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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飾、畫像到經文: 《長安十二時辰》中的景教離真實多遠?
發布時間: 2019/8/8日    【字體:
作者:澎湃新聞
關鍵詞:  服飾、畫像 經文 《長安十二時辰》 景教  
 
 
《長安十二時辰》是最近熱播的一部電視劇。觀眾非常欣賞這部劇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當年城市布局、服裝飾品、禮節言語等細節的精心把握。很多人都贊嘆道具組還原了一個天寶三載(744年)的長安城,讓我們再一次領受到古都氣象和大唐衣冠。
 
作為一名歷史愛好者,我也在追這部劇。令我驚訝的是,劇中出現了并不廣為人知的景教僧的身影,而且戲份很多。景教是最早入華的基督教派,有據可查的記錄是唐建中二年(781年)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上寫的“貞觀九祀,至于長安”,即635年。他們屬于自成一系的東方教會,組織上以波斯帝國首都塞琉西亞-泰西封為中心,禮儀語言使用敘利亞語(Syriac),使徒統緒上溯至十二門徒之一多馬(Thomas the Apostle),神學立場上既有別于卡爾西頓派(后世的天主教、東正教、新教),也有別于一性論派(東方正教)。
 
從635年到劇中故事發生的744年,景教在唐帝國已經發展了一百多年,在歷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記。電視劇對這一教派的刻畫濃墨重彩,可圈可點。第四集一開頭,就出現了一位景教僧,法袍背后印的十字架明顯采用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首的圖案,即多馬十字架。多馬十字架每一臂端有三個骨朵狀凸起,一說象征十字架能使人出死入生,有如生命樹之萌芽。第二十集中,景教僧頸掛的十字架是“馬耳他十字”形狀,下有蓮花。這與末代皇帝溥儀的老師莊士敦1919年在房山十字寺遺址發現的元代景教石刻如出一轍,我們可以在漢學家庫壽齡(Samuel Couling)所編《新中國評論》 (The New China Review)第一卷中看到莊士敦(化名Christopher Irving)拍攝的照片,石刻的復制品今藏首都博物館。這些細節還原可謂難能可貴。
 
在第二十和二十一集中,景教僧大規模出鏡,其中包括著名的景教領袖伊斯(Yazdbozid)。根據景教碑記載,他后來跟隨郭子儀平定安史之亂,出任“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但是在這兩集,對景教僧和景教寺的刻畫準確度開始降低了。
 
先講一下宗教服飾。景教教士的傳統是穿前面無開口對襟的長袍(sudra),可以套頭穿,效法耶穌當年所穿之無縫衣(參見《約翰福音》19:23)。執事和司鐸身著白色長袍,正如景教碑的描述“白衣景士,今見其人”。但劇中伊斯卻身穿帶兜帽的黑色圣衣(scapular),這更像是十一世紀末創立的天主教熙篤會(Cistercian)制服。而其他景教僧身穿棕色圣衣,外披白色長罩衣(mantle or cape),更像是十二世紀末創立的天主教迦密會(Camelite)制服。
 
再講一下宗教手勢。劇中的景教僧無論彼此問安、迎客還是表達情緒,都喜歡在胸前劃大十字。而劃大十字的樣子又不統一,有希臘式上下右左,也有拉丁式上下左右。手指的姿勢有捏住拇指食指中指的,有伸出食指中指的,也有右手張開的。但實際上,我們現在經常見到的在胸前劃大十字的手勢,當年還不存在。雖然早在三世紀初,拉丁教父德爾圖良就在《論士兵冠冕》 (De Corona Militis)中描述過基督徒有劃十字的傳統,但都是劃小十字于額頭。四世紀中期,耶路撒冷的西里爾也有同樣劃小十字的記載。直到八世紀上半葉,大馬士革的約翰還在強調基督徒以劃小十字于額頭為圣禮,有如以色列當年的割禮之約。
 
在胸前劃大十字的做法,是九世紀才開始流行起來的。起先是東部說希臘語的卡爾西頓派以前額-胸口-右肩-左肩的順序劃大十字,劃的時候把拇指食指中指捏到一起,表示上帝三位一體,無名指小指內攏,表示基督神人二性。據說,他們是以這種姿勢將自己與一性論派區別開來。隨后,西部說拉丁語的基督徒也學樣開始劃大十字。但是他們后來受到了本篤會(Benedictines)影響,把右手張開代表基督五傷,劃十字的順序是前額-胸口-左肩-右肩。及至十二世紀教宗英諾森三世之時,十字橫向手勢的順序尚未固定下來。最后確定從左到右已經是中世紀末期的事了。而在東部教會,用幾個手指劃十字也經過了廣泛討論。比如,十二世紀大馬士革的彼得認為,應以兩指代表神人二性。直到十七世紀的《正教認信》 (Confessio orthodoxa)才規定了須用三指。隨后莫斯科的尼康(Patriarch Nikon of Moscow)進行改革,用三指取代了兩指,還引起了舊禮儀派的強烈抗議。
 
至于東方教會本身,劃十字(rsham)是宗教禮儀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在主日崇拜(Qurbana)禮儀中,主教要在圣餐的餅和杯上劃十字,為會眾賜福的時候也要劃十字。東方教會對劃十字極為看重,超過其他宗派。后來東方教會牧首阿布迪朔(Mar Abdisho)在教義大全《珍珠之書》 (marganitha)中將其明確列為第七件圣事(raza)。但正如上文所說,八世紀中期,東方教會還沒有在自己胸前劃大十字的習慣。他們采用希臘式劃大十字是更晚近的事。因此,劇中不分場合不分對象地花樣劃十字,反映出的不是唐朝天寶年間景教的傳統,而是后世各種宗派傳統的混搭。
 
東方教會的這些背景知識比較專業和具體,電視劇中雖然張冠李戴也不足為怪。但道具組對景教寺內部畫像的選擇就有些欠考慮了。在第二十集中,張小敬和檀棋造訪景教寺,伊斯前來迎接他們。三人所站之處設立著一幅巨大的畫像《猶大之吻》,上面有非常漂亮的金色鑲嵌畫。然而,這一金色鑲嵌畫圣像的原籍并不是波斯,而是意大利威尼斯的圣馬可大教堂(St Mark's Basilica)。它是第一穹頂和中央穹頂之間拱壁上五幅畫中的第一幅。圣馬可大教堂采用了拜占庭風格的建筑和繪畫風格,但使用的文字仍然是拉丁語。比如畫中一人手持板子上寫的crucifigatur(釘他十字架)。圣馬可大教堂內部繪畫是十二至十三世紀完成的,遠遠晚于唐代景教。而且景教的禮儀語言是敘利亞語,不會出現拉丁語旁白。這個是明顯的穿幫。
 
接下去,伊斯帶張小敬和檀棋繼續向寺內走。這時又出現了一幅壁畫,中間是相貌堂堂的一位君王,左右幾位臣仆一字排開。這幅畫實際上是來自意大利拉文納圣維塔教堂(Basilica of San Vitale)的《查士丁尼皇帝及扈從》,站在查士丁尼一世左手邊的是拉文那主教馬克西米阿努斯(Maximianus of Ravenna)。這幅畫完成于547年,似乎在年代上沒有問題,但問題出在人物身上。景教在宗派上屬于東方教會,其總部在波斯;在景教寺中不可能出現卡爾西頓派神職人員的畫像,也不可能出現拜占庭皇帝的畫像,尤其不可能出現查士丁尼。這是因為,查士丁尼的皇后提奧多拉的神學立場屬于一性論,是東方教會的對立面。受其影響,查士丁尼一直致力于使一性論派與卡爾西頓派和解,甚至于553年召開第二次卡爾西頓公會議,強使參會主教們通過“三章譴責”,即譴責摩普綏提亞的提奧多若(Theodore of Mopsuestia)其人及著作、居羅斯的提奧多雷(Theodoret of Cyrrhus)的某些著作,以及埃德薩的伊巴斯(Ibas of Edessa)至波斯哈爾達西主教馬里(Maris, Bishop of Hardashir)的信件。被譴責的這三位都是一性論派的眼中釘,其中前兩位是東方教會所尊崇的圣師。景教寺中若是有查士丁尼的畫像,無異于“認賊作父”。
 
那么景教寺應當懸掛誰的畫像呢?其實景教碑中已經提到,唐太宗“旋令有司,將帝寫真,轉摸寺壁”,唐玄宗“天寶初,令大將軍高力士送五圣寫真寺內安置”。所以,與其懸掛羅馬皇帝的畫像,還不如懸掛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唐中宗、唐睿宗的畫像。
另外一個出現時代誤植的場景,是伊斯用計將張小敬和檀棋關入景教寺的“告解室”中。告解室(confessional)是天主教十六世紀反宗教改革的年代才設立的。那時,新教思想家高舉“信徒皆祭司”的旗幟,反對向神父告解,呼吁會眾直接向基督禱告。而天主教針鋒相對,不僅大規模鼓勵信徒告解以獲赦罪和靈性提升,且增強了告解本身的儀式性和私密性,因此才在教堂之中安裝了獨立的小隔間以供告解之用。而中文的“告解”一詞,也是天主教耶穌會士十六世紀來華之后的譯名。因此,八世紀的景教寺中出現“告解室”,是斷無可能的。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東方教會的信徒不需要告解、悔罪、赦罪(confession, penance, absolution)的禮儀。實際上,悔罪在東方教會的宗教生活中非常重要,屬于七圣事之一,而且也有很長的傳統。三世紀的《十二使徒遺論》( Didascalia)是東方教會早期重要的規章,其中便指明信徒應當悔罪。四世紀的“波斯圣哲”亞弗拉哈(Aphrahat)在《論述集》 (tahwitha)中基于《十二使徒遺論》說信徒悔罪有如病人求醫。而幾乎同一時代,東方教會最著名的詩人、神學家以法蓮(Mar Ephrem)也以《駁異端之詠》等詩歌講悔罪之功效。及至六世紀末,悔罪禮儀(takhsa d’khusaya)基本確定下來,公開和私下的悔罪都有了明確的規范。七世紀中期,東方教會牧首耶朔亞布三世(Ishoʿyahb III)編訂了禮儀手冊,基本一直沿用至今。因此,在八世紀長安的景教寺中,悔罪的禮儀肯定是有的,但是針對信徒而不是非信徒,尤其不會是在“告解室”里。電視劇中出現了“告解室”,我們只能將其理解成劇情需要,而不是歷史情境。
劇中景教寺的柱子上,寫著“無元”“無言”“無道”的字樣。這說明劇本作者下了功夫閱讀漢語景教文獻,這一點非常值得肯定。這三個詞出于敦煌文書和洛陽經幢《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無元無言,無道無緣,妙有非有,湛寂常然”,而景教碑“總玄樞而造化,妙眾圣以元尊者,其唯我三一妙身無元真主阿羅訶歟”,“設三一凈風無言之新教,陶良用于正信”也有同樣的語詞。雖然這些經書在744年還沒有成文,但是我們可以猜測,某些關鍵詞的出現或許會早于經書本身,因此可以不算電視劇的“硬傷”。然而,在第二十一集中,伊斯在悼亡之時大段引用了《志玄安樂經》,就有點不太對了。《志玄安樂經》出自伊斯的兒子景凈(Adam)的筆下。781年,正是應父親伊斯的要求,景凈立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按照英國學者寧梵夫(Max Deeg)的觀點,《志玄安樂經》的作者就是景凈本人。經文的文本使用了極為佛教化的語言,并時有道教語詞,這與《貞元新定釋教目錄》記載景凈和佛教僧交往甚密,和般若法師共同翻譯胡本《六波羅蜜經》正可以兩相印證。臺灣學者吳昶興則認為,《尊經》的譯經列表中有《志玄安樂經》,它雖然不一定全是景凈翻譯的,但景凈至少參與了翻譯過程。所以,無論景凈是作者還是譯者,他活躍的年代是781年左右。在劇中的744年,伊斯被描述為一位年輕教士,那么景凈可能還很年幼,《志玄安樂經》尚未面世。
 
在劇中,伊斯對張小敬和檀棋嘆了一句:“知我寺者仍甚少。”實際上,直到一千兩百多年后的今天,了解東方教會的人仍然甚少。這一古老而苦難的宗派歷經兩千多年,在本土受到卡爾西頓派、一性論派的打壓,又被伊斯蘭的興起壓縮了生存空間。在中國,先是845年唐武宗“會昌滅法”株連到了景教在內的“三夷教”,然后878年黃巢屠廣州城,滅盡了城中的景教徒。蒙元時期的汪古部、克烈部、乃蠻部等信奉景教,但最終還是被薩滿信仰、藏傳佛教和伊斯蘭化大潮所吞沒。一戰之時,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境內的敘利亞語東方教會遭遇了宗教/種族清洗,人口損失大半,連東方教會牧首西門十九世·便雅憫(Shimun XIX Benjamin)也被庫爾德極端分子殺害。在巴黎和會上,列強對敘利亞語族群的獨立建國請求漠然無視。1933年,伊拉克政府軍又在希米勒(Simele)地區對東方教會基督徒大肆屠滅。即使是當代,就在五年之前,伊斯蘭國恐怖分子還要將伊拉克一帶的東方教會連根拔起。東方教會眼下的會眾人數只有三十多萬,而且很多流散到了北美和歐洲等地。能夠說敘利亞語的人也越來越少,作為活語言的敘利亞語有漸趨消亡的危險。現在,除了專業的宗教學者,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在東正教、天主教、新教這三大門派之外,還有一個東方教會,而且這個教會曾經在中國長期生活,用多種語言留下了重要文獻。因此,《長安十二時辰》電視劇起到了非常可貴的科普作用,將尚顯陌生的東方教會和敘利亞語群體帶入了國人的視野;雖然它在宗教形象刻畫的準確度上白璧微瑕,但無傷大雅,仍然可以說是功德無量。
 
轉自鳳凰網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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