵循憲法的基本原則”的“依憲立法”并不一致,這個問題盡管在實踐中沒有受到理論界的特別關注,但在建立科學和有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立法理論和憲法理論方面還是很重要的,需要引起立法部門和理論界的高度關注。
 
三、《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在推進檢察體制改革中的法治保障作用
 
盡管2018年新修訂的《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在形式合憲上存在諸多值得進一步探討的理論問題,但作為現行憲法關于人民檢察院各項規定的具體化,《人民檢察院組織法》還是處處體現了現行憲法的各項精神和要求,為有序地推進檢察體制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1
《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修改是基于檢察體制改革的要求
 
1979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生效39年來,盡管中間經過了1983年和1986年兩次修改,但總的來說,《人民檢察院組織法》所建立的基本檢察制度是有效的,并且與現行憲法所確立的檢察體制相一致。但隨著司法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檢察體制改革也要作出適應性改革,特別是在2016年底開始推行的監察體制改革,直接關系到人民檢察院自身的法定職權和各項法律任務,在這個大的背景下,為了保證《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始終與憲法相一致,很好地適應司法體制改革的要求,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從2013年起就開始部署對修訂《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調研工作。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產生以來,全國人大代表提出修改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議案共32件。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領導下,抓緊研究修改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修改工作遵循以下基本原則:一是修改工作是在現行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基礎上進行的,其基本制度和許多規定都要保留。二是努力體現司法體制改革成果,使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用法律制度鞏固司法體制改革成果。三是準確把握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調整范圍,妥善處理與訴訟法、檢察官法等法律的關系。四是人民檢察院組織法涉及面廣,有些改革還在試點過程中,對一些實踐不夠、尚未達成共識的問題,只作原則性規定或者暫不作規定。五是特別關注了《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憲法依據,解決了《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立法依據“根據憲法,制定本法”問題,明確了《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憲法依據,為從實體上進一步細化現行憲法關于人民檢察院的各項規定奠定了堅實的憲法基礎。
 
 
2
適應了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要求,建立了配套的檢察制度
 
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是事關全局的重大政治體制改革,涉及檢察院職權和人員的重大調整。2018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努力做到與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相銜接,特別是與2018年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所增設的“監察委員會”各項規定相一致,將1979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規定的“對于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進行偵查”,修改為“依照法律規定對有關刑事案件行使偵查權”(第20條第(一)項),保證現行憲法的有效實施。人民檢察院行使偵查權的具體情形,應當“依照法律規定”,主要指依照刑事訴訟法、監察法的規定。根據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在檢察院職權中增加規定“依照法律規定提起公益訴訟”(第20條第(二)項)。上述規定很好地體現了立法與改革的關系,體現了《人民檢察院組織法》與時俱進的立法品格。
 
3
認真地貫徹落實了現行憲法所規定的反對特權原則和獨立行使檢察權原則
 
2018年新修訂的《人民檢察院組織法》比較全面地體現了現行憲法所確立的各項法治原則,特別是關于國家機構活動的組織原則。為了貫徹現行憲法第136條規定的“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2018年新修訂的《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第4條重申了上述憲法原則,規定:“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為了保證現行憲法第5條第五款“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原則的落實,2018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第5條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行使檢察權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組織和個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視。”第47條還規定:“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要求檢察官從事超出法定職責范圍的事務。對于領導干部等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或者人民檢察院內部人員過問案件情況的,辦案人員應當全面如實記錄并報告;有違法違紀情形的,由有關機關根據情節輕重追究行為人的責任。”可以說,2018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特別關注自身條文與現行憲法各項規定的一致性,通過立法進一步強化了憲法原則在規范人民檢察院設置、組織和職權方面的重要指引作用,保證了“依憲立法”、“依憲檢察”各項原則的具體落實。
 
4
充分體現司法責任制的要求
 
我國現行憲法第5條第四款明確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對于不依法履行職責的國家機關以及國家工作人員必須要追究相應的法律責任。2018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比較好地體現了司法責任制的要求,其第8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實行司法責任制,建立健全權責統一的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對于以員額制為基礎的司法責任制改革的成果做了充分肯定,第41條明確規定:“檢察官實行員額制。檢察官員額根據案件數量、經濟社會發展情況、人口數量和人民檢察院層級等因素確定。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官員額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商有關部門確定。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檢察官員額,在省、自治區、直轄市內實行總量控制、動態管理。”上述規定既體現了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和黨的十九大關于強化司法責任制的各項精神,同時又通過具體的法律規定保證了憲法賦予檢察機關和檢察人員的憲法職責的有效履行,體現了“責權相統一”的法治原則。
 
總之,相對于1979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而言,2018年新修訂的《人民檢察院組織法》更加關注了形式上與憲法的相一致,在實體規定中也是盡量在條文中直接體現憲法的相關規定或精神,與此同時,還對憲法中的許多比較抽象的關于檢察機關的活動原則做了具體化的規定,從而充分體現了作為憲法具體化的法律所應當具有的立法功能。認真貫徹落實2018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既是認真貫徹落實現行憲法的需要,也是全面深化檢察體制改革的法治保障,應當在進一步提升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形式合憲性的基礎上,努力完善各項檢察制度,充分發揮檢察機關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各項法治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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