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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的科學界定
發布時間: 2019/8/22日    【字體:
作者:徐玉成
關鍵詞:  “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 宗教自由 宗教事務  
 
 
——學習趙樸初居士關于宗教事務理論的一點體會
 
趙樸初居士2000年5月21日逝世后,《人民日報》2000年5月31日發表的《趙樸初同志生平》中指出,“樸初同志是著名的社會活動家,偉大的愛國主義者,是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他一生追求進步、探索真理,孜孜以求,矢志不移。在近70年的漫長歲月中,他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親密合作,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為造福社會、振興中華,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貢獻。”【1】
 
趙樸初居士在領導中國佛教協會近五十年的豐富經歷中,與中央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領導集體有著深厚的友誼和密切的聯系,同時又與廣大佛教界人士有密切的接觸和聯系。特別在與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密切聯系中,他深刻體察到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李維漢等中央領導同志,對社會主義條件宗教信仰自由問題的思想和政策,并且在改革開放以后,一貫堅持和積極協助中央政府貫徹落實這一政策,“以高度負責的精神,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宗教理論和工作,坦誠提出許多寶貴意見和建議。他恪盡職守,殫精竭慮,為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理論與實踐做出了杰出的貢獻。”【2】他的這些意見和建議,已經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思想理論和政策體系,主要體現在他從1981年在中央黨校《理論動態》上發表《對宗教方面的一些理論和實踐問題的認識與體會》開始,到1999年佛牙舍利赴香港供奉的講話為止的有關宗教工作的文章、發言和講話中,是中國佛教協會在新時期協助黨和政府貫徹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寶貴思想財富。
 
趙樸初居士在諸多宗教工作的論述中,對宗教事務和宗教事務管理的內涵和外延,有他獨到的見解。本文所論述的,是學習趙樸初居士對宗教事務及宗教事務管理方面理論的一點體會。
 
一、從周總理給中央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的命名談起
 
從1986年我調到中國佛教協會工作開始,在我所參加趙樸初居士召集的許多次會議上,在談到中央人民政府為宗教事務部門和民族事務部門命名時指出,在五十年代初,當時中央人民政府叫政務院,周恩來同志任政務院總理,政務院下設教科文衛委員會,郭沬若同志任主任,下設機構中有宗教事務局和民族事務委員會。趙樸初居士說,這兩個機構的名稱是周總理親自命名的,它們既不叫“宗教管理局”和“民族管理委員會”,也不叫“宗教事務管理局”和“民族事務管理委員會”,而是就叫“宗教事務局”和“民族事務委員會”,從其命名的涵義可知,這兩個部門與“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的職能有很大的不同:前者不能像后者一樣,采取“帶強制性的行政命令”的措施去管理宗教活動與民族活動。因為我國是政教分離的國家,政府不能干預宗教的內部事務,也不能由政府包辦代替宗教界的內部事務。因此,中央確定為“宗教事務局”和“民族事務委員會”的名稱,從來不加冠 “管理”二字,這就從名稱上減少了上述機構“帶強制性行政命令”色彩與職能的意義,賦予宗教事務工作機構與民族事務工作機構更多的保護、團結與服務的職能,與其所承擔的工作對象、工作任務和工作范圍比較適宜,對于團結民族上層和宗教界人士,對于體現人民政府對黨的統戰對象的親和力與凝聚力,產生極其巨大的影響。所以,周總理的命名是有良苦用心的,也是很規范、很科學,很有前瞻性的,完全符合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政府不是要做官,而是要服務,體現了中央人民政府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二、關于“國家對宗教和宗教活動進行管理”概念的討論
 
1、早在六十年代中期,在反教滅教等極“左”思想的影響下,有人提出了“國家對宗教進行管理”的概念,趙樸初居士曾經多次指出,政府部門提出“國家對宗教進行管理”,就是國家用帶有強制性的行政命令和行政措施去管理宗教,這與周總理對宗教事務局的命名的用意是背道而馳的,也與我們國家實行政教分離的原則不相符合。同時,宗教的概念很廣大,它既包括宗教事務、宗教活動場所、宗教文化事業、宗教對外交往活動、宗教教育、宗教慈善事業、宗教界與社會各界的互相聯系等等;也包括宗教的思想信仰、宗教活動、宗教儀式、宗教人員和信教群眾等等;還包括宗教教理、宗教教義、宗教戒律、宗教神學理論等等。政府對上述范圍如何進行管理?管什么?如何管?都是值得研究的。不能提出一個口號,發出一個命令就管理了,這樣可能會出問題的。
 
2、1980年6月14日,《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正確理解和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文章,強調指出“國家對宗教活動進行管理”的提法。實際上,這個提法與“對宗教進行管理”是一脈相承的,顯然這個提法也是違反周總理親自命名深意的。為了澄清這個政策問題,1981年,趙樸初居士在中央黨校主辦的《理論動態》上發表《對宗教方面的一些理論和實踐問題的認識與體會》的文章,明確予以駁斥,他指出:“這個提法是不正確的”。并且對這一提法進行了深刻剖析,現將剖析的內容摘錄如下:
 
“國家政權機關對社會上某種活動進行管理,這是一種什么性質的管理呢?它是指國家政權機關依法采取‘帶強制性的行政命令’【3】的措施管理這種社會活動。所以,‘國家對宗教活動進行管理’只能是指國家采取‘帶強制性的行政命令’的措施去管理宗教活動。這實際上是以行政命令干涉教徒的宗教活動的變相用語,是違反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的。今天,突出強調這個提法,是左傾思想在宗教工作上長期的嚴重的影響還未肅清的一種表現。”
 
“舉一個比喻,服務局為了保證市民飲食供應充足和衛生,必須對菜場、飯店進行管理,卻不可對市民買菜吃飯的活動本身進行管理。如果顧客借飲酒問題砸鍋打碗或酗酒鬧事,那就應當由公安部門來管。服務局不得因發生了這類事例,而對市民吃飯喝酒的私人事情,也要采取行政命令手段進行管理。從某種意義來說,對宗教活動場所的管理與宗教活動的管理不同之處,與此類似。”
 
“應當明確認識,‘宗教信仰自由’與‘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在邏輯上是屬于兩個范疇,不可混為一談的。前者絕對不可用行政命令手段進行干涉,否則便是侵犯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后者必須有法律上規定的具體條文以及行政上采取的具體措施,否則便不能保護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
 
“還應當明確認識,‘宗教活動’與‘利用宗教進行違法活動’也是屬于不同范疇的。……宗教活動是純屬宗教徒實現其宗教信仰自由權利的合法活動,屬于國家法制軌道的正常范圍,應受憲法、法律的保護。而‘利用宗教進行的違法活動’同利用其他方面的違法行為一樣必須依法受到訴究和制裁。兩者性質截然不同,絕不能因噎廢食、張冠李戴,混為一談”。“所以,對利用宗教進行違法犯罪活動,必須依法懲處,這是沒有疑義的,但不能把對違法活動的處理說成是‘國家加強對宗教活動的管理。’”【4】
   
趙樸初居士已經離我們而去了,但是,他的這段深刻和周延的論述,讀起來非常親切與感人,如果沒有對黨和國家的深切熱愛,沒有懷有一顆對國家對人民的赤誠之心,如何能這樣苦口婆心地宣傳黨和政府正確對待宗教信仰自由的一貫思想和政策。這種堅持真理,不為一時思想潮流所動,始終堅持正確的理論觀點不動搖的高尚品格,永遠値得我們學習。同時,也值得那些企圖以“國家強制性行政手段”【5】管理宗教活動的個人和組織的深思與反省。
 
三、對“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的科學界定
 
1990年,中共中央[1991]6號文件出臺前,在征求意見稿中有“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的字樣。在黨的關于宗教工作的文件中出現這一概念,在新中國宗教工作的歷史上是非同尋常的,因此,這一概念引起了趙樸初居士的極大關注。他為此傾注了大量精力,對這個文件反復進行推敲、修改,前后向中央提交了六次建議稿,提出中肯的修改、補充的意見和建議。趙樸初居士認為:在宗教工作中,宗教、宗教活動和宗教事務的概念,從實質上說雖然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對于不熟悉宗教工作的人來說,因其概念比較接近,一般干部和群眾容易混淆。因此,文件如果不對“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的概念加以嚴格科學界定,在實際操作中。極其容易與“對宗教進行管理”與“對宗教活動進行管理”的概念相混淆,會對黨的宗教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造成不良影響和損失,影響黨的統一戰戰線的鞏固與發展。為了避免這一情況的發生,趙樸初居士在征求意見稿中向中央建議,應當將“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的概念加以嚴密和嚴格的科學界定,并向中央提供了科學界定的文字表述。這一建議被中央文件所采納,并寫入了文件之中。
 
中共中央發〔1991〕6號文件“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的概念進行科學界定的完整表述是:“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是指政府對有關宗教的法律、法規和政策的貫徹實施進行行政管理和監督。” 【6】
 
上述界定非常嚴密與科學,在新中國宗教工作的歷史上是個突破和創舉,對宗教事務管理的內容和范圍第一次從理論和政策思想上明確起來,對于團結和調動宗教界億萬信眾的積極因素,共同致力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極其偉大的意義。
 
趙樸初居士對于中發[1991]6號文件“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的科學界定比較滿意。可是,由于中央文件發行范圍有限,加之對文件上述概念的界定宣傳不夠,所以,這一科學界定為多數人所不知。因此,在許多領導人有關宗教工作的講話和文章中,只引用“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這句口號式話,而很少詳細引用對它的界定內容,致使許多人只知道“管理”的口號,不知道界定的內容。如果只按照口號的字面理解,很容易使人產生與“國家管理宗教事務”和“國家管理宗教活動”的概念相混淆的現象。事實上,在有些基層單位,出現了以“依法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理”為名,行嚴重干預宗教內部事務之實,加強對宗教信徒、宗教活動和宗教群體進行行政管制的現象比較多見。這此作法,誤解了中央文件的總體精神,與中央的要求大相徑庭。這是趙樸初居士十分擔心的。1993年底,面對廣大干部和群眾對中央[1991]6號文件的科學界定沒有引起有關人員足夠重視的情況,趙樸初居士指示我遵照中共中央[1991]6號文件精神寫一篇理論文章,對“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的科學界定進行闡述,以期廣泛宣傳。在趙樸初居士的關照下,我寫了《“依法對宗教事務管理”之我見》一文。文章寫好后,趙樸初居士進行了審閱和修改,發表在上海社科院主辦的《當代宗教研究》1994年第2期上,后來在1994年《研究動態》第4期上轉載。1995年,遵照趙樸初居士的要求,我又將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編入1997年出版的《宗教政策法律知識答問》一書第六章中的第135條、136條和137條,分別是“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的內容和對象”、“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的任務和范圍”、“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與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關系等。(2005年增訂本見注釋【7】)2000年,我又將整篇文章收入華文出版社出版的拙作《宗教政策知行錄》一書,使中央文件對“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的科學界定,在一定范圍內得到較大的宣傳。記得1995年,時任中國佛教協會副秘書長的游驤同志,就學習中發[1991]6號文件寫了一篇體會文章,遵照趙樸初居士關于積極宣傳“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的科學界定的要求,重點論述了文件“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科學的界定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在學術界有一定的影響。
 
四、對科學界定的理解與認識
 
中共中央[1991]6號文件,關于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的科學界定是:“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是指政府對有關宗教的法律、法規和政策的貫徹實施進行行政管理和監督。”【8】 這一界定之所以說是科學的,主要是符合宗教事務部門的職能范圍,符合自從“文革”以后中央有關宗教信仰自由方面的一貫法律、政策思想,有利于宗教政策的貫徹落實。這一管理思想和政策界限能否得到尊重和執行,直接關系到宗教界合法權益能否得到保障的問題。意義不可小視。
 
中央文件明確界定對“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的范圍與權限,與其科學涵義如下:
 
1.“政府對有關宗教的法律、法規和政策的貫徹實施進行行政管理和監督”的科學界定,徹底排除了政府對宗教、對宗教活動、對宗教組織(包括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宗教院校等,下同)內部事務進行管制、控制和操縱的可能,消除了國際社會和宗教界人士對政府管理宗教事務的誤解。這是中共中央[1991]6號文件在宗教方面重大政策性提法上做出的杰出貢獻。與過去曾經出現過的“國家對宗教進行管理”或者“國家加強對宗教活動的管理”等不確切的提法有原則上的區別。
 
2. “政府對有關宗教的法律、法規和政策的貫徹實施進行行政管理和監督”的科學界定,將管理定位在法律、法規和政策的貫徹實施方面,明確了管理的目的是“保護合法,制止非法、抵制滲透、打擊犯罪”的宗旨。
 
2018年2月1日開始實施的《宗教事務條例》第六條第二款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依法對涉及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務進行行政管理,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關部門在各自職責范圍內依法負責有關的行政管理工作。
 
宗教事務的概念比較廣泛,有人曾經將其定義為:宗教事務是指宗教與社會發生的一切公共事務,統稱為宗教事務。《條例》對宗教事務界定為宗教“涉及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范圍,這就排除了管理宗教內部事務的可能性。不管宗教事務本身的外延有多寬、有多廣,也不管宗教事務包含了多么復雜的內容,從“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的科學界定而論,其管理的任務、范圍和權限,僅僅限定在“政府對有關宗教的法律、法規和政策的貫徹實施進行管理和監督”上面。這是中共中央、國務院確定的宗教事務管理的權限與范圍,不是那一個組織和個人的意見和意志,所以任何人在這個問題上,既不能隨意擴大,也不能隨意縮小,更不能隨意更改。體現了黨中央、國務院關于建設有效政府、有限政府和依法執政、科學執政的理念。那種認為: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就是宗教事務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有多寬、有多廣,管理的范圍就有多寬、有多廣。也就是說,宗教事務管理的范圍,是包攬和窮盡宗教事務的一切方面,這種認識,與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的科學界定格格不入,是不符合中央【1991】文件精神的。如此認識與作法,實際上重蹈了“國家加強對宗教進行管理”或者“國家對宗教活動進行管理”的覆轍。
 
前幾年,有人曾經在劃定宗教事務管理范圍時,說了這樣一段話,他說,對于人們頭腦中的宗教思想信仰,不是宗教事務管理的范圍;宗教界人士的違法犯罪活動,也不是宗教事務管理的范圍,除此之外宗教事務的一切方面,都屬于宗教事務管理范圍。顯然這一提法是一個萬能政府的大膽設計,古今中外,好像沒有哪一個政府能夠實現這個設計。與中共中央[1991]6號文件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的科學界定背道而馳。也不符合中央關于建設有效政府、有限政府和依法執政、科學執政的理念。這一提法,極大擴張了政府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的范圍與權限,并且是單向、單一的行政行為,沒有法律與政策依據,是不可取的。
 
也曾有人撰文指出,宗教事務也是社會事務,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是加強對社會事務管理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宗教事務也必須列入被管理之列。把宗教事務貶低為一般的社會事務,然后提出行政強制性管理的概念,顯然與中央專門設立宗教事務部門的原意不符,如果宗教事務屬于一般的社會事務,那么只要有其他社會管理部門和使用一般社會管理手段就可以了,沒有必要專門設立宗教事務部門。我們認為,宗教事務雖然屬于社會事務范疇,但是,它不是一般的社會事務,而是特殊的社會事務,當然不能用國家強制性手段管理一般社會事務的方法來管理宗教事務,更不能借宗教事務也是一般的社會事務為名,達到隨意擴展宗教事務管理權限與管理范圍的目的。
 
前文已經說過,政府宗教事務部門,是政府機關中對宗教界具有統戰工作性質與職能的、對宗教界人士以保護、團結和服務為主要內容的行政機關,從名稱上來分析,管理并不是它的強項和專項,也不是它的唯一職能,保護、團結和服務應當是它的主要職能。中央文件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的科學界定,就是這一精神的充分體現。所以,離開了中央文件的科學界定來談對宗教事務的管理,勢必會偏離中央關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正確方向。
 
如果堅持“宗教事務的范圍有多大,政府宗教事務部門管理的范圍就多大”,也就是說,“宗教事務的范圍,就是政府宗教事務部門管理工作和管理活動的范圍”的觀點,就完全失去了中共中央[1991]6號文件對這一概念進行科學界定的深遠意義。
 
3、“政府對有關宗教的法律、法規和政策的貫徹實施進行行政管理和監督”,這是中央確定的“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的法定范圍。實踐證明,在有關宗教的法律、法規和政策的貫徹實施過程中,不僅涉及到政府宗教事務部門與宗教界這一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之間的行政關系,而且還涉及到社會上的其他公民、法人和社會組織(包括其他政府部門)與宗教界平等主體之間的橫向民事、社會、經濟、商務等各種關系。也就是說,影響有關宗教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正確貫徹實施的,大致有三個方面的情況:第一、社會上其他公民、法人和社會組織(包括其他政府部門)違反有關宗教的法律、法規和政策,侵犯宗教界的合法權益造成不良后果的行為,屬于政府進行行政管理和監督之列,例如出版部門出版攻擊和褻瀆宗教的出版物、園林部門包圍佛教寺院,向宗教信仰者高額收取門票牟取利益,人民法院對涉及宗教的民事、刑事糾紛枉法裁判等,即屬此列;第二、各級政府宗教事務部門自身,不能正確地貫徹執行有關宗教的法律、法規和政策,不能依法行政,甚至玩忽職守、以權謀私、包辦代替、以政代教等錯誤行為,損害了人民政府形象的行為,政府宗教事務部門本身,要對其不法行為進行行政管理和監督,宗教界也要對其進行監督;第三、宗教組織、宗教教職人員和廣大信教群眾,違反有關宗教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影響社會秩序,危害社會治安,刑事犯罪的行為,政府宗教事務部門要進行行政管理和監督。面對如此縱向和橫向的多重關系,“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的涵義就形成了一個內容豐富、多層次和多向度的格局。
 
4、政府“對有關宗教的法律、法規和政策的貫徹實施進行行政管理和監督”,政府宗教事務部門所面對的,不僅僅是對宗教組織涉及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對其是否違反有關宗教的法律、法規和政策進行行政管理和監督;而且還要面對公民、法人及其他社會組織是否違反有關宗教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是否侵犯宗教界合法權益而對宗教組織進行保護;同時,也要面對宗教事務部門工作人員自身及其相應的下級機關是否依法行政、是否違反有關宗教的法律、法規和政策進行自我管理和監督。因此,政府宗教事務部門在對宗教界和社會各界是否違反有關宗教的法律、法規和政策進行行政管理的同時,也要實行嚴格自律的方針,做到依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力,履行職責,接受監督,對行政過錯要依法追究行政責任。做到依法執政、科學執政,采取自我監督與群眾監督相結合。即,政府宗教事務部門在自查自糾的同時,還要自覺接受來自宗教團體、信教群眾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社會組織的監督。可見,這種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的管理活動,其客體不單是宗教、不是單宗教活動、也不是宗教組織,而是對“有關宗教的法律、法規和政策的貫徹實施”進行全面、全方位的管理和監督。從方法與形式上來說,是有序、多元和多向度的,這一政策導向,為宗教事務管理逐步走向民主化與法治化奠定了科學基礎,并且在2018年2月1日開始實施的《宗教事務條例》中得到了體現。
 
《宗教事務條例》第六十一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在宗教事務管理工作中濫用職權、玩忽職守、徇私舞弊,應當給予處分的,依法給予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六十二條:“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或者干擾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宗教活動場所正常的宗教活動的,由宗教事務部門責令改正;有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
 
侵犯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宗教活動場所和信教公民合法權益的,依法承擔民事責任;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七十五條規定:“對宗教事務部門的行政行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對行政復議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訴訟。”(中國政府網[2017-09-07])
 
《宗教事務條例》上述規定,既對國家工作人員在宗教事務管理中的各種不法行為加以規范;又對一切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侵犯宗教組織合法權益的行為予以禁止,而且明確授權宗教團體對政府宗教事務部門的行政行為不服的進行行政復議或者行政訴訟,對政府宗教事務部門的行政行為進行監督。體現了中共中央[1991]6號文件對“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科學界定的正確性,體現了黨對宗教工作的一貫政策思想。
 
五、“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目的和任務
 
中共中央[1991]6號文件在對“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的科學界定后,緊接著明確指出了依法管理宗教事務的根本任務和基本職能是“依法保護宗教團體和寺觀教堂的合法權益,保護宗教教職人員履行正常的教務活動,保護信教群眾正常的宗教活動,防止和制止不法分子利用宗教和宗教活動制造混亂、違法犯罪,抵制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宗教進行滲透。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是為了使宗教活動納入法律、法規和政策的范圍,不是去干預正常的宗教活動和宗教團體的內部事務。” 【11】這就是“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所要達到的、著名的“三個保護”(保護宗教團體、寺觀教堂、宗教人員合法權益)、“兩項制止”(防止非法、制止犯罪“一個抵制”(抵制滲透)的基本任務。中共中央、國務院領導為了讓大家進一步明確“依法管理宗教事務”的范圍和宗旨,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強調指出:“這種管理是為了使宗教活動納入憲法、法律、法規和政策的范圍,而不是干擾正常的宗教活動和宗教團體的內部事務。相反,黨和政府應當支持和幫助愛國宗教團體按照自身的特點和規章自主地開展活動,充分發揮它們的作用和積極性。”【12】
 
寫到這里,我們應該明確了宗教事務管理的整體內容和概貌,這個管理概念是有豐富內容和特定指向的,是融管理、保護、防止、制止、團結、服務的綜合體,不是有人理解的政府宗教事務部門對宗教組織單項的、單純的和強制性的管理。
 
我曾經在1995年《“依法對宗教進行管理”之我見》一文的結尾寫了這樣一段話,現抄錄如下:
 
中共中央[1991]6號文件對“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的概念有其嚴格的科學的界定,其涵義和基本精神與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一致的。正如黨的最高領導人指出的:“尊重和保護宗教信仰自由,是黨和政府對待宗教問題的一項長期的基本政策,這是不會改變的。”【13】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這是為了更好地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決不意味著干預宗教團體自身的活動,更不是宗教政策收緊了。我們一貫主張在宗教工作中要充分發揮宗教團體和宗教界人士的積極作用,支持你們按照我國國情和各教的特點,獨立自主地辦好教務。”【14】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要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用法律規范政府管理宗教事務的行為,用法律調節涉及宗教的各種社會關系。要保護廣大信教群眾合法權益,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教育引導廣大信教群眾正確認識和處理國法和教規的關系,提高法治觀念。”【15】黨中央最高領導同志的這些精辟論述,是對“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之涵義作的全面、科學和權威的解釋,是我們正確理解和貫徹執行“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的指導方針。我們建議:在實際工作或宣傳中,為了避免對這一提法產生誤解與歧義,在使用“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的提法時,最好全文引用中共中央[1991]6號文件中的完整表述和科學界定:“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是指政府對有關宗教的法律、法規和政策的貫徹實施進行行政管理和監督”,而不宜只引用前半句。對中央已經確定的提法必須慎重對待。任何個人或者組織,最好不要根據自己或者本部門的利益取其所需,隨意修改中共中央[1991]6號文件關于“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的確切提法和科學界定,避免造成曲解其正確涵義的弊端,給宗教工作和宗教事業造成不應有的損失。
以上文字,本次引用時略加改動,暫且也充作本篇文章的結尾罷。
 
但愿中共中央[1991]6號文件“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的科學界定,能為更多的人士所理解,黨中央、國務院的政策思想能真正得到穩定性和連續性的貫徹,熱切祈盼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的工作在中央文件科學界定的指引下,真正納入科學的軌道,從而使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與憲法確定的我國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權利的原則能夠得到真正體現。
 
上以文字,作為我學習偉大的愛國者、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杰出的宗教領袖趙樸初居士關于宗教事務理論的一點體會,寫出來呈給讀者們分享,希望得到專家們的指正與指教。
 
(2018年7月28日完稿于廈門,2019年7月25日修改于北京)
 
注釋:
【1】【2】《趙樸初同志生平》,《人民日報》2000年5月31日。
【3】【5】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一版,第369頁。
【4】中共中央黨校《理論動態》1981年第一期。
【6】【8】【11】《新時期宗教工作文獻選編》,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216頁。
【7】《宗教法律政策知識答問》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增訂版2005年12月第一次印刷本第135、136、137問,見第202——204頁,第142、143、144問,見第212——214頁。
【9】【10】中國政府網[2017-09-07]
【12】《新時期宗教工作文獻選編》,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第1版,第194頁)
【13】《人民日報》1992年1月29日。
【14】(《人民日報》1991年1月31日。
【15】2016年04月24日人民網-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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